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的人生——杭州知青往事》全册连载

大乌珠

待续09

月雅湖

想起来了，这个女的曾在杭州见过一面，她如今好像生活在山东哪里的，杭州还有一个百岁老妈与一个有病的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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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雅湖 发表于 2021-2-9 09:15
想起来了，这个女的曾在杭州见过一面，她如今好像生活在山东哪里的，杭州还有一个百岁老妈与一个有病的阿哥 ...

是的，我们一道到萧山进化东山村去的，为了她当年的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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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机】

        天无绝人之路，总算有一天，我收到我舅舅的一封来信，说他在想办法把我调到油田去工作，这样我总算有了盼头。过了好几个月，一点信息都没有，就在接近绝望之际盼来了户口准迁证，在1972年1月2日那天，我终于离开了黑龙江。留下了接受再教育蜕去的几身皮，带着刻骨铭心的记忆走了。

       为我送行的那批知青，一直到1978年落实政策后，才陆陆续续回到杭州，那时有许多知青已经和当地人结婚，这样又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我想，我们这批经过脱胎换骨磨练的一代人是不会有什么过不去的坎的，几年的知青生活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但是，它使我们对现实与人生有了更多清醒的认识，有过这样的生活经历，我们可以笑迎任何的困难。事实证明是这样。返城后的知青们克服了年龄偏大、文化低、没技术等等带来的困难，终于在各自的岗位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创造了自身价值。当年我们五队的八个知青，除了我和一个最早抽调到粮库当工人、现退休留在虎林的小徐外，其他六个后来都返回了杭州，他们经过自己的努力有的当了会计，有的当了工厂里生产骨干，有的在外资企业管理层工作，有的当了教师，总之都还不错。我当年从黑龙江到了胜利油田工作，被安排在地质勘探队工作。油田大会战时我们施工在野外、吃在野外，住的是老乡家的柴屋、生产队的马棚，工作生活条件也是非常艰苦的，但是我都能适应。在干好本职工作之余，我用业余时间学的医学知识为工人兄弟们义务针灸、看病。由于我表现较好，被送去培训，后来成了一位真正的医生。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子女都上了大学，圆了我们的上学梦。当然也有例外，有的在黑龙江成家的知青，他们的经历就要曲折多了，家庭生活不理想，夫妻感情不和睦，子女教育跟不上，他们的生活就很不如意了……

       我们是不幸的一代人，更是坚强的一代人。

       几十年来，每每回忆往事，我没有因为所受的苦难而流泪，但是只要一想到我们稚嫩的心曾被愚弄时就泪流不止，我不知道这泪要流到何时，因为心被伤得太深了!

       如今，当年意气风发的知青们都已近花甲之年。“上山下乡”、“北大荒”等历史词汇，在他们身上成了一个个鲜活、曲折、动人甚至悲壮的回忆。当年的知青朋友们，我愿大家珍惜拥有的 ，忘记过去的，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把生活搞得好好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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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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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篇回忆录想不到全文被登载了（以上书中没全文登载），由杭州图书馆内编的《文澜》上。此书系全部用杭州富阳出产的宣纸印成的线装本，每月印量只有500册，内容均为写杭州的人、物、地、史，只作为全国各图书馆及作者交流之用，是册不可多得的“文章的波澜”好刊物。几年后，本人也有一篇写杭州知青的《知青失踪之迷》被刊用，也算是对《文澜》长年免费寄送的一种回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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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的跨越

皇甫坚

       历时十余载，涉及两代人，轰轰烈烈的三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历史上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在我们的心中却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们曾奔赴遥远的边疆，溶入那茫茫的大地和高山。

一

       1970年10月14日，是七百余名杭州青年难以忘怀的日子，今天起，我们将一起跨越三千余公里，实现从学生到知青再到工人的转换。   

       按照学校通知，我与何同学带着行李来到杭五中，九点整乘车前往延安路北头的武林门广场，车上陶同学、李同学早就来了，大家互相打着招呼，这是为远赴黑龙江的同学们准备的专车。武林广场上有一座仿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建筑，取名红太阳展览馆，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为了表达浙江三千一百万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敬和爱戴，用最好的材料，最短的时间建造起来的，为此广场也被称作红太阳广场。新建的广场四周尚无高大的建筑，显得十分开阔。我们到时，广场周边早已停满了大客车，大客车的两边和广场上到处都挂满了大红标语，人们举着旗排着队，熙熙攘攘地向广场中心聚集。展览馆前是主席台，左边的不远处停着几辆“华沙”和“上海”牌小汽车，浙江省和杭州市革委会要在此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十时许，浙江省和杭州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以及黑龙江大兴安岭来的领导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领导“出发”的号令下，红小兵吹起队号，工人们擂起了大鼓，知识青年们都显得激动和亢奋，他们胸前佩戴着杭州市革委会上山下乡办公室发的《光荣证》，怀揣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齐声高喊“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大兴安岭干一辈子革命”“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紧跟着各自学校的红旗，再次登上专车。客车绕广场缓缓的转了一周，沿着延安大道慢慢地开进。望着那熟悉的街道、建筑，我们把红旗伸出窗外拼命挥舞，街道两旁的行人也都熟悉了这种“文革”时期的疯狂，驻足目送这支革命队伍去实现他们的理想。车子经过解放街、江城路、复兴路，直奔闸口白塔岭杭州列车机务段，那里有座古塔, 建于一千两百年前的吴越时期，多少年来，它是进杭州的标志，如今成了数批知青奔赴祖国各地的欢送地。

       长长的列车早已停在铁轨上，蒸汽机头吐着白色的雾气。杭州奔赴大兴安岭的首批知识青年在此坐火车奔赴三千里外的北疆，白塔岭前，密密麻麻的挤满了早已等候于此的父母兄弟姐妹，浓浓的离别之情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一位工人师傅拉着自己孩子的手，悄悄塞给他一包东西说：“去吧!这是全家省给你吃的一只鸡,记牢,不要闯祸。”一位母亲对眼圈发红的女儿说：“照顾好自己，常给屋里写信，阿大，你要管好你阿妹。”一声稚嫩的童音：“阿哥，再会！”离别深情，再三的叮嘱，使知青们感到家乡的语言是那么的亲切，亲人的情意是那么的浓厚。火车汽笛长吼一声，把送别气氛推向了高潮，车窗顿时变成亲人的障碍，工作人员拼命把人群往后赶，后面的人却还要往前挤。我突然看见妈妈和外婆也站在人群后，说好不要家人送，以免增加挂念，可母亲还是来送行了。这一去真不知什么时候能归来，我赶紧挥手，她们也挥手，一切尽在不言中。

       列车在下午一时准点发车了，当时的杭州铁道两旁基本没有标志性的建筑，南星桥、望江门、城站、艮山门电厂……火车越来越快,车厢内沉闷得只听见车轮与铁轨摩擦声，先前被革命热情充斥，表现异常沉着的姑娘小伙们，也陷入了一种莫名的离乡惆怅。车厢内传出了断断续续的哭泣声，且不断“发扬光大”，其中有一个小伙哭得最响，后来大家接触多了才知道，他是林同学，瑞金中学的，今年才十六岁。是啊，每个同学都想在别人和社会面前表现出自己的成熟，可骨子里却还都是十几岁的大孩子，这第一次离开父母、离开家乡，各种复杂的情绪触动了这短暂的真情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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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火车开过艮山门，就出了杭州城。我性格比较内向，不大爱说话，看着窗外不断闪过的树木和远方的田野，静静地回想起过去的成长岁月。杭州与苏州并称为人间天堂，但长期生活在其中，也并没有太多的感觉，平凡和稳定的生活，毛泽东时代的小学教育，在我们脑海中“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当我们看着《小铃铛》《魔术师奇遇记》的电影，读着《科学家论二十一世纪》《十万个为什么》的书籍，每个同学的理想和希望，都是要成为一名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医生……谁也没想到，就在小学六年级升入初中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眨眼间一切都变了样，左右邻居成了地富反坏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人尊敬的艺术家、作家、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同学之间也分成“红五类”和“狗崽子”。杭州的大学、中学紧跟北京大中院校的步伐，相继成立了“红一师”和“红三师”，纷纷扬扬的传单、大字报从校园撒到了街头，贴到了市中心最显眼的地方。学生们为了学到更多的运动形式，掌握更多的批判“炮弹”，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间串联，坐火车甚至步行上北京见毛主席。毛主席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式，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发出了“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红卫兵们开始“破四旧”、戴高帽、游街、批判会，社会上则掀起利用人民热爱领袖的淳朴心理，搞一种近乎宗教形式的活动，“红海洋”（所有的墙面都用红漆刷上标语和最高指示）“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机关职工、工人也开始融入进来，从学校夺权，到工厂、机关夺权，建立“捍卫毛泽东思想联合总司令部”“无产阶级红色暴动总队”，采用巴黎公社的形式争夺地方政府的权，各持观点的两派，从文斗到武斗，最后发展到戴着藤帽，手持铁棍、长枪，抢军械仓库，在车顶上架起机枪，攻打杭一棉，攻打萧山、富阳，枪炮声真的在杭州四周响了起来，混乱，动荡；动荡，混乱，还美其名曰“解放”这些城市。整整一年的剧烈动荡，我和同学们因未进初中，无权串联，但也和大人们一样，在社会上接受着革命的洗礼，在动乱中上了一年前所未有的七年级。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也许我们这些人真的会走上另一条阳光大道。

       1967年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中，两届小学毕业生同时升入了杭州所有中学，文化大革命换了种形式继续影响着整个社会，解放军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先后进驻学校，三年的中学生活，学习知识被摆到最次等的地位，学生上课从不背书包，两本书往口袋中一插就可上学了，因为老师也必须跟着政治形势变换讲课内容，书中很多内容都被列为封资修的一类，必须由工宣队确定后才能上讲台，学生能学到什么就可想而知了。我们参与最多的是大批判、学军、学工、学农、战备挖防空洞，约占全部学业的一半还多，学生在学校也沾染上许多不良社会风气，打群架，拉帮结伙，以力气和义气称霸一方，“读书无用论”“读书越多越反动”成为那个年代学生的主导思想。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上山下乡成为青年就业的主流，许多初中未毕业的学生，也跟着哥哥姐姐去了农村和边疆。据文件记载，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中，明确要求动员四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待分配的老三届和即将毕业的新二届初中生就成了这项运动的主要对象，街道、居民区把它当成政治任务，白天黑夜全面动员，“知青”成为那个年代上山下乡毕业生的总称。

     “快看，快看，飞机！飞机！”我的遐想被一阵欢快的叫声打断，大伙都挤到右侧的窗口，远远的地坪上，整整齐齐的停着十几架战斗机。原来我们已到了笕桥飞机场，过去常看到天上飞过的飞机，这么近的看到停机坪上的飞机还是第一次，其实有很多事都是第一次，在我们这些城市长大的孩子中，还有很多人是第一次坐火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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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车到临平，省、市有关部门和人民解放军驻杭部队负责人及三代会代表都来送行，挨着车窗和知青们握手，知青们都显得十分激动，再往前开就要出省，和家乡的父母官作最后的道别，不知道何时能回来。火车停留半小时后继续前行，此时我们的身份正式从学生转变为“知青”，车厢内的气氛开始活跃，有不少知青已开始在几节车厢中走动，寻找熟悉的同学和朋友，我继续着我的回忆。

       知识青年奔赴大兴安岭，是在毕业分配后期才开始的， 69、70新二届学生同时分配，人员较多，虽然仍以上山下乡为主，但分配比前几年多了三个面向，工厂、浙江兵团、读高中（这是文革以来首次有升高中的名额），当然有门路的还可以参军，这不在正式的分配面向中，选择读高中和进工厂的名额很少，条件是政治成分好，而且已有哥哥姐姐去农村插队的；那些没有条件读书和进工厂，又不想去农村的，大多选择去浙江兵团；剩下的只有上山下乡了，我当时首选也是去浙江兵团。正当大伙慎重的选择自己今后的道路时，清河坊上城粮食局门口贴出了一张大红告示，上首是毛主席语录“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接着是招工信息：大兴安岭，位于祖国的北大门，是反修防修的最前线，是伟大祖国的绿色宝库，面积相当于两个浙江省。目前，全区十三个林业局，每年为国家提供六十万方木材，为加速林区开发，加强边防建设，保卫祖国边防，欢迎广大知识青年、红卫兵小将到大兴安岭去……”当一名光荣的林业工人，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立即吸引了许多毕业生的目光。去黑龙江的青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种是被动型，心里不愿意，但又没地方去，反正要上山下乡，当农民还不如当工人；另一种是主动型，不在家中吃闲饭，走南闯北，实现自我价值。我当时的想法主要来自地图、来自银幕、来自书本，有毛主席诗词《雪》中所述“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诱惑力，还有样板戏中杨子荣扬鞭策马奔驰在林海雪原和1969年初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解放军抗击苏修的英雄故事的吸引力，总之我想到大兴安岭多长点见识，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脑子中闪过的大多是骑马、扛枪、打猎、尝野味、滑冰、滑雪、坐雪撬、游玩、观光、登上山峰的美好情景，根本没有去想那些困难、艰苦和危险的后果。

       黑龙江大兴安岭招工全权委托各中学负责，报名者要通过严格的政审，家庭成份是相当重要的，成份不好，个人表现不好，都不能去，理由是大兴安岭地处中苏边境，苏联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与美国并称“两霸”，据说黑龙江、乌苏里江冬季河水结冰，偷越边境极方便，不能让资产阶级的叛国者逃到外国去给中国人丢脸。我和陶同学、何同学等自认为符合条件，决定一同去报名，经过严格审核后，不久学校贴出光荣榜，我们被录取了，学校领导和工宣队专门组织学习班，学习毛选和毛主席语录，进一步提高革命觉悟。学校根据知青办的布置，给每个去大兴安岭的学生发了一本购物本。文革中，全国的物资相当缺乏，什么东西都要凭票，吃粮要粮票，抽烟要烟票，买布要布票，买棉花要棉花票，买糖要糖票……总之，每月要在商业局和粮站领十余种票证，这本购物本可以购黄军被一床，军棉衣裤一套，棉鞋（棉胶鞋）一双，棉毯一条，这些必需的日用品要是平常用布票买，要用全家两年的布票，而且都是军用品，当时年青人对解放军还是很崇拜的，平时把穿军装、背军包、穿军鞋当时髦，谁有一件军大衣，可以把不少人羡慕死。东西准备得差不多了，9月19日，在杭州工人文化宫举行了誓师动员会，各校都派出代表在会上表决心，市革委会还专门发给每位赴边疆人员一套崭新的《毛泽东选集》，一张文艺演出的招待票，一张挂在胸前的光荣证。（同时作为坐火车的凭证）9月25日，我们凭票观看文艺演出, 是当时最流行的杂技、魔术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