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虽然仍然有不少知青扎根乡村，真正成为上山下乡的坚守者，但是大多数知青们离开了边疆乡村，回到了故乡城镇，知青们带着对于知青生涯刻骨铭心的记忆，带着对于那片土地那些人们难以抹去的思念，或求学，或创业，或打工，或出国，知青却成为他们永难改变的身份，知青却成为他们永难磨灭的烙印，在他们身上永远有着这种知青精神。 有人指出：“……知青这代人特别顾全大局，特别肯于奉献。他们在生活尚不能自理的年纪，为了解决国家的粮食、温饱和就业，勇敢地上山下乡，自觉经受艰苦劳动的磨练；在全国工作转移，开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潮流中，他们重新创业，成了各个领域改革开放的中流砥柱、骨干力量。在这代人的身上，强烈地体现出了一种无私奉献、坚韧不拔、勇于创业、追赶时代的知青精神。”虽然，返城后的知青们大多在一些平凡普通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但是他们中出现了诸多出类拔萃者，或为高级官员，或为驻外大使，或为大学教授，或为著名画家，或为知名作家，或为杰出企业家，或为著名医师……知青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默默地作出了奉献。谈及他们的成就大多数知青仍然会提及知青岁月给他们人生带来的教益，“在以后回到上海的日子里，张刚(企业家、上海市政协委员)还保持着北大荒那一种精神，把所有的困难踩在脚下”；上海某外资公司工会主席陆建东“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干活都那么认真，都是那么一股劲，好像从娘胎里带来的，其实都是在北大荒培养出来的”。在返城以后的人生中，曾经有着知青生活的人们以这种知青精神继续努力奋斗，创造出了诸多可歌可泣的成就。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积聚之地，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将世界历史视为城市的历史，他阐释了城市历史嬗变的过程，“从最初的交易中心发展起，到了文化城市，而最后，直到世界都市”。他认为城市在世界文化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世界都市与乡野区域(world-cityandprovince)，是每一个文明的两大基本观点，它们构成了整个历史的新形式问题，我们如今生活于其中，可是绝少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一个城市、一个点，竟取代了一个世界。广大的区域，整个的生命，集中于这一个点，而其他地方，则萎缩了”。知识青年们在返城的最初，有一个比较长的适应过程，故乡的城市对于他们来说以乎有些陌生了，尤其在上海这样十分拥挤的城市里，返城知青们的落户、居住等都成为一种烦恼的问题，为这些问题导致亲戚们的冷眼、奚落，不禁使知青们怀念起那个和睦温馨的乡村边疆，甚至偶然有着再次离开城市返回乡村的冲动。 从某种角度说，知青已经成为这部分人的文化印记，他们与没有知青经历的人们有着一些明显的不同，他们的身上有着乡村文化的某些印痕，有着边塞文化的某些色彩，他们的处世方式、行为作风、心理心态等，明显有着与没有知青经历的城市人不同的特点，这就是体现在知青身上的知青精神，知青精神从某种方面改造着、建构着城市文化，成为以商业交往为主的城市文化发展的某种动力。 以赢得更大利益的商业社会，城市在建构起城市文化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良莠共存的市民文化，尤其形成了小市民文化的某些弊端。20世纪20年代初，陈独秀就批评上海社会：“上海社会，分析起来，一大部分是困苦卖力毫无知识的劳动者；一部分是直接或间接在外国资本势力底下讨生活的奸商，一部分是卖伪造的西洋药品卖发财票的诈欺取财者；一部分是淫业妇人；一部分是无恶不作的流氓、包打听、拆白党；一部分是做红男绿女小说，做种种宝鉴秘诀、做冒牌新杂志骗钱的黑幕文人和书贾；一部分是流氓政客；青年有志的学生只居一小部分——处在这种环境里，仅仅有自保的力量，还没有征服环境的力量。”陈独秀将上海社会为龌龊社会，充斥着诈欺取财者、淫业妇人、流氓、包打听、拆白党等人，他们以欺诈、蒙骗、无赖、威吓等手段，在城市生活中坑蒙拐骗获得非法利益，成为城市生活中的好逸恶劳者，形成了城市文化中某些弊端，虽然社会的变迁中某些人物的身影业已消失，但是好逸恶劳成为城市某些人群的症候。返城知青们以其吃苦耐劳的精神，改造与改变着城市小市民文化中的好逸恶劳的习气，任何游手好闲非法牟利的手段，已经为知青们所唾弃。诚实劳动按劳取酬已经成为这一代人的本能，处于任何窘境中的他们，也不会以损人利己的行为去谋取利益，也不会以坑蒙拐骗的伎俩获得好处，没有耕耘、不问收获已成为这代人最基本的人生准则。 城市是以商业交易为主的社会，在资本的积累与再生产中追求最大利益，成为商业化的城市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式，现代社会的自私自利也就是建筑在资本的积累与牟利中的。陈独秀曾经批评上海社会的金钱主义：“从前做黑幕一类的小说，不用说是为了金钱主义；世界上弄钱的法子很多，做这种小说来弄钱已经是有点黑心了。现在因为黑幕的生意不大好，摇身一变来做新思潮的杂志骗钱，外面挂着新文化的招牌，里面还是卖黑幕一类的货；上海骗钱的法子很多，拿这种法子来骗钱来糟蹋新文化，更加是黑心到了极点了”陈独秀《再论上海社会》为了牟利费尽心机，挂新文化的招牌，卖黑幕小说的货色，成为“五四”时期上海社会自私自利的一种倾向，这种作为仍然在现代生活中发生着。返城知青们以勇于奉献的精神生活在城市里，他们将自己看作是群体中的一份子，以诚待人、坦诚处世，不为个人的利益而斤斤计较，努力为集体的发展而含辛茹苦，不为个人的出人头地而落石下井，情愿为他人的进步而沾沾自喜。 城市生活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简单的生活状态，为获得市场赢得利益便形成了城市生活剧烈的竞争，也形成了城市中非正常竞争中的投机取巧。陈独秀当年就批评上海社会的投机取巧：“你们提倡新文化反对黑幕，我就挂起新文化招牌来卖黑幕；你们提倡办平祟反对运米出洋，我就挂起平祟招牌来运米出洋；这种巧计，可比《三国演义》上的诸葛先生还要利害。因此推论，打着‘毋忘国耻’的招牌卖日货，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拥护军阀官僚，也是意中事。所以什么觉悟，爱国，利群，共和，解放，强国，卫生，改造，自由，新思潮，新文化等一切新流行的名词，一到上海便仅仅做了香烟公司，药房，书贾，彩票行底利器。”陈独秀《再论上海社会》想方设法投机取巧获得最大利益，成为城市商场竞争中的某种弊端。返城知青们仍然保持着认真务实的精神，身处何种岗位，他们总以一种一丝不苟的姿态，认认真真做好每一件事，不企望不付出就有所获，踏踏实实从事每一项工作，不刻意钻营，不见利忘义，在认真务实中获得成功。 几十年来，返城知青们已成为城市建设中的功臣，虽然他们中的不少成员已退休，但是仍然有不少人尚在重要岗位上继续作着贡献。返城知青们虽然已经没有了最初回到城市的土气与尴尬，但是他们身上仍然有着鲜明的知青精神，他们为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他们为城市文化的繁荣而兢兢业业作着奉献，他们以乡村文化边疆文化因素而构成的知青精神，改变着城市改造着城市文化。 一位老知青曾经说：“在知青们最困难的时候，乡亲向我们伸出了热情的双手，这是一种很难忘的情结。”因此，虽然当时下乡的条件非常艰苦，但知青们了解了社会最底层的生活，也由此增加了社会责任感。当年的知青，后来往往都通过各种途径走上新的工作岗位，而正是在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支撑下，他们能够在已经对个人的幸福作出巨大牺牲的情况下，继续为国家、为社会、为改革开放做出新的贡献，他们无疑是值得赞扬和肯定的。正是知青的底层生活的经验，正是这种强烈的生意责任感，使这一代人身上具有了独特的精神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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