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问题研究》200篇文章连载

月雅湖

   “燕子突击队”：闻名全国

　　司家庄村是穷村，村子里的壮劳力去外地支援建设，剩下的大多是老弱妇孺。邢燕子开始从食堂走进田野，“我那时不太会干农活，只有苦干加实干，干不完就不休息。”她还介绍说，像牛这样的牲畜在村子里是极稀罕的资源，所以犁地这样的工作常常就由人来替代完成，双肩常常拉得全是血疱，但大家毫无怨言。

　　当时，提倡解放妇女劳动力，略有些文化的她就跟几个伙伴组织幼儿园，一下子让20多个青壮年妇女腾出手来下农田。随后，她干脆组织女团员成立了“燕子突击队”。她带着突击队员，冬天砸开三尺厚的冰窟窿结网打鱼，晚上搞生活自救打苇帘子，三个月就给村里挣了3600多元钱。她还带领突击队员种下430亩“六九麦”，向荒洼要粮。这些都为帮助大队度过灾荒起了很大作用。

       其时正值农村经济最困难的年头，需要树立一个“发奋图强，扎根农村，大办农业”的青年典型。1960年，《河北日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等先后报道了邢燕子的事迹，各大报纸、电台纷纷跟进，在全国形成空前的宣传声势，郭沫若还专门为她写了一首《邢燕子歌》。本刊记者也多次对她采访报道，其中，邢燕子先后于1960年10月和1976年9月两次成为《人民画报》的封面人物。

　　“学习邢燕子，发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当时指导年轻人选择生活方式的“时尚”，也为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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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柴禾的市委书记

　　邢燕子的事迹被报道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她本人曾先后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县委副书记、天津市委副书记、市政协副主席等职，曾当选第三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党的九至十三大代表、第十至十二届中央委员。毛泽东主席生前5次、周恩来总理生前13次接见过她。

　　表面上看起来，邢燕子似乎开始“走红”当起了“官”，然而，事实上，除了参加大大小小的各级会议，作为知青代表参与讨论、发表意见外，她绝大多数的生活仍然是在最基层的农村，养猪、起猪粪、打猪草……她依然作为广大劳动人民的一员，踏踏实实地干着一名普通农民所干的各种农活儿。

　　此外，鲜为人知的是，她是个不带薪的市委副书记，当时的生活十分拮据。为了帮助丈夫过好日子，她还不得不常常到大洼里为家里拾柴禾。

　　“廉不诉穷，勤不诉苦，公而忘私，乐而不忧。用人之长，记人之功，容人之过，待人以诚。”这是邢燕子的办公桌玻璃板下的一段座右铭。在采访她的过程中，“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是另一句她常常提及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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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俱往矣，无悔今生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随着大批知青陆续返城，邢燕子和“知青”一起作为历史上的一页，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在京召开，这是邢燕子最后一次参加这种规格的会议，至此，她陆续卸下之前的所有职务。自那时起，直至2001年退休，她的唯一身份是天津市北辰区人大常委副主任。

　　“时光如流水，生命如战歌”，40多年过去，仿佛只是眨眼间。如今，那个10多岁的“邢燕子”已成为67岁的“邢奶奶”。虽已不再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却依然精神饱满。黝黑的皮肤，结实的身体，直率的性格，爽朗的笑声，从她身上既看不出“领导风度”，更找不到“明星风采”，有的只是几十年如一日的那份朴实与醇厚。

　　“我是一个农民”，这简单、朴实的话语背后，是一颗纯朴、真诚的心。她和她所在的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把自己的一生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听党的话”，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与信仰。

      “因为在农村生活，我才更多地感受到了这个世界。回顾我这一生，值！”邢燕子的故事，不仅仅曾经感动了一代人，此时也让我们深深感动，将来，或许会继续感染后来人。

（本文刊于《人民画报》2007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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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董加耕：一代一代传承知青精神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曾在处理某些事情时谈到过文化人要把自己的知识与劳动者的经验结合在一起，不然不能把事情办好。但他们是把接近劳动大众当作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而不是转变立场，从劳动大众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因此他们不能获得事业的彻底成功。唯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共产党人是完全彻底、善始善终地与劳动大众真诚的结合，才获得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举世公认的成功，并明确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继续前进的方向，为后人打下牢固基础。

      

       实践证明，不论是主动和被动下乡的知识青年，也不论是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若能真正在实际生活中与劳动大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天长日久，潜移默化，就能和工人农民实现优势互补、获得双赢。对广大的农村来说，城镇知识青年具有一定的优势，一是他们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比较知书识礼；二是有一定的科学知识，能把城镇比较文明的生活习惯和比较先进的文化信息带给农村。知识青年富有热情，但是缺少实践经验，而农村的乡亲父老有勤劳俭朴的优秀品德，但因缺少文化，交通闭塞，接触不到先进的科学知识，因此往往看不到自身的力量，甚至有几千年形成的听天由命的天命观等等。所以知识青年与广大农民群众思想感情融合起来，在实际行动中结合起来，取长补短，注意充分发挥知识青年科技知识的积极作用，而不是单纯地把他们当作被动地接受再教育的对象，这样就可以能形成强大的合力，成就一番事业。

       我在农村锻炼工作了几十年，我所体会到的知青精神主要是：对事业忠诚的爱国精神，乐于奉献的拼搏精神，顾全大局、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虚心好学的求知上进精神。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现在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全国城镇下乡的知青人数是1700多万人，如果再加上回乡知青就更多了。上山下乡政策延续时间之长，涉及人数之多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此事涉及至少三代人，一是知青的父母，二是知青本身，三是知青的后代，如果考虑到知青的再后代、后后代，那影响就更深远了。知识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满怀青春热血，到贫穷的农村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他们中有为了保护集体财产而牺牲的金训华烈士，有为了救农民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大学生张华，有为了扑灭草原大火而牺牲的知青兄妹……，他们为了人民的利益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他们用青春热血书写了有字和无字之书，谱写了无数正气之歌。知青是理想主义的献身者和开拓者，他们和战争年代冒着枪林弹雨为了国家的独立和解放浴血奋战的先辈们一样，在艰苦的年代为国家日后的繁荣富强作了铺路石，成为共和国大厦的奠基石。这是对祖国和  人民的付出，他们不仅无怨无悔，而且无比自豪，因此也受到社会的尊重和共和国历史的承认与肯定。

       纵观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从上层到基层处处都有从一介知识青年逐渐成长为各级、各项事业顶梁柱的人才。正因知识青年经历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行拂乱其所为的艰苦锻炼，才有敢担重任、敢于负责的气质和品德。所有这一切都是接地气，集天、地、人三者正能量的必然结果，这是青年人成长的一条必由之路。反之，一切干坏事的腐败分子都是从好逸恶劳、脱离劳动、脱离群众开始，本来不是山中狼，只因变质更猖狂，终于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归根结底，一切腐败分子都是因背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遭到严惩，被人民所唾弃，成为反面教材的。

月雅湖

       我生在苏北革命老区，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老区精神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使我在各方面成长较快。我14岁加入共青团，18岁加入共产党。在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我毅然放弃保送北大哲学系深造、跳出农门的极好机会，冒着可能被饥饿困扰、终身贫困的风险，而“立志耕耘，回乡务农”。我的行动得到了党组织和政府的大力支持。

       我在村里组织乡亲们学科学、用科学，开河治水，推广良种，摆脱古老的种田模式，将古老的水沤田改为旱田，改一熟制为稻、麦、棉花、绿肥三熟轮作制。水乡第一次生产出棉花，农民们既减轻了劳动强度又增加了经济收入，有力地破除了“听天由命”的宿命观，使农民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力量，看到了改变生产方式后自身的力量。这是我作为一个有一定文化的知识青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

       我所做的这些事，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相差很多、很远。但党和人民给了我崇高的荣誉和地位。《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主要报刊发表社论文章，向国内外广泛宣传我的事情，号召全国青年学习和发扬与工农相结合、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我曾经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及几代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尤其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为我的《务农日记》一书题词。

月雅湖

       1964年6月，我在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树为全国青年十大标兵之一，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光荣，更是全国广大知识青年的光荣。我还被特别邀请参加毛主席71岁生日宴会，成了他老人家“膀子靠膀子”的座上宾，这更是对我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也是党和国家对全国知识青年的支持和肯定。

       我们一定不辜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新一代领导人的殷切希望，一定勇敢坚定持久地、毫不动摇地走知识分子与劳动大众相结合的历史必由之路，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今天，我亲眼看到新一代大学生村官在农村蓬勃发展，茁壮成长。他们所处的环境与当年共产党组织人民打天下时相比，和老一代知识青年下乡带头解决农村建设和农民温饱的要求相比，对他们的要求更高，技术含量更大，工作更为复杂。我们老知青们希望一代胜过一代，新一代大学生村官会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成就，会锻炼出新一代的人才。

       历史已经认证，知青精神，是全党全国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我们建议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要积极将宣传和总结知青精神作为发扬我党延安革命精神的重要内容，使之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月雅湖

    作者董加耕，原名董嘉庚，1940年2月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葛武镇董伙村。1961年5月，放弃去北京大学深造的机会，回乡务农。全国著名知青。本文系作者2014年5月在《中国梦.知青情》海南论坛上的发言。

大乌珠

                                      （毛主席与董加耕、邢燕子交谈）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爆发董加耕立即成为“红色风暴”的冲击对象。他被冠于“黑苗子”、“走资派”的罪名，北京有人组织了“五湖四海”调查团，盐城也成立了“拔黑旗”战斗队和“董加耕问题联络站”、把斗争矛头指向他，说他是受刘少奇“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影响，将下乡作为进身之阶。

       1968年夏天，董加耕被人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名义关到一个谁也不知其所在农场中，那些人一度曾想将他淹死在长江里。 1971年他又被莫名其妙地打为“5.16骨干分子“，遭受严重迫害，有13人轮流看管，被押达3年之久。

       1974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召开知青工作座谈会听邢燕子回忆毛主席请她与董加耕做客的情况，了解到董加耕在深挖“5.16“事件中所受的迫害，随即要求为他平反，并提议增补他为全国四届人大代表。1974年12月正在田里干活的董加耕被通知立即到盐城地委报到，下了小火轮又上了吉普车，从南京乘火车赴京，住进中组部招待所。在四届人大上他被当选为人大常委，接着经毛主席批准担任共青团“十大”筹备组副组长，兼任盐城地委副书记，1976年又担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从此，一度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董加耕又时来运转，他深感“如履薄冰”，却还是再次被卷入中国政治漩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董加耕又被审查了14个月，直到1977年底当时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批准他回到故乡，仍旧回葛武公社董伙大队参加生产劳动，又回到他生活的起点，他这才有了一种象一粒随风飘荡的种子又落根大地的充实感。

       1982年春天，他又一次被“解放”，担任盐城市郊区郭猛乡主管乡镇工业的副乡长，1987年提任郊区乡镇企业局副局长，一年四季，他多数时间跑基层，骑自行车，挤公共汽车，风雨无阻。1994年该区乡镇企业总产值突破100个亿，被列为全国百强乡镇企业县（区）的第55位。1990年夏天，他和几位同事去贵阳参加全国乡镇企业产品展销会，正在一棵树下交谈，忽然注意到有几个人径直向他走来，走在最前面的人把手伸出来对他说“好面熟”，董家耕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同志。70年代他们曾在北京多次开过会，乔石亲切地与他合影交谈。1996年国庆，一批共和国老劳模应邀赴京参加国庆观礼活动，董加耕又见到了邢燕子和候隽，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们热泪盈眶，深深感觉到人民群众没有忘记他们。

       2000年董加耕在盐都县政协主席位置上退休，他用16个字总结自己走过的曲折人生道路“人贵有志，志贵不移，观念更新，不改初衷。”2005年董加耕享受全国劳动模范待遇。

月雅湖

大乌珠 发表于 2021-6-23 08:49
（毛主席与董加耕、邢燕子交谈）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爆 ...

谢谢老大的关注！

月雅湖

★ 23、侯隽：一切为了祖国

     起源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的知青下乡上山，是在城镇日益增大的就业压力和农村合作化运动蓬勃兴起的社会条件下提出来的，目的是将解决城镇失业问题与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的状况结合起来，探索一条解决中国城镇就业问题的道路。

      

        当年我也参与了这一探索。那是新中国遭受三年灾荒后仍处于困难时期的1962年，我高中毕业。尽管毕业考试取得门门满分的好成绩，一门心思报考“北大”，而且志在必得，但面对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召唤，考虑到国家的困难，最终我还是选择放弃高考，费尽周折联系到当时还属于河北省的宝坻县窦家桥，从北京跑来这里下乡插队。说来也巧，就在我下乡三个月后，国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动员和组织城镇知青下乡上山，又从1963年开始，以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为主调整安置方向，并把青年自动下乡插队作为主要方向来宣传。所以当周恩来总理从黄宗英那儿了解到我落户农村的事，就肯定地说，“这是自动下乡的一个好典型”。其实我下乡并不早，更说不上干得多好，让我成为“城市知识青年立志建设新农村的榜样”声名远播，主要是形势的需要。从1964年起，城镇知青下乡就逐渐掀起高潮。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发表后，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迅即在全国展开。所以说，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演变而由探索、兴起、高潮又归于结束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