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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周健 整理者：李晓佳 时间：2016年4月8日 地点：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5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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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健（1952.10-）1969年下乡到浙江省余姚县(今余姚市)插队，后来一直在余姚的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工作。曾任余姚市农业银行科长、办事处主任、市支行办公室主任,宁波市农村金融学会理事、余姚市农村金融学会秘书长，中专学历，1989年破格获得会计师技术职称。有数篇专业论文在《宁波农村金融》、《浙江农村金融》发表。一直喜欢文学，曾有一些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在余姚、宁波等地的报刊杂志上发表。
一、插队到余姚 我的家庭成分不好，因为父亲在政治上有些问题，宁波老话说“硬不起来”，“低人一等”，很憋屈的。还有一个原因是经济上，我们家里经济上很困难。父亲原来也是教师，后来不做教师了，那么经济来源也受到严重影响，主要靠母亲。我很小就很苦，就干活了、你们想象不到的，十岁就开始干活，赚钱了。而在城市里赚钱的渠道却是很少，就只能做些零工的活，所以我很小就懂事。为家里分担经济上的压力。在那种情况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饭量越来越大。我父亲钱很少，看到我这么会吃饭，他害怕会被吃穷，何况我们又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快要饿死了，那种饥饿是忘不了的。说起来你们可能难以想象，一天吃两顿也搞过。我姐姐给我一天三顿的饭票，比如说早上二两，中午三两，晚上三两，我两顿就吃完了。所以说我们的苦难经历真是很多。 文革期间，我们有几个同学经常在宁波灵桥旁的江边徬徨，好几次，看着滚滚的奉化江水，想我们的前途在哪里？那时候上山下乡政策一来以后，觉得正好有路可以走了。我是觉得走得越远越好。我宁愿去黑龙江那些地方，但是因为政治上不过硬我黑龙江都没去成(笑)，没人来动员我。宁波第一批支边去黑龙江是靠近苏联的，出身都是要好一点的。 第一批去黑龙江的知青是1969年4月出发的，他们去的时候我还到车站去送他们，看到他们生离死别的那种惨像，很痛苦，那个场面至今我仍然难忘。所以我母亲不让我去也可以理解。我自己是早就想下乡了，那个时候，我们同学都感到很苦闷，文革发生以后，我们不上学了，一开始是扫四旧，红卫兵后来又文攻武卫常打架。因为我父亲历史上是国民党，在县政府里干过事，所以我是“黑五类”，“黑五类”子弟哪敢去呢？只好乖乖地在家里待着。 支农的动员工作开始了，我们学校有个老师来我家动员，来了好几次，主要障碍是我母亲。因为母亲不愿意，老师就动员了好几次，最后还是答应了，反正我早就愿意去的，到那边去至少可以说不吃闲饭。当时有一句口号叫“不在城里吃闲饭”，我是不愿意在城里吃闲饭的，下乡还可以给家里减轻经济压力。我自己考虑过，当兵我是去不了的，招工也轮不到我，我只有下乡这条路。既然只有这条路，为何不早点去呢？我们院子里有十几户人家，我是第一个下乡的，决定了以后，心里一下子没有什么负担了。 我们家有六个兄弟姐妹，我排行第四，我最大的哥哥，也是下乡的，他比较近，在鄞州，他是拿工资的，在三场；还有个大姐，也是下乡插队，她也比较近，在庄桥，现在叫江北区，姚江铁路桥过了，桥下面就是他们的土地，还有个下乡的就是我。我是宁波八中的学生，当时到余姚去的这批人基本上是我们学校的，后来其他学校也有要去的，就分了两批，我是第一批。我在1969年10月4号到了余姚，这个日子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纪念日。
二、乡村的磨炼 我下乡的时候18虚岁，还没过生日，是16周岁，到了那边过的生日。是我妈妈送我去的，路很近，坐火车到那只用五毛钱，那个火车站叫叶家火车站。我们被安排在农民家里吃饭，一开始政府给那些农民家里补贴，8块人民币一个月，用来给我们烧饭吃。吃了半年之后，政府补贴没有了，可以自己协商是继续在农民家里吃还是自己烧，我后来是农忙时又去农民家里吃，农闲时自己烧着吃。 吃饭的问题不难解决，当时最不适应的还是环境。虽然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也下乡去学过农，割稻什么的也干过，但最不适应的是下雨天路不好走。干农活的时候经常要拿着牛粪、猪粪，总会有点思想障碍，许多知青适应不了，我可能算是适应得较快、较好的。 当时与我一块儿下乡的还有不少人，到余姚二六市公社一共是92个宁波知青。这个公社是14个大队，我们宁波知青分到了6个大队里。我分在了余姚二六市公社二六市大队，就是公社所在地，和我同一个大队的一共有10个宁波来的。我们有政府给我们造的房子，两个人一间。我们10人中，6男2女的4间房是建在一起的，还有两个同一个大队的女生在另一个地方单独造了一间。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我们学校的，也有东恩中学和宁波三中的。 由于知青的家在城镇，很多农活没干过，到了乡下肯定会有各种不适应，工也做不好，可能还会被农民嫌弃手脚怎么这么笨。我在下乡之前，知道自己只有做农民这条路，所以我在家里用水桶把井水打起来，我自己练挑担，在小小的堂前间挑着水空转，走来走去练自己体力，练平衡。我到下乡的时候，是会挑担的，就是挑得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了。那年冬天农闲的时候，去做水库。那座水库叫作相岙水库，那个大坝的石头泥土基本是靠我们双肩挑出来的。做工其实就是义务工，没有钱的，就是一点点工分，农民嘲笑这个叫“蓝墨水工”。那时候全国学习解放军，我们每个大队都编成一个连，小队就是一个排，打着红旗，人山人海地挑着担，一条长龙从山上挑到大坝上去。我是能挑，也挑得比较满，但是很累。因为要面子嘛，基本上都是尽力，甚至是超过自己的体力，咬紧牙关挑。 我有个一起下乡的同班同学，与我同一个寝室，他个子比我高，体格也比我好，但是他不会干农活。做水库的时候挑得比我少，而且融入不到那个挑担的长龙中去，因为他不能平衡担子，两只手托着扁担，一步一步走，农民都笑话他挑担的样子。挑担既要力气也需要一点技巧的，要保持平衡，走起来要有节奏感，大概是利用了力学原理吧，使肩上的担子随着节奏至少有一半是在空中飘着，毛竹扁担有弹力，就是这个道理。我的那个同学老被农民嘲笑，很难堪，就不愿意出工了，用现在的话说是有些抑郁了。看着他躺在床上，我很难过。有一次我叫他他不响，跟他说话也不理，我还哭来着。我想这该怎么办？后来他哥哥姐姐帮忙，搞了病退，在宁波工厂当了工人。幸亏程度比较浅，如果路很远，家又叫不应，没人帮他那就惨了。我们92个人中，只有他是下乡三个月就回到宁波了，坏事变好事了。我呢，也得了好处，两人一间的房子变成了一人一间，房间不小，我用着比较宽敞。 我们生产队那时候一块多一工。一工就是十分，我第一年下去的时候，他们给了我5.5分，就是我出一天工，全劳力是十分的话，我就是5.5分。由于是十月份下去的，第一年是倒挂的，因为粮食、稻草、菜都要给你，到结算的时候我挣的还不够。第一年我记得是一块一毛多，第二年大概一块还不到，第三年更少。但是我工分第二年就够了，因为我基本上跟农民一样做，没有偷懒，每天一样出工，我比农民青年做的还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农民青年在出工的时候肯定也很辛苦，但他们回家后至少能吃现成饭，衣服也不用自己洗的。 夏收夏种时，早上起来割稻子，把稻子割起来以后，马上把田翻了，耕、耙，下午马上种上去，这叫作双抢，就是抢收抢种。利用高温天气，当天收割当天播种，成长比较快，土地利用率比较高。我们早上割完稻子，一定要把田里的稻草拖出来，不然不能耕也不能耙也不能种了。背稻草的时候，往往是中饭还没吃，是天气最热的时候。一般农民是不肯出大力的，这就是集体经济的弊端了。你力出得越多，吃的饭就越多，吃的饭是你自己的，工分呢，我今天出了一天工，十分就是十分，九分就是九分，是不会给你加的。但是我是不懂这些的，我很单纯，一心想着要把稻草尽快拖出来，在水田里我是跑的，没有一个人像我那样，就一条短裤，上衣都不穿，奔跑着背稻草。后来人家说还是要穿一点破衣服的，六月的太阳晒着对皮肤有伤害。第二年我就知道要穿破衣服了。第一年我被评为公社的双抢积极分子，这个很不容易。评到我的时候，是他们一致公认的。当时很高兴，感到很光荣。 刚才我说政府给我们知青屋造了四间，四间八个人，后来一个人病退是七个人。两年不到这七个人中就有人被招工。有人被招工以后，其他人就不安心了。原来我们是打算一辈子扎根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炼红心，扎根农村干革命”嘛，这是当时的口号。我这个人很死板，“扎根”就不想有招工的可能，一心一意做农民。结果有一个人口号喊得比我们响，他居然两年不到就调回宁波了。很多人后来就不去干活了，我们四间房里后来有一段时间就只有我一个人，我还坚持在那里。我想，我回到宁波，邻居也要说的：怎么不下乡去，整天在宁波住着？我很要面子。 | 
发表于 2020-11-16 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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