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叶小湖 整理者:郑义钰 时间:2017年4月15日 地点: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52225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10040\wps1.png 叶小湖,1952年7月,出生于杭州官巷口的一个老干部家庭,童年时曾在嘉兴生活过6年。1963年秋,随父工作调动迁到宁波,中学就读于宁波五中。1969年4月27号,由学校分到黑龙江省集贤县永安公社兴源大队插队落户。下乡期间,到地里干过各种农活,当过大队仓库保管员,又做过村小学代课教师等。1972年底返城,73年秋进入宁波冷冻机厂工作。在厂12年期间,工作之余,坚持多年刻苦的自修自学,后考取宁波教育学院(成教)并取得大专文凭,继而于1988年10月,机遇眷顾,考入公务员队伍,并到市级机关工作。退休后,返聘任宁波市口岸协会副秘书长,并常参加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宁波知青博物馆,东方知青网,鄞州区老年大学艺术团等相关活动。
一、老革命的后代 我们家里共五口人,我的父母亲都是参加革命较早的离休干部。离休干部现分为三个档次,分别是大革命时期,也就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他们退休以后的工资待遇等,是不尽相同的,红军时期的离休干部待遇最高。 我的父亲是湖南平江县人(今岳阳市下属县),出身贫苦。1930年5月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编中国工农红军红十六师,他在世的时候,在宁波仅有九个老红军中,是最早入党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7月诞生的,他1930年10月就巳入党了。他当年入伍的红军部队,是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红十六师,时任师长萧克。政委陈寿昌。并跟随大部队,经历过著名的红军长征,离休后享受红军离休干部待遇(司局级)。当年经历红军长征是个什么概念?就是被国民党军队到处围追堵截,每隔三天四天就要打一次仗,可以说幸存的红军官兵,完全是在枪林弹雨、浴血奋战、残酷考验中留下来的。所以新中国诞生并创建的红色江山,是决不会忘记这帮舍命打天下,经历过战争洗礼的老红军、老革命的。 我母亲也是1939年参加上海地下党的老党员,也算是一位抗战时期入伍的老革命。听我母亲说:年青时在上海申九纱厂做工时,聂耳(国歌作曲者)曾经专门到他们厂里,教她们女工学唱当年流行的革命歌曲。我就是在这么一个家风淳朴、家教甚严的红色家庭中出生成长的。这样的家庭背景和较多知青家庭可能都不太一样,尽管宁波的干部子女是很多的,但父母亲为双离休干部的,又是参加革命这么早的老红军后代,恐怕就非常少了,这是我们姐弟三人长大后,都引以为自豪的。 1960年秋,我在嘉兴开始入读小学,四年级时,随着着父亲的工作调动而搬迁。顽童时在嘉兴住过的旧宅,至今仍屹立在大运河旁,儿时的许多趣事,仍恍如眼前记忆犹存。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是杭州市邮政局首任局长,然后调任浙江省委工教部党委书记。58年后,又从省里调到嘉兴工作,任嘉兴邮电局局长兼党委书记。63年秋再调到宁波,任宁波专区邮电督导处主任。我们全家就跟随父亲调动来到了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宁波,以后就没有离开过宁波,一直在宁波生活、读书、工作至今。所以有时人家常问我是不是宁波人,我说我虽出生在杭州,但是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五十多年了,会说地道的宁波话,应该也算是老宁波了吧。 我的名字也是取较有诗意。大名叫叶小湖,因我上面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我姐叫叶小萍,1948年,在国民党顽固派打共产党打得最厉害的她出生在苏北洪泽湖这一带,因父母经常坐小船出行,像浮萍一样在水上漂流,所以取名叶小萍。我哥哥叫叶小杭,也出生在杭州,因此得名,他比我大两年。我生在杭州西湖边上,所以叫叶小湖,这是父亲给我取的名字。我进机关工作以后,我们单位有个同志很有文化韵味,他说你这个湖还可有另一种解读:就是湖南的那个湖,父亲是湖南人,湖南人的后代称小湖。我又非常喜欢杭州西湖的荷花,为什么呢?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是7月下旬了,正是荷花开得最盛的时光。宋朝杨万里曾做诗,颂扬荷花之清雅:“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所以感到取了这个名字,也就自然有些诗情画意了。现在我智能手机上的网名取 “荷叶”,就来缘于此。
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我们到宁波最初还是很好的,生活也好,吃的住的等,各方面都不错。几年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就不行了。象我父亲这样资历的一大批高级干部,全部都作为走资派而被打倒了。父亲当时是宁波专区邮电督导处主任,督导处管宁波,舟山,绍兴三地区所有邮电部门。母亲到宁波后,曾任职宁波邮电局党委委员,人事科科长。 邮电部门是中央直属部门垂直领导的,与地方行政没有隶属关系。耿典华(后任宁波市市长),之前就是从宁波邮电局下面的一个技术员起步,是又红又专的大学生,作为知识分子中的青年干部、培养并逐级提拔上来的。而最早就是从市邮电局出来的新领导,他所认同的早期直接领导就是我父亲。父亲离休后曾生病住院,耿典华市长曾到医院来探望过好几次。 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耿在市邮电局也是作为当权派被打倒了,同时,我们家父母亲也都被打倒了,他们经常站在一起被造反派批斗。文革中父母亲遭长期隔离审查,被关牛棚、挨批斗,厄运连连,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 因为我父亲当时是高级干部(57年评级行政13级),工资很高,那时的物价低,十块钱生活费就可以养活一家五口人。但是文革期间,他的工资都被无辜冻结起来了,只给发他35元的生活费。我母亲同样也被打倒,工资也被冻结起来了,只发给生活费。我们作为老干部子女的优越感,瞬间便荡然无存,我们姐弟三人无奈只能自己学着过日子。当时的造反派们,只给了我们五十块生活费,才是中学生的我们,又不懂得怎么过日子。这些钱化着化着,就见前吃后空了,后面日子的饭菜钱都不够了。我们当时还住在单位的旧房子里,就常去食堂旁边,把别人吃剩下来的肉骨头拣挑出来,洗净晒干,然后与拣来的碎玻璃等废品一起去卖掉,弄点零钱来补贴家用。实在不行时,又只好把父亲平时不常穿的正裝,最好的呢绒制服,也拿到镇明路的三市去摆地摊,廉价卖掉了。 当时我是在宁波五中,也就是现在的效实中学读初中。因为文化大革命了,所有的学业都被终止了。学校都停课了,工厂也都停工了,各级政府、党委等行政机关,都被造反派冲击后给打倒了。大家忙着到处張贴大字报、大标语,今天斗这个,明天批那个,十分混乱。整个国家处于非常动乱时期,城市的经济都快要崩溃了。那后来怎么办呢,只有实行军事管制维持正常秩序。这样解放军部队就进驻到市里来了,并分派工作组进驻I厂学校。在当时的形势和处境下,上山下乡对于我本人来说。其实是一种解脱,我们这里的一些老干部子女,父母亲原来都是革命干部,后来又都被打倒了。我们从原来的很自豪的"红五类"子女,突然变成了低人一头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当时,宁波五中分配下乡到集贤县插队在一起的,有两个大队的人员,都是这么一批未解放的老干部子女。那时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因为你若不去的话,家里巳经发生了很大的变故,父母亲都被隔离审查了。我家原来住在较大的旧房子里,文革中都被造反派毫不留情地赶了出来,变得没地方可住了,只能临时将就着在屋檐长廊下蜗居。后来再给你一间不到十五平方的房子。本来有六十平米的房子,弄到最后只有十五平米的房子。提早真实地感受到社会的时态炎凉与人情冷暖。 当时不管你是革命的家庭,还是反革命的家庭,只要是城市里的学生,就必须要上山下乡。那么下乡又是分好几种形式的:有兵团的,有农场的,有插队的。插队里有我们黑龙江这样的支边插队,又有近郊插队和回乡插队。我们家姐弟三人当年全部下乡。姐姐和我到黑龙江插队,哥哥在余姚蜀山插队,我在东北农村艰苦生活了四年,本来一般常规下,下乡应该是八年到十年。后来国家的支边政策有所松动。城市里的家庭中,子女如果上山下乡全部走光了,这好像显得不太人性化呀,所以就允许父母挑选一名子女回到父母亲身边,而其他在农村的子女就不能回来了。当时父母亲考虑我在东北下乡,路途遥远,又是个男孩子,所以就叫我先回城来,这样,我当时知青下乡时间不长,也就四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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