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大安 于 2019-11-8 23:09 编辑
我于2004年1月增补为杭州市八届政协委员，至2016年十届任期届满，在自己的记忆和他人留下点印象的，还是2008年5月17日创办“黄炳元委员工作室”期间，与来访的市民共同度过的一年零四个月里，坚持每个周六上午与市民面对面交流的那段往事。 在“委员工作室”开门的70个周六里，共接待市民1700余人次，收集、整理、反映群众的投诉件共计108件（其中集体81件，个案27件），涉及全市22个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含县、市、区）。
1、“晒提案”晒出非机动车道遮阳棚 2006年2月14日，杭州市政协开风气之先，挑选部分委员在杭州网开辟博客，与市民直接对话交流，征求提案建议线索。作为首批被选中的委员之一，我连续数年不辍，每年“两会”召开前“晒”征集到的、准备提交的提案，渐渐在网民中赢得了信誉。 我在杭州网上“晒”的第一个提案是还自行车道于民的提案，有网友评论说：“汽车占了自行车道、自行车抢了人行道，行人，你往哪里逃？”看到大家对非机动车道有共鸣，我就趁热“晒”出了《关于在我市非机动车道安装遮阳棚的建议》。夏日当空的路口，行人过马路时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程度，与路口有无遮阳伞（虽然这个遮阳伞并非为行人和骑车人设置，而是为维持交通的协警和纠察而设）成正比。有遮阳伞的路口，行人大多能耐心地等绿灯；没有遮阳伞的路口，看绿灯过马路者要少得多。调研还发现，人们在路口等候红灯的忍耐是有一定限度的，大多数人在超过1分钟后就开始烦躁，在烈日灼烤下耐心更是减半，往往会在路口后方行道树下甚至电线杆阴影里躲避阳光。 因此，建议在我市缺少树荫遮挡的部分市区道路安装遮阳棚。遮阳棚用不透钢材料制作，棚顶用优质布料。红灯亮时，可供骑车人躲避烈日暴晒。 网民响应热烈：“杭州90％以上的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没有夏季可供遮蔽的树荫。路旁没有树，很多道路的绿化又中看不中用”“说不定还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呢”，也有担心的“收破烂大军有固定收入了”。有了网友的支持，底气也足了，我果断提交给政协全会。没想到，立案却碰到了困难，公安交警认为：这马路上搭棚子，城管会不会当违章建筑拆除？城管反馈：这是交警在做好事，让交警主办吧！提案委同我来商量，我在单位本职就有办理提案的工作，既然有让兄弟单位为难之处，那就撤回吧！ 没想到会议结束不久，上城区警察大队看到我在网上“晒”的建议，觉得值得一试，找厂家合作在辖区无绿荫的路口设置了100个遮阳棚。于是，这遮阳棚就此每年夏季来临前就在非机动车道口为骑车人遮烈阳挡暴雨，此举获得了市民的普遍好评。
2、大三线建设“企业退休回杭职工补助 网上“晒提案”与网民互动热络，我却发现有一大遗憾：一些最需要帮助的群体尤其是老人不会上网，他们除了知道政协委员参加政协大会外，不知道人民政协平时怎么发挥作用？ 2008年5月17日（周六）“委员工作室”牌子在双眼井巷挂出来后，解决了政协委员与市民群众的“最后一米”，任何人都可以毫无阻碍地前来反映问题。 2008年8月起，市民蒋文娟、郭正明、丁珠琴等一大批原杭氧、杭钢、杭齿等大型重工业企业赴云、贵、川等西南地区建设（时称“三大线”）的退休回杭职工，陆续单独或相约集体前来反映：他们退休工资、社保养老金、医保大病保险等关系都在西南贫困地区，每月工资最低的只有680元，享受不到当地的任何福利。一年门诊医疗费只有180元，超过部分就要回当地报销，老人们寄去医疗报销单据却迟迟得不到报销，打长途电话去催，得到的却是一句“没得钱”，甚至部分急需用钱老人只得动用关系甚至寄送杭州特产以得到报销自己垫付的钱。他们为此已经向全国人大、总工会、劳动部等写信反映，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我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管理重工业大厂的市机械工业局企业管理科，我的表哥就是从杭州齿轮箱厂“好人好马上三线”时去支援的四川岷江齿轮厂，先是作为技术骨干一个人去，后来又动员全家去。他们去的承担军工生产的企业大多选址在荒僻的深山，靠着对国家满腔的热情，加班加点不计报酬地工作，一直到改革开放军工任务取消，年纪尚轻陆续动用自己各种关系调到杭州郊县企业工作。到了退休年纪的则直接退休，在当地举目无亲只好回杭投亲靠友。 我和“委员工作室”志愿者们分头行动，通过亲友摸底支持外地建设退休回杭定居人员情况，撰写了《关于让“大三线”退休回杭职工“共享生活品质”的建议》，并附上收集到的上海市的相关政策。向杭州市人民政府何关新副市长反映，何副市长当即作了批示，市政府办公厅出台了酝酿已久的《杭州市区支援外地建设退休回杭定居人员生活困难补助事项的通知》，到2010年4月15日，杭城首批2571名援外退休回杭定居人员拿到了补发的社会化管理节日慰问金。他们高兴地说：“政府总算没有把我们这批人忘记。”
3、让部分双无知青不再有后顾之忧 2009年1月12日，腊八节前一天，一个黑胖高大、操东北口音的中年妇女人未进声音先进来了，手里还拿着档案袋，自称叫苏桂凤，1950年生人，1969年插队去黑龙江省绥滨县，因是回族安排到当地回民饭店工作。1985年回杭，因家中父母、大哥、姐姐去世户口无处可落。无奈又只好回到东北流浪，靠乞讨捡破烂为生。在鞍山捡矿渣堆捡废铁时遇到带着一位幼儿的男子，同是天涯流浪人，于是同居生一女。2004年3月，听当地人说：你们南方生活条件很好，对知青有照顾政策。她于是拖儿带女回到杭州，回了故乡却仍然两眼一抹黑，下了火车就在当时的火车东站门前露宿，一家四口靠捡垃圾桶里剩食果腹。此时又有“好心人”撺掇：你们在这里乞讨捡食，饿死都没有人知道的！你是当年杭州动员出去的知青，讨饭也要到西湖边人多的地方去，看有没有人管？果然，不到三天，就有人已经汇报上去了。在同是东北知青的王国平书记过问下，被安置到转塘暂住户籍落到派出所，2004年7月西湖区为他们办理了低保。2007年4月安排了翠苑三区的廉租房。有了稳定的住处，苏桂凤想利用自己的馒头面食手艺、老公还通过东北亲戚批发来人参做生意摆脱困境。无奈长期流浪饥一餐饱一餐，餐风露宿，夫妻俩都落下一身病。如申领早点摊营业执照“低保”就将不保，又陷入有房住却无生活、医疗保障的困境。 “浙江知青网”2005年建立不久就聘请我这个没有知青经历的委员当顾问，“委员工作室”一开张，知青纷至沓来。知识青年中因与农婚（与农村青年结婚）、病退及除名、辞职等导致工龄无法连续计算、当时进入或者即将进入退休年龄，却无养老金、医疗保险，致使部分知青陷入贫困无依靠状态等诸多问题，苏桂凤只是贫困知青中的一个缩影。我和“浙江知青网”的版主网友通过平时走访、节假日慰问等活动，将收集了解到的贫困知青问题归纳成八大类、二十个案典型信息及四条建议，写成了《关于如事认定知青工龄，解决部分知青晚年无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建议》。当时蔡奇市长建立有“市长信访联络员”制度，通过市长信访联络员屠渭泉提交何副市长批阅，并与劳动保障局有关职能部门领导商讨解决办法，市劳动保障部门深表同情，多次口头和打报告给省劳动厅要求解决。无奈决定权在省里，一时还无法解决。“委员工作室”同时接待了来自宁波、金华、台州、温州、湖州等地“双无”知青代表，向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解释说明工作，请他们能静待相关部门的政策出台，不要采取影响社会稳定的活动。同时，将调研材料提供给省政协委员黄亚洲，建议向省政协全会提交提案解决。 2010年1月16日，在与黄亚洲委员一稿二稿至四稿（定稿）邮件往来之后，一份黄亚洲委员领衔，有袁敏、何水法、金永玲、王旭烽、胡祖光、郑树森、沈传缘、鲍钢、铁建设十位有知青经历的委员附议、附有七个翔实调查材料作为制定政策参考的《关于如实认定“知青”工龄，从速解决我省部分困难“知青”晚年无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问题的提案》立案。具体建议两条： 一、我省劳动保障部门应从营造“和谐社会”理念出发，按照劳动人事部（劳人培[1985]23号）文件精神，从速清理并纠正部分不合理的劳动人事文件，考虑制订与已安排县以上大集体企业“知青”工龄相同的工龄计算办法。 二、积极参考湖南、河北、广东、四川、湖北、黑龙江等省认定的“知青”工龄计算办法，由我省劳动保障部门立即出台“知青”工龄认定政策文件，以迅速解除部分贫病老“知青”目前生活无保障、医疗无保障的实际困难，让此一社会弱势群体有机会共享社会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 2010年6月30日，浙江省劳动保障厅派员就省政协委员黄亚洲等十名重量级委员联署的《关于如实认定“知青”工龄，从速解决我省部分困难“知青”晚年无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问题的提案》，上门与领衔委员黄亚洲进行沟通。受省作协名誉主席、省政协委员黄亚洲的邀请，我和农婚知青代表王信爱、失去知青工龄代表沈甦华，在黄亚洲主席办公室参加了与省劳动保障厅养老处方副处长的沟通见面。 2011年7月28日，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江省财政厅联合发布《关于解决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基本养老保障等遗留问题的实施意见》（浙人社发[2011]221号）文件，一揽子解决了包括部分“无养老、无医保”知青在内的后顾之忧。
“委员工作室”通过一年零四个月的探索和实践，让市民认识到：政协委员能起到政府与市民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委员工作室”初创确立的“倾听民声，反映民情”宗旨已经基本实现。由于网络的虚拟空间和“委员工作室”的实体巧妙结合，发扬了民主，促进了民生，为推动和谐社会的进步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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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5 09: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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