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青中走出来的教书匠 · 王无锋

觉民

口述者：王无锋

整理者：刘奕角

时间：2016年4月10日

地点：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52225-2教室

       王无锋，男，1952年7月1日出生于宁波，1969年4月赴黑龙江省集贤县插队落户。1974年8月，经推荐入牡丹江师院数学系学习。1977年8月毕业留校，到附属中学任教。1983年3月，任附中副校长兼教导主任，1985年9月起任校长。1983.6－1986.6期间，参加牡丹江师院中文系本科函授至毕业。1989年7月，获“牡丹江市优秀共产党员”和“牡丹江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1991年2月，调入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教委工作，先后任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教委党委委员、主任助理兼办公室主任；1995年2月，任区教委副主任兼北仑中学校长；1996年10月任区教委党委副书记、常务副主任（兼任宁波市物理学会副理事长），1997年4月，任区教委（后改教育局）主任（局长）。2003年9月，调任中共北仑区委统战部任常务副部长（正处级），2007年12月，调任北仑区老年大学任常务副校长（正处级）至2012年9月退休。2002年9月，曾被浙江省教育厅授予“浙江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

　　一、少年要去闯荡

　　我的祖籍鄞州横溪王家，其实早年是从山西太原迁移过来的。据说太太爷当年是太原的太守，遇金兀术进攻中原的时候害怕了，所以带着家人跑到鄞州横溪一带买地、建房子。后来他的儿孙发达了，就开始修祠堂。去年，横溪的上街村正是因为王家大院，才被列为宁波的历史文化古村。最近他们还以王家大院作为景点，开发了旅游业。我们王家列祖列宗在横溪算是有铜钿人家，我伯父和爷爷还捐田捐谷办起了正始中学，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省一级重点中学，应该有8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我们王家祖祖辈辈教书人多。

　　出身肯定是一种烙印，家庭出身不好，上山下乡肯定要被动员，我是要首当其冲的。文革前，父亲是宁波一中的校长，属走资派。当时他的压力很大。我们家有三个老三届，我哥哥、我姐姐和我。那时候我姐姐在宁波一中，我和我哥哥在另一所学校。我刚得过脑膜炎，我哥哥就和我说支边事情他会想办法的，让我不要去报名，我姐姐肯定是要去的。但是工宣队要来找我父亲做工作。有天晚饭后，父亲找我聊天，就说这件事情，我就说没关系的，我去好了。第二天我就去学校报名了。最后我和姐姐去了黑龙江，哥哥在宁波插队。记得报名后学校就敲锣打鼓来送喜报。那时候因为受电影和小说的影响，大多数人都想要去兵团这些地方，像我们这些属于家庭出身不好、走资派的子女，安排到边境县农村插队也不放心，怕我们偷越国境吧，所以把我们这批知青安排在离边境线比较远的集贤县。因为我们头几批知青去了之后，都说插队条件太艰苦，所以后来动员知青去黑龙江，都安排去了兵团、农场。

       在我们快要出发时，记得父亲和我说了很多他年轻时候一个人在外的经历。他说他出远门的时候年龄比我当时小多了，希望我在外面要多锻炼自己，也和我说了很多叮嘱的话。他还说在外面，酒是可以少量喝点的，但烟不要去碰。所以我这个人不抽烟，但是我酒量特别好，在我生活过的地方也是有名气的。

　　我是1969年宁波的第一批支边知青。出发那天我心情还是挺复杂的，既有一腔“好男儿志在四方”的热血，又有着对北大荒生活的幻想，当然还是有一股无奈和凄凉。那时候我才17岁，一下子要离开亲人离开家，心里肯定是恋恋不舍的。当时内心还有一段很朦胧的感情，不过那时候我们只是觉得两人的关系很好，也根本没想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或者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样。那天她也来送我。站台上，两个人都很腼腆，也不知道说些什么。那是一种很无奈的感觉，真的是无法表述。后来她还给我写了封信，说我去那么远的地方，也不给她写封信回去。但是我那时候挺无奈，因为在那时候，信是有可能传到别人手中的，引起无端猜测，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我也没回信。现在想想，还是很内疚的。

　　二、下乡时的知青集体生活

　　那个年代在小说、电影里面都可以看到有对北大荒生活的描写，像“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所以我们对那边的生活一开始就充满了好奇。我们基本上是怀着一腔热血去的，好男儿志在四方嘛。不过出发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目的地是完全不知道的。比如当时说的接收我们是国庆大队，我们的行装也发过去了，但后来当地公社觉得国庆大队接收知青的条件太差，就临时决定变换地点，结果接收我们的是治安大队，现在叫升昌镇治安村。

　　一进村，心里落差相当大。看不到一块砖瓦，都是土墙，房顶都是草。下雨之后，路就都变成泥浆了，踩上去都会陷进去，更别说骑自行车了。

　　安排我们住的所谓宿舍，实际是一个场院房，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春天，场院房是空着的，生产队就把那房整理了一下让我们住。我们7个男生一起睡在一铺炕上，女生就被安排住在生产队马厩旁边的豆腐房里。后来天冷的时候，场院房要用了，我们就不能住在那里了。生产队就用高粱秆把豆腐房中间隔开，女生住南炕，男生住北炕。然后共用一个大灯泡，因为灯泡功率太大，有可能会把高粱秆烤着，所以在上面还开了个大窟窿。因为中间只是用高粱秆隔开的，所以说话声音什么都听得到，甚至谁放个屁都听得见，引起哈哈大笑。男生晚上有时候调皮，会拿个土豆什么的，趁女孩子休息的时候“哐”地扔过去。女生也不会生气，一起笑笑而已，挺开心的。也是因为大家都生活在一起，像个大家庭，吃东西也都一起吃，所以感情特别好。那时候一般知青家里都会通过邮局寄一些不容易变质的食物，比如虾皮、咸鱼、梅干菜之类的。在没菜吃的时候，大家都会把家里寄来的东西拿出来一起分享。困难的时候，用宁波寄来的固体酱油，放开水里一冲，里面若再放点葱花，在那时候就算是美味佳肴了。

　　我们刚到黑龙江时候，生产队安排一个炊事员给我们做饭，炊事员的工钱是生产队出的，秋后也不给我们算账或扣我们工分，都是义务帮我们做的。后来，因为南北方的口味不一样，我们就向生产队提出来说要自己做饭，每个知青轮流，一人一天或两天。那时候，我们大家都抢着要做饭，因为如果你今天轮到做饭，生产队照样会给记工分的。这样若轮到我做饭，早上起来做饭，大家吃完饭下地干活去了，我就可以去睡觉了。东北做饭主要是大馇子嘛，把大馇子下锅，然后把它烧开后，就放在锅里闷着，这样大家中午回来的时候饭还是热的，到时候再弄个菜就完事了。有时候根本没菜的，就用擀面杖把盐擀一下，往大馇子上面撒一把盐，这就是一顿饭。

　　应该说生产队对我们这些知青是很照顾的。到10月份下雪了，没农活干了，我们就回到宁波来了，一直到第二年开春，北大荒要种地了，我们再回去。我们插队知青是没有探亲假的，而且车费都要自费。这就要想办法减少支出了。那时候在东北的铁路职工，看见我们这些穿着黄大衣的知青无票乘车，也是网开一面，知道我们没买票，就悄悄地让我们坐到车厢坐席100号以后那些不卖的座位上去。按理说知道你逃票，应该是要追查的，但是他不查，还告诉我们出站的时候不要给铁路工人为难，你没票就从旁边的栏杆那儿出去，还说人民铁路人民坐，欢迎下次你再来。

　　知青在村子里做点“偷鸡摸狗”这种事情，我想是每个插队知青都经历过的。我们也有因为没东西吃了去老乡家偷只鸡、鸭、鹅或捕杀只狗什么的。但是我们这个村的老乡都很好，他们有时候知道的，但是都不说什么。有些老太太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鸡少了，只是嘟嘟囔囔地说肯定又被这帮“浙江驴”给抓去吃了。后来我们也觉得这样不太人道，想吃就去老乡家里买。其实很便宜的，当时一只二、三斤左右的鸡，只要一块七毛钱，一只都快十斤的大鹅就四块钱。他们也都不称秤，很随便，有人买就特别开心。不过后来卖着卖着也开始涨价了，一只鸡大概3、4块钱，大鹅5、6块的样子。然后我们大家都齐动手，也不必细加工，退净后就放点食盐放点葱，再放点大白菜、土豆什么，就这样放入大锅里炖起来，现在回想当时吃的多少香啊。

　　在生产队我们是按工分分红，一年下来大概也就有100多块钱。我们这个生产队对我们知青的劳动力定级还是相当照顾的。劳动力定级是根据劳动力的劳动能力来确定你是几级劳动力，然后根据定级来确定你获得的工分值。最高劳动力是10级，你若是定9级，也就是说同样参加一天劳动，10级劳动力记10分，9级劳动力就记9分。按理知青也是要凭你的实际劳动能力由生产队社员大会定级，确定应该得到的工分值。但是我们这个生产队真挺好的，规定对我们知青，不分男女统统按10级劳动力对待。当时我们的确是非常感动，当地与我同龄的青年人，最好也就定8级啊。

　　村里的老乡们对我们好，我们反过来对老乡们肯定也是好的。比如我在村里大家都知道的，因为我动手能力很强，那时候我最拿手的就是修理无线电、半导体这些东西，农民家里什么广播喇叭、收音机坏了都会来找我修理。他们都知道我什么都会一点的，而且各种工具，备用材料都会有一些。正因为这样，所以我每次从宁波回黑龙江途中，都会去上海南京路的中央商场里面，去淘一些修理无线电、半导体的配件，主要是那些容易损坏的电子元件等等。实际这些东西都很便宜的，当时用10块钱，就能买一大堆。在村里老乡们来找我帮忙修东西，我从来不要他们钱的，所以修完以后他们都很高兴。有时候他们客气地会说，“小王，到我们家吃饭去啊”，我也会大大咧咧应诺并跟着去他们家吃饭。实际那时候，老乡们家里都是很困难，进屋炕上一坐，小烧来一点，大葱沾大酱，高粱米饭一碗，炒个鸡蛋是很好的了。所以，我们与老乡们的关系处得很好。

觉民

　　三、在劳动中接受再教育
　　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在劳动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就逼迫我们必须过好劳动关。但是在劳动中，因为我年龄小，个子小，力气又小，再要强也不能跟人家比。
　　不过我运气也比较好，我的动手能力比较强，所以像生产队的有线广播的维护都是找我的，老乡们管这样的活叫“巧活”，意思是不用出多大体力，但是手头要有点技巧。后来，干脆就把这个活包给我了。只要我能平时注意维护，保证生产大队的有线广播畅通，一个月就可以给我记4个劳动日工分。我要是不耽误出工，一个月出满勤30天，每月还可以另外给我加4个劳动日工分。这样，我都是利用休息日、下雨天和一朝一晚的时间，去维护有线广播设备，保证每家入户的喇叭都能响。因为在那个年代，这个有线广播传播的的是北京的声音，是毛主席的声音啊！这是要响遍千家万户的。那时候的有线广播，就是每户人家都有个喇叭。一是为了随时随地能接收到北京传来的重大新闻；二是早晨两三点钟的时候，生产队长要拿这个话筒指挥生产。大的高音喇叭装在电线杆子，坏了我也要爬上去修。但是喇叭那么大，我不可能把它拿下来，而且修理要用电烙铁焊接，在电线杆上边也没办法做。所以我就耍点小聪明，只把里面的喇叭芯拆下来，拿下来修好之后，我再拿上去安装。几年时间，这个活让我干得是得心应手。
　　不过正常的农业劳动，我还是要参加的。也没有专门指定的师傅教我们。我们进村的时候，正好赶上春耕农忙时节，安顿好就急急忙忙下地随大帮干活去了，根本没时间学习。锄草时候，有很多知青都是近视眼又没配眼镜，比如我，当时也看不清、也认不清楚哪些是苗，哪些是杂草。所以当时像我这样人一锄头下去，就把苗铲掉了，结果杂草还留着。最后导致生产队长还要安排劳动力去补种。所以，在后来劳动中，生产队长就知道怎么来关照我们了。
　　有意思的是劳动的时候，还有一些年轻的农民会教我们怎么去偷懒。实际这就是当时因为人民公社搞“大帮轰”，个人都没有劳动积极性。所以很多人都不干活，反而教我们在铲草时，第一下用锄头拉过来把草锄掉，第二锄换一边时把土推过去盖住草，在后面一看也挺干净。这样劳动强度是减小了，但是锄草的根本目的没有达到啊。
　　收获的季节割地就是实在活，这是不能偷懒的。一般是三个人一组包六个垄，中间一人在前面割，他割下来的农作物堆放在后边，为了装车方便，左右两人要把割下的农作物堆放在中间，这两人就有一个是正手，另一个是反手。一般老乡都是把正手一面的让给我们知青，他们去割反手的一面。所以说这三人一组就要讲究整体协调。
　　在地里干活，打头的一般是生产队干农活最好的、也就是生产队里的副队长。他领着大家干活时，控制着我们的劳作速度和进度，他说可以田间休息了，就横排对齐就地休息。那时候条件都很差的，打头的生产队副队长也没有手表，就是看太阳的高度来确定收工时间。但是遇上阴雨天，他就会问周围戴表的人现在是什么时间再来确定收工。农村的小年青有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副队长在田间休息时有时在地头睡着了，他们就不许别人惊醒他，让他睡个够。因为我们平时休息多久就是看他睡多久，他什么时候醒来我们就得继续干活。有时候等他醒了一看都很晚了，然后他就会说那收工回家吧。
　　那时讲政治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要斗私批修。公社干部经常进村组织农民学习，学习后经常会要求大家发言。这时候都希望知青发言，因为农民说不出什么来东西。也很有趣的，我们就会把在谁家偷过鸡，鸭的事都讲出来，然后斗私批修、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保证以后不犯错。抓阶级斗争时就会请贫下中农给我们忆苦思甜。有两个事情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有个农民在忆苦思甜中，最后竟然告诫我们说一定要好好读书，别像他没文化整天锄地没出息。但那个时候正好批判知识越多越反动啊！所以他讲了几句，话筒就被组织会的人拿走了。还有个老农民，在田间给我们讲他自己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的事情。许多农民曾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但给他们发工资，其实就等于在打工了，所以说要不是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我就没有钱，也盖不了房子、娶不成媳妇儿了。
　　学习会时，我有一次被点名发言，我当时说了两件事情，一是标榜了自己的名字来由，二是表示了自己要在广阔天地虚心接受再教育，磨练自己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钢铁意志。会后不久，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在听我那次发言后，觉得我这个小伙子还挺有意思的，就找到我，鼓励我入团，那我就入团了。其实很简单的，就写个入团申请书给他就好了。他们弄好之后给你一个团徽，一本团章，也不用宣誓，就完成入团程序了。然后一个月大概交5分钱团费，算是正常参加组织活动。

　　四、被推荐上大学
　　在工农兵中推荐优秀分子上大学，这是当时大学招生的办法。在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知青是被推荐上大学的重要群体。1973年我们知青点有3个推荐名额。凭我的表现和人缘，还是有被推荐上的可能。因为我和姐姐都插队在一个大队里，她那时已经在村里的学校当代课老师了，我嘛正在外面被派出当民工。当时大队支书过来找我说，“现在这边有3个名额，你们29个宁波知青，不可能让你和你姐姐一起去的。你姐姐年龄比你大，今年先送她去，明年再推荐你，你不要有什么意见”。能保证推荐姐姐上大学，我内心当然高兴啊。那年我姐姐被推荐去哈尔滨师院读书，她是宁波一中的学生，又是老高三[ 老高三：作为1966年高中毕业生的简称。]，理所当然要去上大学。隔了一年，1974年的时候，大队就推荐我去上学。那一年我们公社就两个大学指标，我们大队分到一个大学、一个中专的推荐指标。那时候上大学与个人志愿没有关系。这所学校要个男的，你去，那所学校要个女的，她去，专业也不由自己选。推荐我去的大学是牡丹江师范学院，专业是数学系，要求性别是男性。实际我只是读完了6年小学，初中读了不到1年就遇文化大革命。根据我本人的文化课基础最好还是能读个中专，我初中都还没毕业呢。不过当时曾经给我推荐过的中专是一个铁路学校的驾驶专业，但是这个专业对眼睛的要求很高，我眼睛近视，而且红绿色弱，所以体检没过关。后来就把大学指标给我了，因为数学专业对视力没有过高要求。
　　推荐上大学也要考试。不过由于1973年张铁生交白卷事件影响，那一年考试方法改变了，以示公开、公正、公平。考生按座位坐好，考场前面坐着公社党委书记、各大队书记和几位专业教师当考官。先请专业老师提问，谁能回答谁就举手，点到名后回答对了就坐下。第一题是解二元一次方程，正好这题我在初中学过，我就马上举手，也回答正确。后来教师问到化学问题，其实化学我根本没学过，什么化学反应、物理变化，一点不懂。但是我高高地举手，前面那个是公社党委杨书记认识我，就对我说，“小王，你都会的，就别举手了，还是让其他人回答问题吧，”因为他是全场最大的考官，他这样一说，其他老师肯定也不会再点我了。所以后来我干脆不会的问题也举手，考官们一看觉得这个小王很聪明啊。所以我名次就排在很前面，被推荐去读大学，也就是牡丹江师范学院的数学专业。其实我初中都没毕业，进数学系学习，心里没有底，入学后想找学院领导要求换专业，能不能换到中文系去，这样学习能轻松一点。当时我去请教我姐姐已经在牡丹江师范学院入学的几位同学。当时还是处在“文革”期间，他们认为中文系老师在当时背景下，上课不敢多讲，怕犯错误，也不让学生记笔记。学数学，对我来说困难是大一些，但是内容是不会因为政治形势而改变，以后当教师教数学就轻松了。就这样我还是读了数学系，三年也坚持下来了。
　　不过，我天性还是很喜欢中文的，我读中学的时候，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贴出来当范文的。我读数学系的时候，课余时间自己也订了《诗刊》等期刊，有时候就模仿写一些自由诗。那个时候牡师院数学系74届的壁报上，每期都有我写的诗。不过我写诗用词比较自由，不太注重押韵，反正不是科班出身，也无所谓。
　　应该说是被推荐上大学读书，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特别是进入师范院校，享受全额助学金，国家包分配，实际进入师范院校，就是人民教师了，参加工作后学习年限都是计入教龄的。毕业之后就被留校分配到附属中学教物理。走上学校领导岗位后，考虑到以后行政工作多了，学好中文还是有用的。所以在牡师院读函授[ 函授：成人高考的一种学习形式。]的时候就选择了中文系。那时候读书还是很认真的，图书馆借书证上的借书记录是满满的。
　　我是大学毕业以后入党的。实际我入学后是班级里第一个写入党申请书的。但是后来遇到了点麻烦，就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那是1975年，“文革”还在进行中。对我的入党申请，党组织必须搞政审。那时候还是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数学系党总支派出工宣队的队长和另外一名同志一起到宁波来调查我父亲的情况。那时我父亲已经被结合到一中当革委会[ 革委会：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各级政权的组织形式。]副主任，分管教学业务。这期间，父亲在学校组织数学竞赛，开始抓教学质量。不巧，又遇到教育系统批回潮，又一次被批判。所以，工宣队那两名同志到市教育局调查到父亲的情况，回来向数学系党总支汇报，这样对我的政审因为父亲的原因没有通过，在读大学时要求入党就这样搁浅。

觉民

　　五、回故乡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自1977年毕业分配留校工作，到1990年我在牡师院附中工作了已经是整整十三年。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毕业学生，我自己也在这十多年的教育工作实践中摸索、积累了许多经验。身份已经是一位中共党员、且具有中学一级教师职称和八年校长工作经历的“教书匠”。由于当时国家对知青的子女返回原籍地问题出台了相关政策，允许知青的子女回到原籍，但是其父母是不能回来的，要留在黑龙江。知青子女回到当地必须要有个监护人，把户口落到他们那边，比如说爷爷、奶奶。我觉得这个政策缺乏人情味，这不是人为的造成骨肉分离嘛。再说自己的子女还是要靠自己带。为了子女能具有更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就开始考虑拖家带口离开黑龙江返回故乡的问题。我家属是黑龙江人，岳父当时在黑龙江省委党校工作，他的思想挺开放，表示理解和支持。家属也没有什么意见，反正我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在东北呆了20年，你来南方呆20年以后，我们还可以再回黑龙江啊。就这样，开始在亲友的帮助下，开始联系工作商调事项。
　　我原籍是宁波市老三区的人，本来联系工作单位考虑的是市区学校。我的父母及兄弟姐妹都居住在市区。但是当时的宁波，思想观念也是比较落后，改革开放大门还没有打开，商调科技人员时还念念不忘控制城市人口。也许是看在我们是教育世家的面上，市里答应同意接收我到宁波任教，但是不解决住房、不考虑家属工作安排和孩子入学问题。所以，面临的现状让我也很为难，总不可能把老婆孩子放在黑龙江，我只身一人回来吧！当时北仑区人民政府的区长潘朝阳与我父亲很熟悉。北仑区是新建区，正在搞大规模开发建设，而且刚刚新建了一所北仑中学，正在到处吸纳人才。他听说我要回宁波来，就去找我父亲，说北仑正需要教师，作为人才引进，答应可以让我去新建的北仑中学当校长。在他心目中，觉得我父亲是个教育专家，儿子肯定也不会差的。他希望的恰恰是要让我把家属也一起调过来，在北仑安家，这样才能长久把我留住在北仑工作。后来我知道是潘区长在北仑区做好人事部门工作，还特别关照教育局长，教育系统接收我以后，同时还要安排好家属工作，解决好住房和子女就读问题。所以我也是挺幸运的，担心的问题统统都解决。就这样我于1991年2月全家从黑龙江迁移到宁波的北仑区，把原在牡师院图书馆工作的家属安排在北仑中学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女儿就近可以读小学。
　　我到区教委报到时，因为北仑中学的校长已经由一位从西北引进的副县长担任。这样就把我留在教委。很快，我从委办公室负责人起步，到1995年初，已经担任区教委的副主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区教委下属的北仑中学教学质量滑坡很大，1994年北仑中学的高考重点线居然被“剃光头”。这个问题引起了宁波开发区管委会、北仑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记得当时是宁波市一位分管开发建设的副市长亲自召集开发区、北仑区双方领导开会，商量解决办法。他们共同认为，要把办好北仑中学作为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北仑招商引资中客商云集，大批科技人员、知识分子引进，结果一看，到了开发区域，子女就读重点中学的条件都不具备，那肯定不行的。讨论后决定，由开发区投入二千万元，改善北仑中学办学条件，同时点兵点将点到我，要我去北仑中学担任校长。
　　就这样，1995年2月，我到北仑中学走马上任。当时压力的确是很大。领导给我的时间是三年。办好一所重点高中，一是必须要建立一支良好的师资队伍，二是要保证有足够的优秀生源。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我有北仑区、开发区两区领导的尚方宝剑，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引进优秀教师，遇到对方单位不放的，只要我们考核认可，区人事部门同意重新建档。同时，也不断加强对自身学校青年教师的培养，通过不同的培养方式，让他们快快成长。“打铁还需自身硬”，我自己一边当校长，一边还兼任一个班级的物理课教学，还经常下班级去听课，与教师切磋教学过程中如何提高质量的问题。生源问题是因为北仑中学没有重点中学的名分，每年中考，全区前面就有100多名优秀学生被镇海中学拿走。所以，我们自向省、市教委提出北仑中学要申报省重点中学后，就和镇海中学商量，今后北仑的优秀生源通过三年时间过渡，让镇海中学1995年招80名，1996年招50名，1997年招30名。待北仑中学通过省一级重点中学评定后，就停止向镇海中学输送优秀生源。实际也意味着北仑中学必须在1998年进入省一级重点中学行列。这样，北仑中学的生源质量得到逐步改善。1995年，学校里就办2个重点班，配备优秀教师，对这两班的学生老师们抓的很紧，成绩也不差。第二年我又开始调整了，因为学校同一届学生中，除了这2个重点班之外还有6个普通班，从这6个班级中，把每次考试成绩好就挑出来，经过统一调整，变为3个重点班，一个文科、两个理科。当时原有重点班的老师意见很大，因为这样一拆并，相当于给原来重点班掺水，他整个班级的平均分就低了。但是我认为这种做法是肯定可以的，虽然你这班级的平均分好像在降，但是学校优秀学生队伍在扩大，整体是在进步的。后来在参加高考时，浙江大学也有考上的，全省排名进100名的学生也出现了，学校升学率大大提升。这时候老师们都明白了学校的用意，鼓舞了学校教师的士气，调动了重点班和普通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校的整体教育和教学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1996年10月份，组织上有让我接任教委主任的意向，调我回到教委担任教委党委副书记、常务副主任。1997年4月，组织任命我为区教委主任、党委书记。北仑中学另外选调了一名优秀校长。当然，对学校仍然是需要关注和重视。到1998年6月，北仑中学顺利通过省教委的省一级重点中学的评估，进入了浙江省重点中学的行列，如期完成了1995年提出的“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进入省一级重点中学行列”的预期目标。现在，尽管镇海中学的跨区班仍然在北仑招收少数优秀学生，但是，对北仑中学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其考入北大、清华及浙江大学的学生数量不断增加，老百姓的小孩觉得考进北仑中学很荣幸，感觉进入重点大学有保障，北仑中学已经被北仑区老百姓所接受。
　　我在北仑区教委（后改教育局）任主任（局长）的6年半时间里，根据北仑开发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又新建了十来所学校，这些学校的建立和发展还都是蛮成功的。像现在的明港中学，东海实验学校，长江中学、松花江中学、华山小学、九峰小学、淮河小学等等，好多校名还都是我起的。
　　一个区域的教育事业发展，这其实是战略发展问题，早已超出一个“教书匠”的工作范畴。好在我有广阔天地的经历，又具备东北人的豪爽和南方人的细腻，特别是工作在一个开放开发的环境里，做事情也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工作时，我会去充分考虑细节，该“粗”的方面我也很豪爽，拿起酒杯，豪言壮语也有的。那时，北仑的朋友圈经常说起有7只“东北虎”，也笑称我是其中之一。

　　六、寄语年轻一代
　　我感觉人生有了知青这一段经历，人就不会像当年那样盲目的去追随潮流，现在的心态比较平稳，对于现状容易满足，不会有一些过高的奢望。最明显的就是心理承受能力特别强。很多知青都是读书没读完就上山下乡去了，回来又没有工作，好不容易到企业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遇到企业转制；结婚生子遇到晚婚晚育、只生一个好；步入中老年遇到公费医疗公住房被取消，国家改革开放，社会各种体制、机制变更，都让知青赶上了。所以说知青能平稳接受社会变革，其心理承受能力特别强。
　　你们应该都是90后吧，现在社会给了你们年青人很多机遇，你们成长的环境很幸福、很快乐，家庭各方面条件都可以。但是，我看到现在有许多年轻人往往是成长的道路太顺了，一遇到挫折，心理上就承受不住了，也就是说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差。有些年轻人一心想当公务员，到了政府部门工作以后，在接触群众的过程中，没有老百姓的语言，对老百姓缺乏感情，年纪轻轻就脱离群众了。这样若在和老百姓长期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突发状况，就会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处理、解决问题。还有一参加工作，就想着今天先给我个科员当，明天就想给我个副主任当，仕途顺利的30岁不到副处当上了，到了40岁等着论资排辈想要副厅了，若得不到心理就会发生扭曲。我觉得这样不好，希望你们参加工作以后，能靠自己踏踏实实地在实践中去做出成绩来。
　　当然，我觉得现在的干部路线与以前不一样。过去领导干部都是看他在基层干的好，把他提拔上来，现在培养干部人们称是网箱养殖，实行定向培育。有的在大学里面就把苗子选好了，毕业以后你就去当干部，没有接触社会一下子就把你人生道路定好了。我感觉这样不好。事实上许多年轻人他可能并不一定适合去当干部，这样培养干部可能最后是影响他的人生发展道路，也许让他去干他有兴趣、能充分发挥他特长的专业，可能会搞得更好。还有年轻人要求入党的事情。以前如我们要求入党的时候，你是不是列入党组织发展对象？是不是作为入党积极分子被考察，你个人是不知道的。现在是全公开的，你被列为发展对象了，还让你先参加一个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学习结束那就等着入党了。入了党认为有了资本，就看党组织把我安排到哪里去，去哪里升官。你说这怎么可能干好工作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现在这个体制下，干部路线是最大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对待年轻人就应该像当时对待知青一样，把他们放出去，去熟悉社会，去经风雨、见世面，去找到更适合他成长的生存空间，现在人们把这种培养年轻人的方式叫野生放养。让他们在自然环境中自然成长，自然适应，经得起折腾和考验，这两种培养人的方式不同，最后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看到现在还有些年轻人成家立业之后，说吵就吵，说分就分，这也说明他们的思想基础是很脆弱的，缺乏责任感。对于世事根本没看深看透，完全是任性，就跟在父母的怀抱里一样。如果长久延续下去的话，对社会、家庭、个人来说都是不利的。所以说现在年轻人加强个人思想和行为的修养是非常重要的。

大乌珠

他是知青中少数的幸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