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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老知青吕自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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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6-21 08:59: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日,在杭州湖畔乐茶室,我们采访了一位曾经的知青,叫吕自训(下称“吕”),请他谈谈下乡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的经历。

作者与吕_副本.jpg
                            (作者与吕自训·右)

       吕说:“一九六九年初,我下放到杭州城郊的一个公社,当时叫红卫公社红向阳大队(今杨家村社区)第二生产队落户。”听了,有点奇怪,因为当时中学生毕业后,去向大多是黑龙江兵团或者本省农村插队,在郊区乡下者不多,便问:“那时中学生毕业后大多分配到边疆兵团或者本省农村插队,你怎么会落户到杭州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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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6-21 09:00:43 | 显示全部楼层
离校
       一九六六年上学期,文革的“大鸣大放、大串联、大字报”已经开始,学校里早就不读书了,我只是一名初三学生,浑浑沌沌,对于参加红卫兵的“打砸抢”没有兴趣,大家在学校里溜达,忽然,发现到校的同学少了。一打听,才知道,他们大多到 铁路 上工作去了。因为我们就读的是杭州铁路中学,学生全是铁路员工子女。
       那时有个政策,父母在铁路局做事,如果双亲退休或病退,允许子女“顶职”。
       听说了,我心想,父亲是铁路上的老员工,身体不太好,长期在家养病,如果我能去接班就好了,反正学校不读书,整天“闹革命”,不如退学去铁路做工?
       父母听了,也非常赞成。于是 ,我就退学回家了。
       我家住在莫邪塘的铁路宿舍,父亲指点了一下,一个人跑到铁路局生活管理段报名,做了体检,全部合格,工种也定了,到铁路食堂当厨师。
       父亲是铁路局会计,虽说不是党员,只属于一般职员,但是在铁路上故旧亲朋多。上级规定,招工要进行“政审”,那时到铁路局工作不容易,“政审”比当兵还难。
       我在家里等候录取通知,未料,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上级又有文件下来,“停止一切顶替职务的招工通知”,这样一来,我成了社会青年,到铁路工作就无望了。
       到了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主席发出了“知青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指示。居民区闻风而动,上门动员上山下乡。我想了想,没有别的办法,就到家庭户口所在地的望江街道报名,成为六六年以来望江街道首批下乡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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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6-21 09:02:04 | 显示全部楼层
下乡
    次年(1969)一月二十五日,我被分配到靠近笕桥的一个生产队,叫红卫公社(今杨家村社区)俞张陆桥边的红向阳大队二队落户。初到时,我先住在一户社员家里,后来分出来住。生产队没有为知青造屋,因为二位女知青身体太弱,不适应农业劳动,回杭州去了,另二个男生在公社砖瓦厂做工,村里只剩下我一个,大队也就没给知青造屋。
    他们安排我搬到生产队的一间堆放草木灰、有灶头的房间里住,后来又搬过二次,一次在晒谷场旁的仓库,队长在这里分派农活,雨天开会“斗私批修”也在这里,评工分,或者有了什么大小事情,就在这里商议。仓库里没有椅子,大家七歪八倒就坐在稻桶上,水车或者谷堆上;另一次搬到鸭舍草棚里,与鸭子为伍,气味难闻不说,天不亮,就被叽叽嘎嘎生了蛋的鸭子叫醒,连睡个太平觉也不行,落得一身东痒西痒,很不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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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6-21 09:02:23 | 显示全部楼层
当记工员
    社员们说,你既然是“知识”青年,队里记工分、记账这些事,就派给你了。
    天晓得,从六六年到下乡前的六八年,漫长的近三年时间,大多在“游荡”,少数人参加文革,学业全部荒废,那里学过什么知识!既然大伙信任我,怎好推辞呢?
    好在石桥离家不远,急急忙忙回去,寻找早年的课本,父亲是会计,教了我一套左手打算盘、右手动笔记账的功夫。社员们见了,无不夸道,一个出色的记账员!
    其实,生产队记账这些事,说它简单不简单,说复杂也不复杂,每天到地头点人数,多少社员出工,几个男的,几个女的,多少正劳力,还有多少半劳力的中老年人......,晚上将他们一一登记在册。做到“记工勿误,核算正确,办事公道,‘繁重劳动’与‘双抢’加工分,按百分比升上去”,这个计算就有点繁琐了。
    譬如,正劳力出工一天有十个工分,双抢时上升为十二或十三分,女劳力六个工分,上升到七点二个工分,刚出来干活的小孩子也有四个工分,可以加到四点五或四点八个工分。
    一个小队有七、八十个社员,计算起来真有点焦头烂额。
    年终时,再根据社员出工次数、劳力强弱与集体的农田及副业收入,张榜公布,分配给社员。有时只为了一个工分没有轧平,三番五次,弄到半夜才息工。
    我是下放来的,不会袒护哪家,实是求事,公平分配,大伙对我的工作没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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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6-21 09:02:43 | 显示全部楼层
“做秧畈”
    红卫公社,地处杭州近郊,四季分明,气候温湿,鲜有自然灾害。由此,每年要种双季稻,加上一季小麦、油菜或络麻,一年到头,土地几乎没有什么空闲日子。
    让人记忆犹深的事,莫过于早春时的“做秧畈”了,所谓“秧畈”,也就是在春寒时节,先将田块做好,淌平,将孵芽的稻谷撒在秧畈田里,盖上塑料布,当时尚无大棚育秧,孵出秧苗。等到清明时节,再将秧苗洗掉泥,一把把的扎好挑出去,插在稻田里。
    这是一种季节性极强的农活,初次做秧畈,田里积着薄冰,必须赤脚下田,冰冷的水、刺骨的寒风,望而生畏。我见到别的社员利索地脱掉鞋子下水,我也硬着头皮,咬咬牙,下到冰水里。有个社员见了,说道:“你们城里人也能吃这个苦啊!”
    天晓得,苦水只有自己知道,薄冰片就像碎玻璃那么锋利,无论怎么小心翼翼,双脚还是被划出条条血痕,冻疮加伤痕,弄点红药水,一涂就算了,直到天亮了,还疼痛难忍,棉被与床单上沾满血迹。那年,我正好十八岁,身强力壮,我在想,只要能吃饱饭,就有力气,就能与社员一样干活。大家看在眼里,不久我就与“正劳力”(青壮劳力者)同样,干一天有十个工分了(刚来时,我与妇女劳力同等,只有六个半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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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6-21 09:03:25 | 显示全部楼层
挑氨水
    除了农家肥以外,还有化肥,也就是所说的“氨水”。只是装运氨水的汽车开到石桥,就卸下了。从石桥到俞张陆桥足有五、六里路之多,沿着田埂泥石小路,挑一百二十多斤氨水,不是一件轻松活。
    我与本地青壮劳力一样,挑一段,休息一会,左右换肩,一直坚持挑回村里。
    石桥离城区近,举头就能望见纺织机械厂、重型机械厂、轴承厂的工人,下班了,开开心心的骑着自行车回家,好生羡慕!心想,我的命为啥那么苦,一辈子就要这样落地生根了!
    其实,下乡的岁月也并非完全是苦日子,也有快乐的时候。记得第一年生产队年终分红,居然分到了一百二十元钱,我想买辆自行车,也与工人一样,骑车回家。
    可是自行车要一百六十多元,父亲听说了,贴了四十元。有了自行车,差不多每个月我都可以回家,在家里好好吃上一顿,补补身子。
    有时,积攒点钱,我就与小伙伴一起翻过俞张陆桥到笕桥镇上打个牙祭,买一盘猪头肉,叫半斤老酒,加一碗沃面,过过瘾。有个小伙伴,叫施银生,现在已成了老伙伴,谈起往事,莫不感叹万分。
    那几年,我被批准加入共青团,而且,年年被评为知青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出席过杭州市知青劳模大会。我在想,如果不离开农村,也许入党是十拿九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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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6-21 09:03:45 | 显示全部楼层
“招工”
    一九七二年,国家开始建造杭州——湖州间的铁路,路线刚好通过我所在的红向阳大队,杭湖铁路处准备征用大队的土地。同年八月份,在土地征用补偿条款中允许招几名社员进铁路局工作。全公社只有七个名额,我本来就是铁路员工子弟,有优先权。
    当然,我能上调的主因是,我在农村表现出色,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优秀团员,社员反响良好。与此同时,也隐约察觉到,初中毕业时,我想“抵”父亲的职到铁路局做事,却因“文革”被搁置。父亲只是一名铁路局会计,家庭出身应当是“职员”,说不上“五红类”,当然,也不会是“黑六类”,应该只是一名铁路普通员工子弟。但是我的家族背景与杭州铁路局有很深的渊源,几代人都在铁路上做事。
    作为一名初中生,所谓“政审”,也就是倒查三代人的血缘:我的爷爷吕湘芝是沪杭铁路局最早员工,毕业于清廷邮传部铁路管理传习所,也是杭枫铁路(杭州——枫泾)的创始人之一。自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起就担任铁路杭枫线(杭州——枫泾)的车长,还当过长安镇站、斜桥站、拱墅火车站的站长。
    父亲叫吕晓初,一九三六年考进浙赣铁路,参加过铁路上的抗日活动,解放初担任铁路防空参谋,一九五三年后成为列车段副段长、材料股长、总务股长、供应段总会计。虽说六三年五月开始才长病假。不过,我的几位叔伯和他们的几个儿子也在铁路上工作。
    五十年代初,铁路员工中拿最高工资者是火车驾驶员,达到九十九元/月之多;因为父亲是新中国铁路建设的有功之臣,他拿的是“保留工资”,可以有一百零一元/月收入,比最高工资者还要多出二元,这个数一直拿到他长病假时为止。
    想来,在当时政审“查三代”政策下,上述因素构成我作为一名初中生,想进入铁路局“顶”父职的困惑,也就不意外了。由此,我能自豪地说,我完全是凭着自己的努力才进入铁路局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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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6-21 09:05:01 | 显示全部楼层
在铁路做事
    一九七二年八月,我进入杭州铁路分局 水电段 工作,一做就是十年,直到一九八二年调到生活管理段为止。铁路上的规制与别的单位有点差别,杭州站归上海铁路局统管,称为上海铁路局杭州分局(下称“分局”),分局又管辖省内与铁路相关的机车与车站等,麾下部门称为“段”,诸如,列车段、工务段、机务段、车辆段、生管段、水电段,还有公安派出所、学校什么的,各司其事,相互之间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各段又分管省内下属车站相关部门,我在水电段下面一个部门“锅炉车间”做事。
    虽称锅炉车间,员工多达上百人,负责全省铁路上有关锅炉的业务,包括列车与车站生活用的大、小锅炉。全省火车大站都有锅炉房,我们车间不仅维修锅炉,还负责车站照明、客运列车供水和火车机车软水,以及车站的生活用水。我在锅炉工区,制造锅炉是本行,不仅修理,就是连车站烤火用炉也要自己制造。一入秋,加班加点,忙得不亦乐乎,必须按时完成交付给各 站段 制作或修理的锅炉,当然,只负责省内各火车站的锅炉。
    我的工种是锅炉维修,实话说了,此工种责任重,又脏又累,人要钻进炉胆里冲洗、清除水垢,粉尘与气味,憋得喘不过气。要是现在的话,只有贫困区来的民工才肯干这个活。不过,我是知青,什么苦没有吃过?在铁路上做事,而且是正式工,也就是拿到了“铁饭碗”,能不开心吗?让我最倾心的事莫过于出差了,因为全省火车或火车站的大小锅炉出了问题,就要去维修,锅炉用久了,炉胆会有水垢,需定期清除、维护。
    金华处于全省中心地带,又是机务中心,几乎每个月都要跑一趟金华站。如果遇到大型锅炉出了问题,影响到各站段、各部门相互间的运作,甚至还会给行车带来障碍,因此,各工种师傅都要来帮忙,称做“大会战”,全力以赴,相互协作,一般要十天、半月才能修好。
    虽说辛苦,也有快乐的时候,大家趁完工前的空闲,轮流溜出去旅游,宁波、江山、绍兴这些地方的景点,都去过。不过只能在省内车站及附近景点,出省就不行了。
    其实,也没管得那么“死”,我的一个师傅是上海人,妻子住在上海,每月都要回家。上海不在杭州分局管辖范围,不过,师傅自有办法。每次到了上海站,他通过员工出入口进出,一般没人管,有人查了,拿出铁路员工的工作证,也就放行了。
    我这个人好旅游,不仅到过省内景点,而且上海、南京、上饶、南昌这些周边城市的风景名胜,也去了。
    最让人动心的还不止于此,铁路员工出差每天有四角五分的误餐补贴。每个大站都有铁路公寓食堂,按常规化费,三分钱早餐,中、晚餐各二毛,吃饱了,居然还有二分钱赚头,能不开心吗?想起来,铁路食堂不仅价廉,且菜肴好。记得有一次到宁波站出差,厨师端出一大盆海鲜,望着这些杭州见不到的美味佳肴,在这里居然尽管吃、吃个畅快。
    还炒了一盘奶油花生,花生米里放了奶粉,味道特好,杭州看不到这么好的食品。
    有人惊讶地问:“我们又不是领导,那能享用那么丰盛的食品?”
    大厨操着宁波方言,说道:“你们讲的是‘做’,我们讲的是‘吃’啊!”
    让人难于忘怀的是,铁路上因出差需要,可用杭州地方粮票换取一定数量的“全国流动粮票”,各地都能使用。我们拿了全国粮票到金华大桥头自由市场买米,付他们一斤粮票,给一斤白米不算,还另付二分钱,可以说,白吃了大米,小贩还要倒贴二分钱;江山那边全国粮票能换蛋,鸡蛋以“个”计算,六分一只,一斤粮票换十个,大家专挑大个的。况且,兰溪、龙游自由市场上的猪肉比杭州要便宜许多,杭州要七角一斤的猪肉,那里只要六角五分就行了。每次出差回来,大家都会“满载而归”,能不快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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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6-21 09:05:33 | 显示全部楼层
在康桥货场 ,一块“铁路改制试验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后,国企改制处在风口浪尖上,尤其是拿惯“铁饭碗”的铁路局,首当其冲,上级决定在康桥创立一块“铁路改制试验田”。
    我作为总经理办公室管理员,有幸经历并耳闻目睹了初创时的全过程。每当想起当年的情景,让我热血沸腾,感慨不已,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
    八十年代前,康桥只是杭州郊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改革开放后,家家户户养鸡,有了“杭州鸡窝”之称,原属半山区。一九九零年,半山区与拱墅区合并,新拱墅区设立康桥镇。
    在分局经营公司主导下,铁路与康桥村委会合作,从火车北站货场辟出一条支线到康桥村,再在村里分出三条支线组成康桥货场,成为杭州北站的二线货场。
    计划经济年代,半山是杭州主要工业基地,企业就近在康桥货场收售、装运货物,货场旁边就是杭州钢铁厂,存放着大量的铝锭、钢丝卷,一卷就有三十吨。由此,货场有大量装卸任务 ,还有许多司索工,也就是龙门吊司机以及辅助人员。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浙江康桥运贸实业有限公司暨康桥货场”(下称“货场”)开业,隶属于铁路局多种经营公司,调车、编组、发送车辆,这些事务则由北站管理,也就是接受上述二者的双重领导。我作为货场管理人员,被调到康桥。
    初到时,这里仍是一片农田,或者说,一块“白地”,派出人员与康桥村委会合作,开拓货场,招募村民入场工作,从事托运与仓储业务。几年下来,货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集运输、贸易、仓储、联营、出租、外包等为一体的综合实体。
    优越的地理位置及改革开放后周边地区商贸企业的突飞猛进,不少转运公司(物流企业)应运而生,也带动了周边的住宿、餐饮与零售业,加上货场运输便利,服务周全,业务量不断增大、客户不断增多,贸易火了,货场经济效益逐年攀升。
    一个不大的货场与乡村联营,不仅为铁路增加了效益,也带动了乡村租房业、服务业,改善了乡村剩余劳力出路,成为九十年代“铁老大”改革中的一面旗帜。
    铁路各分局闻讯,纷纷过来参观取经、观摩效仿,乃至上海铁路局也派人过来考察。由于媒体的宣介,也惊动了铁道部,成为全国铁路改制的第一块试验田。
    康桥货场改革成功,不仅在杭州分局全面开花,其它单位也仿照康桥货场经验,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开展多种经营,不吃大锅饭。
    当时的口号是“一票到底”,也就是说,放下“铁老大”架子,只要客户上门,不管分管什么,都必须应客户要求,解答或带导他们到相应部门与人员那里,不能让客户跑冤枉路,这就是所说的“一票解决问题”。
    此举赢得客户信任,聚集客源,带动了康桥货场的运输量与人流,经济效益不断攀升!货场行动方针是:“份内份外积极做”,管理人员到现场督导装卸,与现场职工相互交流;领导到各部门巡视,协调站场间的业务;管理人员在现场指挥与操作,与员工打成一片,外人几乎分不清那个是管理人员,那位是现场操作工。
    我是总经理办公室管理员,也一人顶多项工作,会务、纪要,基建(包括工程纪要,验收,档案,监理,施工),食堂、锅炉、绿化、保安、消防、压力容器,地衡,劳保……,忙得不可开交。记得有一年,我与俞建两个人,赶送一批货到哈尔滨,顶着零下十二度的严寒,就在蓬车里打地铺过夜,千里送货,再苦也不觉得累。
    对这些事,大家毫无怨言,一切为铁路的效益出力,也对得起自己当时的收益。
    在铁路线上,我们率先将职工薪酬和奖金剥离主业,消除“吃大锅饭”弊病,自负盈亏,实践下来,公、私都做到了“双赢双利”,上缴给国家利税逐年增加,员工也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报酬。为铁路,也为国企改制,创建了一个全新模式。当然,康桥货场改制成功,与铁路局各兄弟站段的支持分不开,也离不开全体员工的努力,并得上级关怀,省市领导同志亲临货场视察鼓励。可以说,改革开放造就了康桥货场,为改革创造了新体制、提供了新思路,当然,每位员工也得了实在的收益,成为铁路改制的模范生,也成为地方改革生力军。

       吕自训口述、龚玉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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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6-21 09:06:1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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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龚玉和,1949年生于杭州,曾从事银行国际业务、旅游文创与文史创作,有多种著述刊行。今为杭州历史学会成员。

       原稿【龚玉和 :夜深鸟息月西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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