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安岭知青佳作选萃

我们吃的主食是大碴子、高粱米、窝窝头，当然也有馒头、大米饭（籼米），但只是很少，以粗粮为主。那时我们食堂的口号是：“粗粮细做、细粮精做”。其实这是一句空话，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我们一个月只有一斤大米，我是南方人，习惯吃米饭，米饭成了我每个月的向往，我可以不吃菜的，把一斤米饭都吃下。（现在想来真是吓人）

由于大兴安岭只出木材，其他什么东西都不出，全靠小火车从外面运进来。再加上我们在山上，离镇很远，所以我们一年四季吃的是国家储备粮（国库里到期的粮食，并且是在夏天之前，一次性的把全年的粮食全拉上来），为夏季大会战作准备。我们住的是帐篷，四面透风。一到夏天的雨季，我们整天就吃发霉的大碴子、窝窝头、高粱米，吃的我们直想吐，而工作强度又是那么大，因为我们的细粮票有限。偶尔去连队小卖部去买一斤称之为“饼干”的东西，因为买饼干要用全国粮票，而我们发的细粮票是连队自己设置的“粮票片”。（连队小卖部只有三种东西，那就是饼干、颗粒糖和冻梨。这还是我们去后几年时，连队才设置的，且经常断档）

吃的菜，除了夏季筑路大会战时，工作辛苦，改善伙食能增加豆腐外（从外面借小毛驴磨豆腐），一年四季都是土豆干、土豆粉丝。而食堂所谓的洗菜：只是到河套里，用洋镐把冰打碎，也不管这冰的干净与否，都一一拿铁锨撬回来，放在锅里化水。再把草包里的土豆干或土豆粉丝倒在锅里（每顿就一只菜，有时一天也只有一只菜），用个大漏勺捞一下就算洗过了（而我们自己打的冰，块块都是晶莹剔透，由于路远，又要随身带洋镐、铁锨、水桶，大家结伴去一次不容易，因为人少去不安全）。那做菜就更简单了：把要做的菜放在锅里，加点水煮，等水烧开，加一把又大又粗黑黑的矿盐，再加一点豆油往上一浇，这菜就算做好了。我们食堂一年还会改善一次伙食，做一次“大果子”吃，也就是我们南方人所称呼的油条。但大果子的个头很大，最起码有二、三两的大小，我们要是知道了哪天要吃大果子，我们会在知道消息的那天开始，就会互相打听、激动不已，半夜做梦都会笑醒。如果跟食堂的人关系搞好，还可以多买一点。所以在那个年代能在食堂工作是最最幸运不过的了，那就必须学会打溜须（拍马屁）。但我这三百六十行的第一行，怎么都学不会，看来我这辈子都与它无缘了，主要是没得到遗传。

就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生活，我们照样干的热火朝天，个个争当四好班、五好战士，我们班还荣获了“铁姑娘班”的称号。

特别是夏季大会战时，早上4点就出工，晚上8点才收工（中午可以休息3个小时）。大兴安岭的天气是很特别的（是地理位置的关系），夏天早上3点多开始发亮、晚上8点多才黑，反之冬天早上7点才开始发亮，下午4点左右已是晚上了。一年冰冻的时间很长，大约有半年吧。在没有冰冻的那半年中，夏季是筑路的大好时机，也是我们最辛苦的时候。那时筑路没有机械化，我们筑路的工具就是洋镐、铁锨、扁担和土筐，一条路全靠肩膀一担一担地挑出来。

　　　　　　　　　　　　　　　　　（四）

我们是女生比较多的连队，还算是离处机关近些，大概是10里路左右，那些全是男生的连队，在深山老林里，除了回家探亲，根本就无法出来。在那时，连路都没有，还谈得上什么交通工具，只有靠我们自己的11路车（两条腿走）。与外界联系的，就是一天一趟的小火车，还必须从山里走到车站。我们碧水是起点站（是最靠近边境的站），8：40左右开车，在山里连队的知青必须在3：00左右就要出门，才能赶的上小火车，才能不白跑这一趟。这小火车5分钟一停、5分钟一停的，到加格达奇（地区所在地）就要晚上了，再晚上从加格达奇发车到碧水是第二天早上5：00多。一天来回就这二趟车。这也是大兴安岭的“十大怪”之一：火车没有汽车跑的快。

大兴安岭的夏天，一到黄昏，铺天盖地的俄罗斯大蚊子、小咬，倾巢而出地向你扑来，尽管我们都带了蚊帽工作，但都无济于事，咬的脸上、腿上伤痕累累（直到现在，我的小腿上都是疤，不敢穿短裙）。我们女生每天要完成的工作量，平均每人是3个立方的土，由于我长的很单薄，又在城市长大，从小没干过力气活，这个工作对我来说，的确很难承受，再加上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艰苦，饿了咽一口口水、渴了就近喝一口死水塘的臭水。但大家都很照顾我，硬是把较轻的活让给我做。记得去大兴安岭的第二年，我们成立了女子连，修筑10公里的公路，有二公里左右是山路，要求是半拆半填，也就是说路幅的一半要开山：要在同一个水平面上打炮眼、放炮，按照道路的要求开成平地。一半填地：是将放炮挖出来的石头挑到山边倒下去形成一个角度，使路面加宽。也就是说一条路：半条是开山放炮挖出来的，另一半是用挖出来的石头填出路面。我们自己打炮眼、自己放炮，我能挥动8P的大铁锤打炮眼，把铁锤甩出一个漂亮的弧度，不偏不斜的正好打在钢钎的中心，由于有时石头是整块的，没有隙缝可钻，钢钎时常打不下去。在把钢钎时，常会把手上的虎口都震裂了或钢钎卷了边，鲜血直流（别看打炮眼是个简单活，其实是很有窍门的，要巧干，要顺着石头的纹路打，不能蛮干，不然费工、费时）。放炮更是不要说了，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点完20几炮的引信，再快速地跑下山来，以免砸到自己，另外还得注意哑炮（我们二连的一位杭州知青就是由于放炮时出现哑炮，在前去排除哑炮的途中，白白断送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我是万万不敢放的，这都是一些胆大心细的姐妹干的。

虽然我们很辛苦，但我们从来没有抱怨过，大家都很团结，齐心协力的，尽快把工作任务完成，好早点回去（因为施工现场离连队很远，有半小时~一小时的路程）。

　　　　　　　　　　　　　　　　　　（五）
　　冬季的工作，由于天寒地冻，无法筑路，在完成当年的筑路任务后，我们就要开始搬家。（我们是林场的开路先锋，我们筑完了路，林场才能进场伐木，才能把木材运出去）所谓的搬家：就是把自己的行李、铺盖带走，拆走帐篷，到明年开工的地方附近驻扎，搭建帐篷的材料都是就地取材（包括我们睡的所谓的床，也是小桦树杆搭建而成的），大兴安岭有的是树木。由于是活树，又是天寒地冻，水分很足。树干歪歪扭扭又有很多树叉，我们睡在上面很潮湿，真不是个滋味，等到把树干上的水分睡干了，我们又要搬家远行了。有好多人都得了肾炎，但工作相对轻松些。冬天的工作是：把明年一年的烧柴准备好（即便是夏天，我们也要烧火驱潮）。每天的工作任务，就是二个人打一溜烧柴（一溜烧柴：把树木锯成75cm长，用树的直径叠起来码成垛，4M长*1M高）。有几个佳木斯的男知青专人伐树，当树即将倒下时，那“上山倒喽”、“下山倒喽”或“顺山倒嵝”的喊叫声刹时好听。
  有时到山上去打烧柴，碰巧去的地方，没有事先伐好的树，那就要找好常时间才能找到树木。所以我们出去工作已养成了习惯，喜欢四处留意，把明天在哪里工作地点先看好，以免明天措手不及。由于天气很冷，气温都在零下30几度（晚上达到零下40几度），在山上最多只能呆2个多小时，在工作任务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我们是万万不会下山的。所以有时等完工后再下来，已冻坏了脸、脚，这时脸上、脚上的肌肉就会坏死、发黑，永远留下了冻伤的痕迹。由于长时间跪在冰天雪地里工作，我们四肢的关节不同程度都有伤。待完成任务下班回来时，大家都会争着拿斧子劈直径30-40cm粗的烧柴，作帐篷取暖用，看着那么好的原木在炉中化为灰烬，我心里觉得隐隐作痛，真是有点可惜。
  即使是这样的生活，大家还是很开心，我在上海知青那里，学会了当时很多流行的老歌（〈马儿啊！你慢些走〉〈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美丽的祖国〉……）、情歌（〈敖包相会〉、〈康定情歌〉、〈你送我一支玫瑰花〉〈在那遥远的地方〉……）、歌剧《江姐》、也就是所谓的毒草歌曲，那些歌的音乐旋律是那么的优美动听，歌词是那么的抒情。（我当时还把所有会唱的歌的歌词全给抄下来了，可惜在调出连队时，怕在机关工作影响不好给毁掉了。因为那时留有这些东西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现在想想真心痛）。遇到下雨不能工作时，大家坐在帐篷里，都会情不自禁的唱起“知青之歌”“插队之歌”“告别之歌”等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当时我只要一唱起“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西子湖畔是我美丽的杭州古城、我的家乡。啊……”，流泪就会止不住的往下掉），我们的工作是靠天吃饭，野外作业。在不出工的时候，我就会凑着昏暗的煤油灯光看书，象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等当时流行的书籍或《农村医生手册》（在离开杭州时，父母特地为我买了一本通俗易懂的医用书，以防生病时，可以救急）《中草药知识》。当然，我还跟上海的女知青用花棚学会了绣花（家里现在用的枕套还是我当时在那边学绣的）。我还织得一手好毛线，不少男生（最早时在我们连队和我们一起共过事或他们的朋友）的毛衣、线裤出自于我的手。

初到那里，由于气候条件不适应，大家不同程度的都得了病，六个月以内生病的，都可以回城，（必须有相应的医院证明）我们连队除了上海的知青有几个找出理由回家了，我们杭州的知青一个也没走。记得我去大兴安岭不久，由于吃的、喝的都不卫生，我得了肠炎（连队卫生员开的病假条揣在兜里），一天十几次，连续一个多月，到最后是严重脱水。我母亲是学医的，知道以后急得不得了，打电报来要我回去（因为正好是筑路大会战很忙，一个都不准假，所以只好说母亲病重），但那时，我就是不回去，抱着“轻伤不下火线的”信念，一直坚持到最后。硬是挺过来了，就这样，我练就了“喝自来水、凉水都不会闹肚子”的本事，直到现在我也能这样。就这样的连队生活，我苦苦的熬了足足四年。

所以，这次知青回访，当地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希望知青们能再为第二故乡的发展做点贡献，已经有知青在那里投资办实业了，知青中的企业家们不妨到那里去看看，能为第二故乡的发展干点什么？

不管怎么说，大兴安岭总还没有忘记我们。
　　在知青座谈会上，地委书记王忠林在讲话中说:回顾我区40多年的发展建设史,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广大知青的真情付出。在我区工作期间,他们充分发挥了主力军作用，付出了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与此同时，他们也带来了新思想、新文化，也成了我区与外界沟通、联系的纽带和桥梁。
　　地区行署专员宋希斌在座谈会上致辞时说:30多年前,知识青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从风光秀丽、富庶繁华的南方都市来到渺无人烟、冰天雪地的高寒禁区。在自然环境极为恶劣、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与林区开发建设者一起，战严寒、斗风雪，铸就了“突破高寒禁区”的大兴安岭精神。知青们的文明素质、知识修养和文化品位都成了林区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知青们为我区开发建设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将永远铭记在我区人民的心中。80年代初期，知青陆续返城后，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如今已经成了各行各业的中坚和骨干，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作为第二故乡的人民，为大家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和自豪。
　　地委副书记朱洪祥在《难忘的岁月》赠书仪式上讲话时说：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5万多名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告别亲人、朋友和繁华的都市，来到了正在开发建设中的大兴安岭林区。你们的到来给正在大开发会战的大兴安岭增添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带来了新一轮的开发建设热潮。你们战斗在林区开发建设的各行各业，当年劳动、学习和生活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白天筑路架桥，拉锯放树，集材运输，田间耕作等生龙活虎的劳动场面和夜晚围在火炉旁，开会学习，叙谈理想、积极向上的学习情景和大家挤在帐篷里吃饭休息的生活场景等等，让人难以忘怀。知青朋友们，你们把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正在开发建设中的最寒冷、最艰苦的祖国北疆大兴安岭林区，你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报效祖国、建设边疆的雄心壮志，你们用青春和热血支持了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并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大兴安岭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一切将印记在大兴安岭奋进发展的史册上。
　　我们赴大兴安岭期间，《大兴安岭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笔欣”的兴安时评，标题为“见到你们格外亲”。全文如下：
　　松涛欢笑，山水传情。八月的大兴安岭，鲜花烂漫，瓜果飘香，一片生机勃勃的欢腾景象。在这美好的季节里，曾在这片热土付出过辛勤汗水、付出过青春年华的沪浙等地的知识青年们，带着深深的眷恋，带着难忘的情思，带着回报的情怀，浩浩荡荡地回来了，回来看望第二故乡的父老乡亲们来了。
　　近40年了，你们终于回来了。兴安人民是多么想念你们这些远方的亲人啊！遥想当年，你们拉锯放树，驾车运输，开山筑路，荷锄耕作，持抢卫国，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做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最为珍贵的青春年华。为了你们在那蹉跎岁月里的付出和贡献，此时此刻，知情重义的兴安人民，要用最美的鲜花、最嘹亮的军乐、最高的礼节欢迎你们。
　　近40年来，兴安人民也知道，你们也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这片神奇的土地。从离开这片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你们就在朝也想，夜也盼；当你们从省亲归程开始的那一刻，想想就要见到的黑油油的土地，就要抚摸到的棵棵松针，你们更会心情澎湃，思绪万千。那些年代里的知青生活，仍是一幅幅鲜活生动的人生画卷，在你们的人生中，永不褪色，永远灿烂。
　　近40年来，第二故乡的山在变，水在变，人在变，只有在那艰苦奋斗年代中共同铸就的牢不可破的友谊没有变，还有那为改变家乡面貌共图大业、共谋发展的迫切愿望不能变。见到你们那些当年为着大兴安岭建设做出不可磨灭功绩的知青们，我们感到格外的亲切；看到这些当年相濡以沫的父老乡亲们，知识青年们感到格外亲切；知识青年们看到让他们成长起来的这片热土，更感到格外地亲切！
      光阴荏苒，岁月变迁。如今的大兴安岭，正在乘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加快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林区。在这“生态良好、经济发展、生活幸福、社会和谐”的宏伟蓝图面前，我们仍象当年一样，需要你们为家乡的经济建设献计出力。让我们就在这滚滚的亲情之中，携手并肩，共展宏图大业，共建美好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