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洪流下的个体命运 · 汤德海

觉民

口述者：汤德海

整理者：章   岚

时间：2016年10月23日下午13：00

地点：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52225教室

　　汤德海，1949年出生，1969年4月从宁波东恩中学到黑龙江萝北县太平沟公社插队。1971年3月推荐到黑龙江佳木斯师范学校工农兵学员。1972年7月毕业回萝北团结公社中学工作。1977年7月因照顾夫妻关系调回浙江慈溪市卫前中学。1980年调到浒山，同年考入宁波教师进修学院，带薪进修二年。毕业后回慈溪职业高级中学任教，直到退休。

　　一、 无法回避的下乡

　　我有五个兄弟姐妹，下乡三个，我是老大。首批出身好的“红五类”子女去边疆建设兵团或农场；出身不好的“黑六类”家庭的子女或家庭有严重问题的去黑龙江集贤县插队；出身或社会关系多少有点问题及“文革”中受到冲击尚未定性的子女，可以去边境萝北县插队，我就属于最后一种。这种分配原则基本上是公开的，也不是什么保密的事，也保不了密，谁家出身怎么样都知道的。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了，老子打倒了那儿子就是反动了对不对？所以我这样的家庭，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没办法的，没有第二条路。在这种情况下我第一批就报名去边疆，1969年4月21号出发了。就宁波市来说，第一批支边的是到萝北县边境地区去插队，当时去萝北的有七百多个人。离开家的心情，怎么说呢？有种侥幸心态。为什么侥幸呢，这就要提到家庭出身的问题了。我说侥幸就侥幸在我能去边境插队，说明我父亲的问题还没有定性，还不属于“阶级敌人”，将来有可能解放。如果定性了就要给你搞到集贤去了。所以我倒荣幸的，当时家庭出身能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前程，跟现在不一样。但是后来到70年72年下乡时,家庭出身不那么重要了，因为生产队农民饱和,不要你了，一般都到农场，兵团，特别是林场，这个时候去就不管成分了，成分好不好都要去。最厉害的两招是把你父母工作停掉，孩子不下乡就不能工作；第二个就是比我们小的小学生敲锣打鼓到你家门口，一天两次三次，一直到你下乡为止，结果他们自己长大了以后也给人家送到下乡去。当时的口号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嘛，都要下去，除了个别特殊的情况，身体有病的或者独生子女，当时独生子女很少，所以有适当的照顾。一般是三个兄弟下去两个给你留着一个，也是当时的政策，这是宁波比较人性化的地方。

　　我没去之前对东北还是有所了解的，看资料片，北大荒嘛，但没有什么深刻的体会，我了解的也只是书面的。有老师对我说的，黑龙江来动员的人对我说的，都是挑好的讲。我们当时年纪小，听天由命嘛，不过当时情况也是,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离开宁波时的场景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记忆犹新。宁波，4月21号早晨，下面送的人在哭，亲戚朋友在哭，车上车下车内车外哭声一片，一点也不夸张。出发的时候，一上车，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拉着个孩子到我跟前来：你是大哥哥又是副排长，你无论如何要照顾照顾我的儿子，他才十六岁。想想看，我照顾他谁来照顾我？到这个地步，大家精神都麻木了。

　　当时我们下去24个人，肯定要有领队的同学，为什么能挑中我当副排长呢，有三个原因吧。第一，虽然我父亲当时打倒了，但毕竟老虎死了老虎皮还在；第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也是红卫兵，与造反派一起闯天下的，所以在学校有点知名度；第三，当时去的人里面我还是属于比较稳重理性的，年龄比他们大点，所以我是当然的人选。但我这个家庭出身当正的是不行的，只能当个副的，呵呵。

　　二、黑土地上日常生活

　　我插队两年，69年到71年初。

　　住的是比较好的，东北人把大车店撤了给我们住，房子在太平沟来说当时是质量最好的。房子的格局是东边是食堂，中间是餐厅，南边是住宿，中间用木板一隔，两边分别住男的和女的。我们大队二十四人，二十个男的，四个女的。不隔音，我们说话她们能听到，她们说话我们也能听到。不过我们大队男女同学比较团结，根本没有搞对象什么的非分之想，最小的十六、七岁，我最大也才二十一岁，再说在当时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也不可能去考虑这些。

　　粮食从哪里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反正一年粮食要吃你去领好了。我们生产队比较好，但没有也没办法。像油，他们也是供应的，一个人一个月多少就是多少，分完了就没了。粮食有的话你自己去领他不计较的，饭反正能吃饱，粮食钱在工分里扣。我们吃饭食堂也是不花钱，年终的时候扣回来。插队的时候吃的是苞米面，做成的大饼子，锅中间烧菜旁边贴饼，说实话饼子不好咽，每天都是这个。菜是什么呢，每天都是土豆、萝卜，一年四季至少有八九个月就是吃这个，没有第三种菜，因为我们不种菜，当时也没有自由市场，他们就种点土豆、萝卜放在地窖里，要吃你自己去拿，大白菜很少种。

　　我们有四个女同学，十六、十七岁，一天天下地干农活，确实累瘫了，她们跟着大队人马到地里去种谷子，割豆子，一回来就叫苦不断。男的还行，因为搞的是副业，活还是比较轻松的。看她们累成那样子，总想找机会帮助她们。我们下乡的时候食堂有两个东北小姑娘给我们做饭，就想办法把她们支走，让我们自己的女同学做饭，减轻她们的体力劳动。我们就一起商量办法。只有抢夺食堂经营权，东北姑娘烧的饭菜，今天我们说这个太咸了，那个太淡了，明天就说这个糊了，那个不好吃了，几天以后她们也受不了也哭了，后来生产队就让我们两个女同学换了她们。还有两个女同学因为体力比较好，没办法换，就这样一直坚持到解散以后。        

　　我们大队的知识青年，第一年不行，随心所欲的多。我们第一年收入比较少，第一年是145块/工。一个工是10分，男的一天有时是15个工分、13个工分，那当时了不得了，一天两块多啊，当时两块多一天，60多块一个月，简直是天价啊。我们大队插队有个姓张的，有一年他回家探亲，你说他分了多少？他已经回家了，大队直接把钱给他邮过去，四张汇单，因为当时有规定一张邮单最多只能汇三百块，三张回单三百块，还有一张一百多，一千多块啊，这个时候一千块，可以讨两个老婆了，我们都这样说笑他。那个时候讨老婆用不了五百块，他也高兴坏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能不拼命干吗？我们生产队副业多，经济条件稍微好点，所以都不愿意休息，一天两块钱谁舍得休息。那一年收入很高，以后也差不多一块多钱一天。我们干活也不算太累，因为地很少，不种地，都是搞副业：抓鱼、打猎、养蜜蜂、种人参，种地的也有，但还不够自己吃，所以我们吃饭每年都是国家拨的“返销粮”，这样一来收入就高了。外面的知青早上五点就起来了，到晚上八点还在铲地，十里路一个垄，女青年都要铲哭的，我们因为没有地，没有受到这种累。有时想想分到一个最边远的地方反而是幸运的。

　　那个年代讲阶级斗争。当时我们大队有个姓刘的地主，这个人七老八十了，身上穿得一塌糊涂，大队也不给他分配干活，就是冬天刨粪坑，夏天往地里送，没人理他的。有时候接受批判的时候他会陪绑站着。我们大队的革委会主任姓泮，念了两年书小学没毕业，一天到晚说阶级斗争新动向，时间长了我们也烦。我们大队还有个反革命，判了十五年，我们去的时候已经关了两年，就因为写了一首诗，诗写得也不是对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时什么稀里糊涂的事情都有，结果他两年以后押回来了，到大队就地改造，不给工分只给口粮。他特别喜欢跟我们打交道，把我们当做同类，因为我们也是再教育。他后来平反了，推荐当了队长对我们知青也比较照顾。这个我印象比较深。

觉民

　　三、太平沟知青的上访事件
　　可能我思想观念中有比较重的阶级斗争烙印，我一直觉得知青的历史实际就是一部斗争史。这个斗争有两种，一个是积极的抗争，一个消极的抗争。我先讲消极的，比如说偷鸡摸狗，哪个插队的知青没有偷鸡摸狗的？哪个知青没跟邻居百姓发生过矛盾？包括女同学。打架斗殴，吸烟喝酒，伪造病历，回家不买票等，这些是消极的，我认为也是一种抗争。
　　当然也有积极的。比如说上访，我们曾带着一部分人到县城去上访。来东北一个多月的时候，生活实在艰苦，每天大饼子，没有油，菜都没有油，你说怎么吃？再说县城什么情况我们也不知道，靠几封书信通气，头发长了我们那边也没理发店，想照相也没照相馆，所以总想找个机会去县城看看，去县城，要走80里山路才有汽车，那我们怎么办呢，总得找个借口吧，毕竟我们当过红卫兵，知道在这个时候要找些领导的差错，找几个借口。所以我们就决定去上访。我当然是组织者也是参与者，我们做出了三个规定。第一：四个女同学留在大队但不出工，因为当时她们体力差走不动，我们也怕受牵累，她们留在太平沟可以观察太平沟的动向，随时给我们通风报信。第二个决定：保密工作做好，不能说我们去上访。我们去要路过两个大队，一个兴东，一个金满屯，就说头发长了去理个发，去照相馆拍个照给我们父母看，不能透露出我们是去上访的。这帮人嘴巴管不住，如果给县革委会知道了，那我们就完了，二十几个人挡不住他们的“御林军”阻拦的，后来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这是第二个决定。第三个，等适当的机会，来压一下宁波来慰问的人。当时宁波市送第二批知青到集贤县插队，这批护送的人要到萝北来慰问我们，看看有什么好的题材，回去报道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胜利凯歌。我们就抓住这个机会来压他一下。后来得到可靠的消息说宁波来人了，那好他们到萝北来之前，我们就去县城上访。我们当时二十个男的，其中一个姓沈的没去，什么原因我也不讲了。所以十九个人第二天早上就出发了，中午到金满屯我们就按我们说的办，他们有四十多个浙江知青，看到我们也很高兴，毕竟一个多月没见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他们很热情给了我们很好的招待。我们吃完饭就走到兴东，吃完晚饭我们在大队部住下，第二天早晨我们乘运货的车到县城。东北这个方面很好，一招手车就停下来了，不花钱的。这样分了好几辆车我们下午全部到达萝北县城。
　　到县城第一天，我们就到了县委知青办，我们去上访的理由有几个，第一，安置费，五百块钱的安置费你们怎么开支的；第二，谁教育谁的问题。我们大队真正的贫下中农没几个，都是解放以后从山东、辽宁逃荒过去的，亲戚带亲戚过去的，历史或多或少都有问题，文化大革命不都揭露出来了？所以这就存在谁教育谁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当时萝北县知识青年都不到太平沟插队，而是到萝北县城边上的公社插队，把我们放到太平沟插队，这是不是歧视我们浙江知青？第四个，边境津贴。我们在宁波的时候见过萝北的武装部长，姓李的，他给我们讲，萝北县是边境县，有边境津贴的，有多少他没说，那我们听了也挺高兴的，生活问题解决了嘛。结果我们跑到那边哪有什么边境津贴，跟农民一样挣工分吃饭，这样骗我们是不对的，你说有边境津贴你发给我们嘛。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们理解错了，边境津贴是有的，但只有国家工作人员才有，哪会给农民边境津贴？当时我们太平沟的边境补贴是百分之三十，县城大概百分之十。
　　到县城以后，我们把这几个理由一提，他们慌了毕竟也是讲道理的，所以当天晚上就把我们安排到县委的招待所。第二天早晨他们来人了，说对不起今天我们派车送你们回去，县里领导现在不在县城，有问题我们逐步给你们解决。走了80里路只让我们住了一天就回去，哪有这么好的？所以我们不肯回去。第二天下午我们又到县知青办，向他们提了今天晚上我们不走了，就住你们知青办，当然我们也是有理由的。一个我们担心住招待所将来这个费用怎么办，县里肯定不会掏钱的，我们个人承担也不可能，那大队承担这肯定的，可是大队有钱吗？别看我们当时年龄小考虑问题还挺周到，所以我们就住在县知青办办公室。第二个原因宁波慰问团还没到，我记得到那天晚上九点多他们没办法，他们问大车店借被子给我们，就这样我们住了一个月。
　　事实上两天以后全县就都知道有一帮太平沟的小青年在知青办造反，把知青办占了。我们公社有三个大队，一个金满屯，一个兴东，一个太平沟。金满屯，兴东的两帮知青合起来将近八十几个人，他们也全部上来了。金满屯公开说到县城造反去，结果让人家拦住了，县里派人不让他们走，男的女的互相拉扯，但劝阻无效，坚持要到县城去。最后没办法只能让他们到县城去了。兴东的也到萝北去造反了，理由跟我们差不多，结果跟“御林军”打起来了，当时知青才四十来个人还加上女同学，结果一个知青被打成脑震荡，到县医院去了，最后也没办法总不能打死吧，只能让兴东的去县城了。这样我们三个大队知识青年就在萝北县城汇合了。其他公社的知青知道了也要来，县里就发布文件要求阻止，不能再让他们过来了，我们这里就办学习班，来了一百多个解放军、工人，一对一动员你回去，你上厕所他也在门口等你。注意啊，你家庭出身问题没解决，你这样下去要考虑政治影响，就这样吓唬你，有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就害怕了。后来我了解到当时县委有个姓朱的负责人，他跟我说他们已经跟公安局打过招呼了，要抓人，如果我们不好好地呆着就抓。
　　当时黑龙江省省革委主任叫潘复生，他十分关心事态发展，每天都叫秘书打电话给知青办的人，说他们安抚这帮小青年，做好说服动员工作。是他把我们保下来才没抓我们。毛主席说的上山下乡运动，你们这样是在唱反调啊，这是再教育与反教育的两条路线斗争,但我们年纪轻也不在乎这些，也没考虑到这些。上学习班以后我们也调整了策略，不说以前的理由了，就在毛主席指示各地农村应当欢迎知青去的问题上做文章，你们做没做到，安置费你们怎么处理的？金满屯的青年更聪明，我们大队没有拖拉机，你们是不是歧视我们贫困山区？县里竟同意了，拨了一辆拖拉机指标给你。
　　在上访期间，萝北县王家店森林发生大火，山区森林着火了，县里成立了一个救火队，各个单位都出人。我们上访知青也公开在大街上写了请愿书，愿接受命令，县委没招了，也让我们去参加救火队，完成任务以后再让我们回来去学习班。后来兴东跟金满屯的知青一起走了，就剩下我们。县委有个姓朱的开会公开说:留下三个人接受教育，实际上就是看管起来。一个是排长还有两个是陪同教育，我属于陪同教育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我都没有睡觉，怎么办？当天晚上我一个人找到姓朱的负责人说，你们这样做不行，我们一起出来的，也得一起回去，否则我们一个也不走。并解释了几个他们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事，他听我态度诚恳坚决，也笑了，但给我下了个死命令，要我写保证书说以后不再闹事了，如果再闹事第一个就抓你。这样吓唬我们，没办法？我就答应了，结果第二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就让我们一起回来了。其实他也是想尽快息事宁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这上访事件影响很大，宁波市二十四个家长也都联合起来，他们向宁波市知青办提出要求，家长自己出钱派两个代表到萝北县来看望我们，结果萝北知青办不同意，宁波知青办那边一天一个电报让我们回大队去，不要找麻烦。我们闹了以后县革委会对我们大队就比较重视，能闹的孩子多喂奶嘛。我们到1977年二十四个人全部走光了，招工的招工，回家的回家，病退的病退，上学的上学，其他大队至少还有一半在。
　　我觉得知青史就是一部斗争史，虽然现在用“斗争”这个词好像过时了，毕竟不是阶级斗争的年代了，不过呢，我认为知青最后也是通过斗争的手段才回来的。当然不是我们这些人，主要靠云南建设兵团有个叫丁惠民的上海知青，领着五万多个人集体罢工，好了，中央派农垦部姓鲁的副部长过去调查，五万多个人集体下跪，跪下来啊，一个人上去当场自杀，那个鲁部长都出眼泪了，当时就说：我现在就跟中央联系，解救你们，后来就直接给邓小平打电话。当时邓小平刚复出，要把过去一套给推翻掉，正巧是个得人心的理由，最后凭这个我们就回来了，没有他们的抗争我们根本不可能全部返城。两百多个人不吃饭集体绝食，通过这个斗争手段最后取得了胜利，一个都不留，无论是插队的、兵团的农场的全部回来了，这是79年的事情。

　　四、在公社做老师
　　我1971年成为工农兵学员。我在生产队干活，一次也没回过家。我父亲解放后回到了领导岗位，他劝我不要回来。当时我有两个优先条件，一个在萝北有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我是代表而且在会上作了演讲，演讲题目是：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吃尽天下苦。第二个在反修斗争中抓过特务。虽然特务我没抓住，但是我出去了近几个月跟着解放军在深山老林里转，结束后军分区有点名表扬我的报导，表扬什么我不知道，他们把电话打到县里去，县委领导又打给公社，公社再打给大队，我就出名了嘛。当时正好有个学校要招生，工农兵学员第一批，萝北是在71年，结果大队就推荐我去了。去了以后到县文教科我才知道是佳木斯师范学校，中专，当老师的，当时也没办法改啊，老师就老师吧。当时两个学校招了两个专业，一个师范，一个医学院。毕业以后我就到县城附近的公社当老师了。当老师以后生活条件稍微改善了下，一个月8斤大米，20斤苞米面，小米随你挑，还有四两油。学校有食堂，粮票分细粮票和粗粮票，我有八斤细粮票。我们学校是朝鲜族学校，他们大米吃不起，大米当时要两毛五一斤，苞米面才八分钱一斤，所以我们把粗粮票跟学生换成细粮，基本上吃的都是细粮，菜的问题也解决了，蔬菜白菜都有那么一点。当时南方也差不多，生活条件虽比较艰苦。工资也可以，第一年三十二块，第二年四十块七毛，最高兴的是一年一次探亲假。在家能住一个月半。当时在南方来说算是高工资了。这是我第二次进校门。
　　文革时代的学校不像现在这样五花八门，文化课没人管的，只管学农种地，口号就是培养接班人。学校有十几垧土地，十几垧土地就是一百多亩，当时有个老牛头种了不少卷心菜，大丰收后又没人买。怎么办呢，领导说让我去卖。几个女的不合适去卖，我是工农兵出来的，不让我去卖谁去卖？我也很高兴去，反正离县城十几里路，车他们会装的，我也不用出力气只是跟着去。结果还行吧，马上就卖出去了，卖给了农场两个来买菜的上海知青。我们卖，他们买，互相一看就知道是知青，所以很快就成交了。当时我们的秤是十几斤的小秤，一千多斤的卷心菜我称到什么时候去啊，一时他没办法我也没有办法。不过我是数学老师嘛，对不对，这个脑筋还是有的，采用了抽样法，大的小的挑三颗称一下，一共称了九颗，把总重量加起来除一下，算出平均数，最后数颗数就行了。反正公家对公家，我不计较他也不计较的。到底谁吃亏谁便宜到现在我也说不出来。之前零卖的钱大概还有三五块，我跟赶车的老头到饭店吃了一顿，每人拿了一包香烟，老头也很高兴直夸我好啊，说我办事干净利落。
　　东北的学生都很朴素，黄帅事件发生后，学校里出现了几张大字报，这些孩子都是很平稳，不像我们造反的时候，当时老师也担心啊，特别是一些年纪大的，一些老教师特别是刚解放出来的都很害怕，会不会再把我们批斗啊。我是不担心，因为我们是根正苗红贫下中农推选出来的工农兵学员，你能把我怎么样？东北学生学习比较努力，就是接受能力有点差。他们很喜欢劳动，什么地方劳动自告奋勇，用不着你说。学校规定一个星期一天或一个下午劳动，等到到农忙的时候停课去劳动一两天。像我这样师范科班出身的老师大概有一半，我们公社有7、8个浙江知青佳木斯师范毕业去的，79年的时候全部回来了。萝北县的教师有些是部队转业的，四川、河北各地人都有，他们有文化基础，但不少是国民党俘虏过来的兵。
　　我觉得知青对当地教育贡献是很大的，知青大中专毕业以后到团结公社（萝北县的离县城十几里）去工作的有不少，有四个是浙江知青，还有两个是代课的，可以说知青是当地教育的主力。

觉民

　　五、终于调回宁波了
　　我是77年回城的，比大返城早两年。当时我已经当老师了，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之一。当时回家有两条路，第一条是搞病退，但是我必须把老师辞了。大家千方百计都要回来，这是人人都向往的，病退没病的都要装病，这都是真实的情况。去太平沟的宁波知青半年以后病退的第一批有5个人，当时我们几个年纪大一点的派到外面去出工了，不知道这个情况，留在大队的十几个人接到公社通知，说明天天晴你们去体检，身体不好的可以回家。当时五个人中一个女同学腿有点不方便，还有四个都是生龙活虎的哪有什么病啊。一个故意用石头砸小腿，搞肿了，说腿受伤了；还有一个在体检之前喝热水，大口大口地喝，温度一量39度5，说我经常这样，那水土不服。还有一个是姓沈的，根本没病，就瞎扯这里疼哪里疼，把医生也搞得没办法，那就算了让他回去好了。所以搞得真正有病的没回去，没病的动些脑筋反而回来了。应该说东北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医生知道我们条件艰苦，能放我们的就尽量放我们。后来不行了，严格把关，公社医院不作数了要到县医院，而且黑龙江检查以后宁波也要检查。第二条路就是到南方农村再插队。当时这两条路我父亲没同意，他是老领导，思想觉悟高，他说不行，当时口号是继续革命，你已经加入了革命的队伍，你辞职就是革命的叛徒，将来是政治上的污点，不能走这条路。那你回来要怎么办呢，只能在南方找对象，然后通过组织关系照顾夫妻分居调动回来，这是天经地义的，组织上允许，所以我只能走这条路。这样两年之后我调了回来，应该说是比较快的。
　　回来以后我在慈溪某中教书。因为照顾夫妻关系，我夫人在慈溪，那我也到慈溪，应该说还比较顺利。我回来以后第二年她也上调，有了工作，后来学校给我们分了小房子，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我是工农兵学员学历不合格，当时我教高中，你中专怎么能教高中？怎么办，你得上学去，所以学校让我去上学，后来考进了教师进修学院学了二年接着又函授三年，这个时候条件好了，我带薪学了二年。有些同学才二十来岁，我已经三十二岁了，跟我学生辈的一起学习。我骄傲的地方就是我每个月有三十九块钱的工资，他们只有助学金。

　　六、反观知青运动与知青回访
　　知青运动这是个悲剧，是失败的。但从出发点上说，又不能说完全没必要。当时社会积累的矛盾怎么解决呢，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不招生，几千万的学生怎么办？工厂停工，只能往农村送，给你套个冠冕堂皇的帽子什么：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等等。你去了还感到兴高采烈，实际上就是哄骗你。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高高兴兴的，毕竟人还是有感觉的，搞这套东西让我们吃苦受累太多了，所以各种各样的矛盾就都出来了。中国的腐败也是从那时开始的，比如病退走后门等等。
　　知青运动对那代人的影响有好也有坏。好的话是能吃苦耐劳，比较理性地分析一些问题，实事求是，讲信用；坏的话是自暴自弃，什么都不怕。遇到什么情况，眼睛一横：你能怎么地，我插队从农村冰天雪地过来的，你能把我怎么地！所以我说知青史就是斗争史，你不承认不行。但我也讲了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解释斗争是不对的，这斗争不是阶级的斗争，而是与生活与环境做的抗争。
知青回访我回去过两次，一次是当老师的知青结团一起回去的，第二次是去年我跟插队的朋友一起去的。回访我觉得是应该搞的，作秀的就不要搞了，你就实打实，有什么能力你就帮助他们。集贤搞得比较好，比如赞助一些贫困学生，你有条件了赞助一些，回报第二故乡。
　　也有一部分知青不愿意回访，他们对这段历史很避讳，因为在他们成年的过程中受的苦最多，受的累最多，父母兄弟姐妹也最伤心，提到回访他们都不愿意去这个破地方，有人说就是撒尿也不愿意朝这个方向。真的，因为知青回来以后层次差异比较大。普普通通的，退休工资三四千，两个人退休以后加起来七八千，一个小孩成家立业。比这个差的也有，我们班的一位同学，现在他人是回来了，讨的是东北老婆，但是他在集贤插队的退休工资只有两千不到，是东北那边发的。他老婆没工作，到宁波以后给他办的低保一个月一千块钱，儿子都三十好几了找不到对象，房子也没有。

觉民

　　七、我看中国教育
　　做了一辈子教师，我关注中国教育。我想说，现在的教育产业化是谁提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最坏了。教育本是国家的责任，怎么能产业化呢？有条件也办大学，没条件也办大学，卖大红鹰香烟不去研究尼古丁也办起大学了，都为了挣钱。我孙女四周岁上幼儿园一直到上小学，就这样一个小孩，幼儿园每天有培训班，什么英语培训班、识字培训班、小小牛顿培训班、珠心算培训班，还有唱歌舞蹈培训班，小小主持人培训班十几个，家长碍于班主任的面子不参加也不好只好参加了，培训费比你的学费还贵。四五岁的小孩子还在长身体，每天这样培训身体吃不消的。我小孙女学了三年的小提琴，现在连一首歌都拉不出来，你说你培训出了什么？不就是挣钱嘛。幼儿园国家不管什么班都可以办，小学国家纳入正规，学校不能办培训班，好，学校班主任或者校外的人合起来搞托管班，到那边去，作业辅导班，补课班什么班都来了。家长也是这样，班主任介绍的不好意思不去，当然也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实际上这些孩子也不愿意学啊，八九岁的人懂什么啊。要赚钱搞经济不能搞到孩子身上去，我们这一代老师看着也没办法，只能这样了。国家有本事办学不能这样办的，产业化是不行的。国家承担九年义务教育不用交学费，其他乱七八糟的费又来了，吃饭啊校服啊保险啊什么的，这也是教育产业化的结果。这样搞，把学生的天性都压制住了。特别是初中高中压力很大，早上起最早晚上睡最晚，他们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候，怎么能这样搞呢？理想的教育应该是开放的。放开学生，学生喜欢学什么就学什么，哪怕你参加工作几年以后去学也可以，素质教育。中国的教育就像是邯郸学步，想学人家没学会，结果把自己怎么走路也忘了。你说对不对？

　　八、寄语后代

　　你们这辈人比我们聪明多了，我们的忠告你们未必愿意听，也不一定能接受。如果有忠告的话就一句话：做人要有道德底线，不能超过这个道德底线。文化大革命就是超过了这个道德底线，是不是？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批你，夺来夺去，最后还不是自己倒霉？就拿我们学生来说，开始是高兴的，兴高采烈，红卫兵到北京去，造反斗走资派，戴高帽，敲大锣，结果自己也被整到农村去了，这不是报应吗？现在很多人都失去了道德底线，比如小学教育产业化，就是失去了道德底线，挣什么钱，挣钱挣到四五岁的小孩子身上去了，把钱看得太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在教育上面动脑筋赚钱，那这个国家就没出息。

大乌珠

       此人网名是不叫“萝北太平沟”的？当年宁波尚未知青网时，他在我们浙江知青网上是常客，后来被不是知青的人给“打”跑了的。他好像有篇什么短文被杭州图书馆为我们编辑出版的《迁徙的人生》一书中，还曾委托你送他书的。
      

大乌珠

找到了他那篇编用的短文——

                               串  排

·箩北太平沟·

       孤寂的太平沟有青山作伴，大江相依，倒也逍遥慰藉。

       在我们知青“窝”的东边，约六七里地的江旁，是太平沟林场的储木场。场内堆放着像小山一样的原始圆木，按长短尺寸整整齐齐，大的在下面，小的在上面，早就归楞好了，就等外运支援革命建设。

       那时候，太平沟还没公路，伐下的树木除冬天封江时用汽车从冰面上拉走一点急用外，绝大部份是靠夏天走水路。

       自闭的山沟也有一套省运费、少耗力的原始绝招：把圆木推到江中，在水里再把一根一根圆木用特制的铁钉砸住，后用铁丝串连成木排，让小拖轮顺水拉到目的地，当地人把它叫做“串排”，每排由二、三百立方米组成，大的可超过五百立方米，可称一绝。至于到了目的地，如何拽上岸就不清楚了，反正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几个身强力壮的“老浙”自然加入到“串排”的行列，给林场打工，是按人按天计工，钱由队里统一去结算，林场派员负责记载下水立方数，瞧，咱也当上了林业工人。

       人类总在不断实践中创造出利于自身的最佳途径，简化着笨重的劳动。若靠人抬、肩扛，一天可就累得要死要活了，几天下来非趴倒不可。原来储木场有现成的“小铁轨”，下面垫上枕木，上面用四个铁轱辘自制成推车，车上装上圆木，沿轨道推着走省力多了。到了道口，岸边早就用圆木架设了一条下水的渠道，在水中这庞然大物就轻飘飘地随意由人摆布了，我们也不由自主的赞叹着这种原始的“先进”方式。

       “老浙们水性好，个个是浪里白条，就让他们到江上去扎木排吧！”对队长的英明决定，我们三呼万岁，高兴得直蹦。

       在水中方显英雄本色，手拿特制的长柄扎钩，来一根，钩一根，砸一根，把它们牢牢固定在木排上，有时还特意嬉弄，大声向岸上叫唤：“快，我们要失业了！”即使个别圆木“调皮捣蛋”脱钩后，咱也争前恐后的下水，挽回国家财产流失，义不容辞的把它捞回来。木排越扎越大，心情越干越畅。

       下班时间到了，一天又结束了。面对一身臭汗，有人提议，今天我们走水路回家。好，让老乡们也见识见识“水鸭子”的功夫。于是，脱得只剩裤衩的“老浙”头上带着南方特有的草帽跃入了泱泱大江。

       在太平沟这段的江面约有二千多米宽，对岸就是苏修，谁敢在国境线上，在“苏修帝国主义”的枪口底下，在高倍的望远镜监视下嬉耍游泳？我们，只有我们宁波知青，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小子。

       借着水的浮力和流力，我们时而蛙泳，时而仰泳，时而踩水，时而潜泳。六七顶草帽在水上悠忽漂荡，在江上组成了一幅独特的风景，吸引沟里的人驻足观望，个个翘起大拇指齐夸“多棒的小伙子”啊，当然也馋得东北大姑娘们直送“秋波”套近乎。

       上岸了，边防站的两个四川兵跑了过来说“好样的”，非拉着我们以后教他们学游泳。边防站的郭站长也来了，把我们夸了一番，并提醒游泳不要离开了边防哨的视线，免出意外，是保护还是监视，二者都有吧。

       一个多月的串排任务完成了，通过劳动，我们与老乡建立了感情，融洽了关系，也改变了原来那种玩世不恭的形象。

       黑龙江水不仅冷却了我们身上的狂热，也冲刷了我们身上的骄奢，从幻想中回到了现实，并开始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如果说是社会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那末现实的环境也将改变我们的生活轨迹，让我们重新找到人生的定位。

       几十年过去了，在宽阔在黑龙江畅游的情景常在眼前浮现，若有机会真想再去畅游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