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的人生——杭州知青往事》全册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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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火车以每小时六十公里的速度前进，由于是专列，除了加水换车头，大站小站很少停，过了嘉兴，天就慢慢的黑了，大上海、苏州、无锡都在我迷迷糊糊的睡梦中一闪而过。第二天的清晨，火车开上了我国引以为豪的南京长江大桥，哦！和纪录片中一样，十分雄伟，长江也确比钱塘江更大更宽，只是水比较浑浊，跨过长江，不但天气变冷，景色也随树木的减少显得单调，江北显然没有江南富裕。

       清晨的阳光透过车窗照亮了车厢，经过一天一夜的接触，知青们很快熟悉起来，但最热闹的始终是车厢前几排，因为那里坐着来杭接我们去的黑龙江大兴安岭老李同志，坐着和站着的知青不断的打听各种消息，比如：大兴安岭下雪了吗？气温最低多少度？平时吃什么……老李用地道的东北话耐心的给予解答，并时不时也提些问题。我也挤到前面，希望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我所需要的情况。我还真知道了许多信息。我们的目的地是大兴安岭新林区，老李是新林区革委会生产部的领导，他告诉我们：“新林林业局位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中腹，海拔300至700米，该地处寒温季风气候区，常年气候寒冷，每年有半年白天气温在零下20度以下,晚上气温在零下30度以下,最低气温零下47度”。“啊！嘎冷的，杭州最冷零下3度，零下47度那不把人都冻死？”有人惊讶的问。“是啊，那是高寒禁区，开发建设者三进三出才站住脚，以前，那疙瘩处于原始状态，仅有鄂伦春等少数民族烧荒引兽，风餐露宿，从事狩猎活动。1958年前有一次开发，没成，1960年，黑龙江省在‘林业大跃进’高潮中，决定依靠本省力量开发，但遇全国发生连续自然灾害，各建局筹备处粮食、副食品和重要建设物资严重紧缺，1962年，根据中央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大兴安岭第二次开发建设‘下马’。1965年，国家从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等地调入大批林业干部职工，国家分配近千名大中专毕业生，林业部、铁道部、黑龙江、内蒙古派遣数千名各类勘察设计人员，加上部队转业官兵在内的号称十万大军拉开了大兴安岭第三次开发建设的会战序幕，这才真正扎住了脚。前几年伊春林区一批林业建设者率先进军新林，组建新林林业公司，又从全国各地招了些工人和北京、上海知识青年，但仍然不能适应国家对木材的需求，为此，才从浙江召集几千名知识青年，尽快将新林区建成国家最大的林场之一。”“真是不容易！”听者都带着共同的感慨。“新林区大吗？”有人问。“老大了，全区（局）总面积80多万公顷，从前进林场到塔尔根林场，坐汽车得三、四个小时。”“我们去都干些啥活？”又有人问，“当然是伐木喽，新林区的木头以落叶松为主，还有名贵的樟子松、白桦等，木材总蓄积为6千万立方米，木材的蓄积量和采伐量在全国占重要地位。”交谈中我还知道了这节车厢的一百来号知青，分别来自杭州五中、十中、灯塔中学、瑞金中学、要武中学；到新林分在同一单位，而且可能就驻扎在新林，这些消息使大伙感到振奋，同时因为分在同一单位，说明大家有缘份，更加深了大家之间的好感和情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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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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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列车不停的向北开进，在济南越过了黄河,进入了中原、华北平原，气温更低，一片灰蒙蒙的。傍晚列车在一个小站上停车加水换火车头, 列车广播要求所有知青不要随便走动，更不要下车，列车随时要开行，这里离北京已很近了，可人们的生活却贫苦异常，远远望去，一片片拥挤矮小的平房，一些高高的土包上蹬满了人，看见有火车来，竟有许多人向火车奔过来，他们穿着黑色有许多补丁的破棉祆，腰中系一根绳，拿着又破又脏的碗，朝着车上挥手，要吃要喝，其中不少十二、三岁的小孩显得更活跃。知青们离杭时都带了许多零食，一路上吃零食多，列车上发的馒头、面包没人吃，于是就拉开窗抛给车下的孩子，不想这一举动引来了一大群人，一双双手一直伸进车窗。我们赶紧关窗，他们还不停的敲窗，希望我们能再给他们些，这情景在电影上见过，真实的贫穷我们没有看到过，更没有想到过，那天见到了。列车重新开动了，又是一个晚上，连续靠在座椅上是休息不好的，我学着陶同学的样子，找了些报纸，铺在凳子下，美美的睡了一觉，当醒来时火车已经到秦皇岛和山海关了，毛主席诗词中“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不到长城非好汉”全是我们最熟悉和经常背诵的，在此我们见到了大海和长城，山海关是长城入海处的一个重要关口，出了关就到了东三省，离我们的目的地更近了。列车奔驰在辽阔的东三省大地，这里是辽沈战役的主战场，有许多十分耳熟的地名，锦州、黑山、沈阳、四平等，到四平后，专列未走京哈线，而经通辽、白城直插齐齐哈尔，连续的坐车，人人都十分疲乏，过了齐齐哈尔，列车速度明显放慢，这已是第三个晚上在火车上过了，以往观景、打扑克和谈天等兴趣均被睡意征服，多数知青或趴在小桌上、或靠在椅子上、或钻到椅子下、或爬上行李架，伴着列车有节奏的哐噹声进入梦乡。一阵剧烈的晃动和刺耳的刹车声把大伙从睡梦中惊醒，睁眼一看，车窗外有几盏不太亮的灯，一片片白雪在灯光下飞舞,“下雪了！”我们赶紧拉起车窗,一股冷气扑面而来，窗前的人都下意识的一颤，车厢内外相差约三十度，不少女知青开始加衣服，男知青们虽然也感受到寒冷，但仍然装作若无其事，充好佬。已是后半夜了，可这个小站上还有不少人，站在雪里，也许天冷对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安闲地抽着老旱烟唠嗑。这时从车前方走来一个戴棉帽穿棉军装的人，用一口很浓重的上海话问：“那啥地方来？”我们回答：“杭州。”他一听感到非常亲切，高兴地自我介绍说：“阿拉上海人，到此地快两年了，迪个地方老苦咧！”我们从他那里知道已进入了大兴安岭，这里是大杨树车站，晚上的气温已接近零下三十度，几句话一谈，大家就像老熟人一样。的确，在遥远的黑龙江能遇上家乡人，这种情感随着在外时间增长而不断加深，“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太形象了。火车又开动了，我已完全没有了睡意，四天三夜坐下来，屁股都有些痛了，两条腿都有些浮肿，心想可能再过个把钟头就可到目的地了。

       这时连接两车厢的门打开了，前往杭州接我们的领队王政委领着一伙人走了进来，王政委站在车厢中央大声说：“同志们，大家醒一醒，大兴安岭地委的领导特地从大杨树车站上车看望大家，欢迎大家参加林区建设！”我们情不自禁的鼓起掌来，一是出于礼貌，但更多的是希望赶快摆脱连续坐车的难受，到家好好睡上一觉。一位地委领导接着王政委的话说：“大家辛苦了，几天前地委就作了安排，通知新林区做好准备，热烈欢迎你们这支生力军，这下大兴安岭这个高寒禁区将更热闹了。大家好好休息，明天下午到达新林，欢迎你们的人将更多。”说完就又到别的车厢去了。

       好家伙，真够远的，说到了到了还要坐上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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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一阵笑声响起，已是第二天中午的事了，车厢里多了一个穿羊皮大衣戴狐狸皮帽的东北汉子，上前一打听，原来是新林区运输连的张连长，特地从新林区到塔源林场来接知青的。张连长告诉大家，这节车厢将分到新林区运输连。这则消息猛的调动了全车厢人的情绪，大家七嘴八舌地问：“张连长，运输连是开汽车的吗？”“有几辆汽车啊？”“我们都能开车吗？”在大家的追问下，张连长说：“不错，运输连就是汽车队，可你们将分配到新成立的养路连。”“嗷！”大伙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张连长哈哈一笑说：“运输连和养路连是同一支部，都是新林区的直属单位，养路要实现机械化，有汽车，有推土机，只要好好干，将来一定会有出息！”大伙的兴趣又上来了，问东问西，问个不停。

       又过了半小时，张连长指着窗外告诉我们，“现在已到了红林林场，再过几分钟就到新林车站了。大家要听指挥，带好行李，下车后不要走散，我们有车接。”望着车外，好大一片储木场，四周的山不高，又离得很远，没有一种进入原始森林的感觉，但多数人的感觉是新鲜，还带些幸运，竟然分到一个不错的单位。列车停在一个小小的车站上,下面挤满了人，有欢迎的，也有看热闹的，一阵锣鼓声传进车厢，我们推推攘攘地下了车，一踩上土地，首先感到的是冷，其次是两腿发软，坐了将近五天的火车，站在地上还有摇晃的感觉，走路直往前冲。

       小小的车站外面有个30度的斜坡，由于坡上有冰雪比较滑，大家都走得小心翼翼，坡下新林区的领导与我们一一握手表示欢迎，然后引导我们爬上了来接我们的解放牌汽车。汽车穿过新林镇，不到五分钟就到了镇南面的运输连驻地，几根木头搭起一个彩楼就算大门，进去是一片空地，四周是几座活动房，房前堆满了劈好的木材，这木材在南方可是做家具的上等材料，这里却当柴火烧，太可惜了。正当我们在为木头可惜时，活动房中一下子跑出许多人，有说北方话的，有说上海话的，热热闹闹的按名单把我们引入了各自的板房。我分在三排五班，排长是王同学，班长是俞同学。这活动板房外面看上去已很旧，进门是挖入地下用砖砌的炉子，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地火龙”，据说是铁道兵发明的，靠它才在这高寒禁区站住了脚。炉子里面烧着柴火，中间有一道帘子门，进门一股热气。在北方外面天寒地冻，进屋就得赶紧将外衣脱了，否则寒气会逼入身体。屋里两边都是木板床，一溜通到底，上面铺着炕席。领我们进屋的上海知青宣布，五班右边，六班左边，排长、班长睡炕头，其他自由挑选熟悉的作伴。我把背包和行李扔在床上，用手一摸，木板很热，几个上海知青给我们端来水让我们洗脸，我们看他们穿着皮大衣和大头鞋，特神气，问他们干什么活，他们说是运输连的汽车司机，已开了一年多车了，屋里所有人都十分羡慕。还没放好东西，外面就敲钟招呼吃晚饭了，我赶紧拿出碗筷去食堂，吃的是大米饭，肉片豆腐汤，几天没好好吃饭了，更不要说大米饭了，这一餐吃得特别香，男知青每人最少吃了八两饭，女知青也没少吃，后来才知道，这晚上的一顿饭，已把我们一个月的大米指标全吃完了，吃饱洗漱完，躺进热呼呼的被窝，这才真正体会到家的温暖。

       从这一天开始，虽然我们还背着知青的身份，但我们已经算上了山，进了森林，实现了人生最大的跨越，当了一名新林区的养路工，正式进入林业职工的编制，最关键的是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份子。这段历史会永远刻在我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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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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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兵团知青岁月散记

                                                                            桑士达

       今天，“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对许多人来说或许陌生，可对像我一样当过兵团战士的同伴来讲，可是记忆犹新、恍若昨天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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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山下乡”与建设兵团

       1966年春夏之交，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被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阴谋利用、后称之为“十年浩劫”的中国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这年，我刚从杭州市秋涛路小学以优异成绩毕业，热烈的做着继续读书的美梦。可是，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文革”狂潮冲击下，整个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越来越混乱，大、中、小学校都陆续停课了，青年学生们誓死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毛泽东思想，响应“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纷纷参加“红卫兵”，佩戴“红袖章”，挥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与停工停产的工人“造反派”一起大闹革命，什么“大批评”、“大字报”、“大串联”、“大夺权”。但这场史无前例、震惊世界的运动，是以“文化革命、斗资批修”为名，行折腾国家、贻害社会之实……应该说，大多数学生是被“中央文革小组”宣传鼓动，加之盲目无知而卷入其中、铸成大谬的，广大“红卫兵小将”自己也是牺牲品，停课闹革命让无数学生荒废了学业，中断了大好前途！

       愈演愈烈、越陷越深的“文革”延续至1968年，毛泽东可能觉察到学校持续停课后果不堪设想，顺应了舆论的意愿，作出了“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于是，除大学外，各地中小学校开始逐步复课，学生们从狂热走向社会，又照旧走进学堂。这年春季，我也接到进入“江城中学”上初中的通知。可是，我却因慈母患病离世、家境困苦日窘，被家里阻挠再读书而流落在校外。是强烈求知欲的驱使，让我瞒着家人断断续续到江城中学“304班”上课。在极“左”路线禁锢下，当年课程的知识含金量很少，且又“左”得可笑。我只是偶尔到校，听老师讲课也不知所云，故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学到。这期间，我更多的是经常跑到位于南星桥复兴街的江干区图书馆看报纸，没书读就读报，时事消息、文艺作品什么都看，一天总要泡上三四个小时，这稍稍弥补了我的“书荒”，且也是一种自学自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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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970年前后，全国数以百万计的中学毕业生（初中生为多，因有前两届未毕业的，加上后面两届，故俗称“老三届”、“新二届”），除了少量符合条件可以直升高中外，多数命运就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时，一户人家有多个子女的，至少得有一个去“上山下乡”）。所以，当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后，全国各大中城市的知青掀起了一股“上山下乡”的高潮。我省的广大知青也一样，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有的到省内山区农村插队落户；有的选择到东北等边疆边陲参加黑龙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当年，全国共组建了十个省军级的“生产建设兵团”，还有若干个“农建师”，分布在新疆、兰州、 广州、江苏、 浙江、安徽、福建、 云南、山东、湖北、西藏、江西、广西、青海等地。当年，国家组建 “生产建设兵团”着眼于“备战备荒”，这既有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特殊性，更有我国在冷战中抵抗美苏两霸和反修防修的重大背景因素。当时国家发文称：“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的一支武装的生产部队，既是生产队，又是战斗队、工作队。平时以生产为主，劳武结合，亦兵亦农亦工；战时一面作战，一面坚持生产。”想当年，青年学生到部队当兵，可是莫大荣幸，但多数是求之无门。“生产建设兵团”隶属各大军区，知青当个兵团战士，亦算半个“兵”，此乃是除升学读书或进厂当工人外最好的选择呢！

       1970年5月7日，南京军区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杭州正式成立，兵团受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浙江省军区双重领导，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师和直属第十三、第十七团及工业第一、第二、第三团。兵团部先驻杭州华家池，后驻萧山。第一师下辖四个团，师部驻乔司；第二师下辖三个团，师部驻萧山；第三师下辖三个团，一个直属营，师部驻吴兴三天门；第十三团驻淳安；第十七团驻温岭；工业第一、第二、第三团分驻闲林埠、临平。1970年5月至1972年6月，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熊应堂(兼)，政治委员南萍(兼)。1970年5月至1975年6月，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为刘亨云、林一新，副政治委员李正清、王晓峰。

       1970年下半年和1971年下半年，从杭州、宁波、温州、绍兴、舟山等地招收的大批应届毕业青年学生分配到浙江生产建设兵团。浙江全兵团大概有十万左右的人马。兵团干部中的连长、指导员以上皆是部队现役军人；排长多是部队退役人员。兵团战士都是知青，杭城知青占了大头，如我所在的江城中学毕业生参加“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约有三分之一。我家所在的南星桥秋涛码口住地十一户人家连我有三个兵团战士。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首要条件是初高中毕业生，尽管我没有在“江城中学”正常读初中，但也列入毕业班名单，学校同意我缴了些学费，亦算个初中毕业生。我报名后通过政审，就光荣地成为一名“兵团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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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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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团磋砣岁月片断

       在数以万计的知青参加“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热潮中，1970年12月10日上午，我与众多同学一起在江城中学操场坐上大客车，一路颠簸着驶往浙北的安吉县。我们到达的连队驻地，是邻近安徽省广德县一个叫章吴的小山沟，它就是我首个落脚的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九团五营二十九连。从此，我们这些从未进入过社会、体会过集体生活的人，平生第一次远离家人，告别依依难舍的杭城，带着几分稚气、几分天真，带着几多理想、几多寄托，从天南海北聚集在一起，开始了长达七、八年的兵团艰苦岁月。（1975年6月5日，浙江生产建设兵团撤销，改制为地方单位）期间，我因连队调动、兵团变异而蹲过五个地方，但情况大致相同。因此，回忆“浙江生产建设兵团”之事，可以讲上几天几夜，这里且说些劳动和生活上的事吧。

       劳动上可谓艰辛苦重。“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多是农业团，也有部分工业团。我所呆过的九团、十团属农业团，团部分别设在安吉县高禹和长兴县李家巷，原来是省监狱系统的劳改农场，劳改人员打下的基础让我们来再建设。我们作为农垦战士，每天的劳动量一般在八小时左右，各连干的活大同小异，如插秧耕田、拔草积肥、除虫施药、割稻打稻、垦荒砍柴、饲猪放羊、种菜剥果、摘桑养蚕、采茶烘制、买菜做饭、开矿搬大块（石矿）、拉车开拖拉机等。我在兵团多数时间做的是文书，可算是“半脱产人员”，但我还是经常参加各种劳动（想上进，劳动表现是第一的），上述活儿我大多做过，到现在都还熟悉其术呢！当时的劳动强度比较大，可谓是又重又苦又累，如仲夏的“双抢”割稻，从早干到晚得十二个钟头；采桑叶从天蒙蒙亮直采到太阳落山；矿山劳动搬大块（石头）上矿车，一天须完成10 吨产量（还有一定危险性）……年青力壮的兵团战士渐渐适应了各种繁重的劳动，我们不但没有被压垮，反而锤炼了体魄和毅力。不过，这类活儿对女战士虽然也是一个锻炼，但对她们的身体影响亦不小，长年累月的重体力、高强度劳动，让不少原本苗条白晰的城市姑娘，变得粗壮黝黑宛如农妇村姑。

       生活上可谓酸甜苦辣。知青们涉世的人生轨迹从“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开始，在那里，我们留下了青春的足迹，洒下了辛勤的汗水，也流下了辛酸的泪水。尽管有工资（从十几元到二十多元），但仅够本人生活而已，不少战士还得靠家里汇钱才够消费。吃的是食堂饭，大米多为发黄的陈米（久贮的战备米）；菜蔬单调，以素菜为主，一礼拜能吃上一回猪肉，海鲜几乎没有。记得我们初到的首个连队，逢上春节，大家服从纪律不回家过年，原以为年夜饭的伙食会改善一下，可连长说：“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年夜饭吃吃忆苦饭。”那天夜饭，我们每人捧着一碗由豆腐渣、包心菜等拌在一起的盖浇饭，回到点着煤油灯的草棚寝室，三下两下扒进了嘴里。“每逢佳节倍思亲”啊，我们一百多个男女战士吃着忆苦饭，不知忆什么苦，本该热闹的年三十没有一点乐趣快意，有一半战士抱头掩面，哭泣不止……吃得差，住得也差，简陋的平房，睡的是上下高低铺，一间不大的房屋往往挤着十来个人。我们虽然不穿军衣，却有军人式的管理，要求严格且苛刻，如一年中只能探亲一次，不能戴手表、不许穿皮鞋、不准着奇装异服……业余生活更是乏味，除了偶尔看上几部“革命电影”和兵团文艺队自编自导的“样板戏”，很少其它文体活动，战士们闲暇里不外乎闲聊、打牌、串门；当然，会利用业余时间的，就看书、练书法、打毛线等；极个别也有偷鸡摸狗、打架斗殴以打发时间的。最难堪的，是正当青春年少、情窦初开之时，许多战士想谈恋爱而“难于上青天”，一些容貌姣好的女战士多是依家长之媒妁嫁个城里老公为返城铺下台阶；大多男战士是高不配、低不求，三十岁左右才成家的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