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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风波到虎林 ——支边回忆录之一 1969年3月8日，当时为了响应毛主席对大、中学生提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我积极加入到支援边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行列之中。就在那天要远行的早上，临时上车的闸口站送我们专列的两边，整齐地站立着长长两行军人，他们就像护送将出征前线的战士那样神圣威严。我们这些从杭州市各中学汇集的66届、67届、68届的初、高中学生（后来被人们称为“老三届”），个个穿着国家发放的军绿色棉衣棉裤，有的披上了棉大衣，还戴上了棉帽，即将乘坐此趟专列奔赴黑龙江支边。这满车站一片的军绿色，其中也包括那些为我们守护的真军人，从远远看去，简值就像是一支没佩戴军领章帽微的，整装待发的新兵部队一样。 大约在九点钟左右，列车启动的汽笛声响了，车站上顿时爆发出一阵阵的哭声，这时，老天好像也为之离别的情景落下了毛毛细雨。我没哭，只是靠在车窗默默地望着站立在人群中早已泪流满面的母亲和携扶着她的表姐（后来表姐也在我的影响下去到了黑龙江嘉荫兵团）。 我们这一列车有1000余名学生，也是杭城第三批赴黑龙江支边的知青，去的地方是北大荒的虎林县，著名的“珍宝岛”战役就在那里发生。虎林离杭州足有4000多公里之远，可这一路上使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只要我们的专列一到某个大城市，就会看到车站上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的，还有大批人员出来以示迎送，场面十分隆重与激情。记得我们的列车到达沈阳车站时，是一批学生出来欢送我们的，在列车将要启动离开时，他们还热情地给我们留下了通信地址呢。 也许是太年轻了（当年还不到18周岁），也可能是长时间坐车的无聊，在列车上“文革”时期的派别斗争再一次暴露了出来。当列车一过南京，车厢里就发生了我们“一司”和“三司”两派人员的唇枪舌剑，渐渐地最终发展到动起了手脚。这下可苦坏了那几位代表杭州市政府来全程护送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为了安抚双方忙得跑前跑后，劝说讨好的，最后他总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平息了这场难于预料后果的年轻人的争斗。 南方的三月，早已不那么寒冷了。而专列越往北开，过了长江，再越过黄河，特别是一出山海关，那大地一片荒无人烟，四周到处白雪皑皑，冷风呼呼猛吹，可谓天寒地冻的，真让我们这些从小在城市长大的人开了眼。专列大约行驶了5、6天后的一个早上，按正常时间停靠在离虎林县城不到400公里的牡丹江市。这时，一批知青不知从那里得到的消息说是自己被分配在离县城还不到的三线农村，他们就再一次掀起了一场知青与工作人员负责人老洪之间的更大矛盾。他们开始只是对着老洪愤怒的责问，后来干脆把他关进一节车厢内，将前后门窗紧锁，就不分轻重地向他动起了拳脚。可怜的老洪勤奋幸劳地为党工作了快大半辈子，到头来竟被这些乳臭未干的毛小子们打得至今还留下了头痛的后遗症。如果当时没有铁路工人勇敢地打破车窗玻璃冲进去救下老洪，也许他现在早已去到马克思那里做客了。 也就因为这个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在牡丹江站有几百名知青纷纷下车走出了车站，流入到这个当年侦察英雄杨志荣装扮土匪到过的“五合楼”所在地的这座城市。一时间，不大的一个牡丹江市内的大街上、商场内到处可见到三五成群穿着军绿大衣的年轻人。此事很快惊动了浙江和黑龙江两省的有关领导，他们迅速指令牡丹江市的地方部门组织大批人员，还动用了当地的驻军，派出多辆大客车，来回在市内寻找知青以防不测。他们先把我们接到市府招待所，管吃管住的，并加以耐心的劝说解释，等到有思想通了的，就是有一个即送走一个。这样整整化了有三天的时间，总算把下了车的这些知青，安全无损地送出了牡丹江市。 我因被分在二线的新乐公社，虽比上不足，但比下还是有余的。当时因好奇也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下了车，我们也只是在招待所过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主动带头上了列车去到了虎林。再说老洪又是我的邻居，他的打虽在我知道时已发生了，但在一列车上发生这样的事确实让我内心不安，如我再拖着不走，这与情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当我们到了虎林，当地政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事后用车把我们送到了离县城20公里远的新乐公社新民大队。 早年，虎林县与铁道兵农垦局、饶河县及密山、宝清县的一部分合并为虎饶县，归属合江地区（佳木斯）领导，后来，紧依乌苏里江边境的两县分开各自独立设县，均属牡丹江市专区，也曾一度划归鸡西市。“虎林”得名于横穿境内的七虎林河，是满语的译音，意思是“沙鸥云集之所”，虎林因此得名。
2002年3月23日初稿 2014年4月6日定稿 2018年8月修改
《虎林知青史》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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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9-25 19:23:45
楼主
发表于 2022-9-26 14:46: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