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大病改写的人生 · 金定芳

觉民

口述者：金定芳

整理者：李晓佳

时间：2016年10月20日

地点：余姚——金先生家中

　　金定芳，1950年生人，1969年5月13日到黑龙江集贤县丰乐公社东升大队插队，时年20岁。1973年去集贤县七星林场做合同工，1973年底因森林脑炎后遗症而回浙江治疗，1981年户口迁回浙江，丧失劳动能力。书籍是他的一大爱好，从书中汲取的精神总能成为自己坚守着的信念。

　　一、到边疆去

　　小时候生长的家庭就是普通人家。父母，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我排行第二，上面还有个姐姐。对我以后的道路影响最大的就是我父亲的事情。他的单位是供销社，本来很好的一个家庭，他犯错误后就被抓起来了，是经济上犯错。当时应该1962年，我姐刚读初中，我读小学。我们家都靠我父亲一个人来养，他一被抓，整个生活都有困难了。所以当时我姐初中就不念了，我当时还小，还在念小学，之后念了初中。后来我父亲判了四年，我母亲就要承担起家庭生活，所以我就帮她看个小店，看个水果摊什么的。但在外面社会上受到的待遇就不一样了，受到歧视了。家庭的变故挺大，以后的路也不好走。我就和我的一个大妹下乡了。姐姐没下乡，她要帮我母亲承担一家人的家庭生活，弟弟还小，才16岁，还要念书。

　　我去了黑龙江的农村插队，具体地址是黑龙江集贤县东升大队，属于支边。当时下乡，有人去兵团，有人去农村，这个好像和家庭方面没关系，我们就是一批一批去的，家里有问题的要去，没问题的也要去。当时社会上人太多了，文化大革命持续了三年，我是66年初中毕业的，也不高考了，书也不念了，招工也没有，就在社会上成为一个混日子的。这三年待业学生也多，待业青年也多，社会的压力大了，这批人到哪里去？他们要工作要吃饭，如果不下乡这批人要怎么安置？像我这种家庭经济不好的，生活困难的，在家里等着吃饭，想找工作特别不容易。国家的单位、集体的单位，不招工你是进不去的。所以你在家里只能等吃的，你也待不下去。

　　69年开始动员支边的时候，我是可以有别的选择的，比如可以支农或在浙江兵团，或者这批支边我不去，你不去也可以。他们来动员你，给你做思想工作，你不去他也没法子，不会强迫你去。我当时是想着去支边的，因为当时自己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中苏边境比较紧张，69年初中苏冲突挺厉害的，那时年纪轻嘛，想要保卫边疆，有一种想当英雄的情结，感觉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反正你不去保卫边疆也得去农村，那就去吧。当时也不清楚集贤和边境有多远，觉得到了黑龙江就到了边境了，实际上集贤与边境并不是很近。我们学校去了八个人，有几个是商量好的，也有几个没商量过。

　　二、在农村的生活

　　出发的时候我们其实感到挺茫然的。怎么说呢，虽然当时思想上有理想有抱负，但到底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我当时虚岁20，在一起下乡的人里头我是岁数大一点的。

　　到了那里之后真是特别失望，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地方？下火车的时候还不知道是怎么个环境，坐了车去农村生产队，竟然就一幢房！里头除了土炕，其它什么也没有。当时知青有单独的房子。10个人一个房间，女的一间，男的一间，南北炕，五六个人一个炕。

　　最关心的是吃饭问题，刚去的时候还安排一个老乡给我们做饭，因为我们不会做饭。在自己家是父母做饭，我们没做过饭。而且北方的饭要发面什么的，怎么做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当时吃的都是粗粮，白面也有，但是很少的，一个月吃一顿差不多吧。大概半年吧，国家不再给我们发粮食，我们就得自己挣口粮了。我们是5月份去的，国家先是分配给我们粮食，到了秋天，农村里给我们把粮食留出来了，我们要吃就到队里面去称，记个账用公分抵。

　　我们都是刚接触农活。东北没水稻，都是旱田，种玉米、黄豆、小麦，那边的地都是一垄特别特别长，我们铲地一上午大概只能铲完一垄地，有时候一天才干半垄。一般情况下是能铲到地头儿就铲到地头儿。当时干活儿有打头的人，每人一垄就跟着他干，他干多少我们就干多少。人家先干完走了，你不能走，要干完。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弄不好，草铲的不干净，他们要说我们，后来就习惯了。所以头一年记工分也没有给我们记满，一天大概10工分吧，他们就给我们8分、9分什么的，不给我们满分，到了第二年就给了，因为我们学会了。在我们插队的农村没有什么农业机械，没有拖拉机，也没有康拜因之类的收割机。秋收的时候有时会向其他农场借康拜因。

　　我们去（插队）的头几年，我们自己大队里也有一个文艺宣传队，我当时还是宣传队队长。当时排的节目都是小节目，小合唱、独唱什么的，有些是自己创作来歌颂我们知青的劳动生活的。后来干活一累，就没人去弄这些东西了。其他的娱乐活动很少，记得村里有一个破篮球架子，篮球还没有。如果阴天下雨不能下地了，我们几个知青就一块儿玩玩扑克、下下棋。想看书学习也找不到书，没书！书都禁止了，不让你看。有几个偷着看，地下党似得借几本看。生产队倒是偶尔放电影，但是很少，因为放电影要花钱，不是白放的，队里得出钱，但生产队又没有钱。我在生产队的时候看过电影，好像只有一回。当时人很多，放了什么记不清了，大概是新闻简报之类的。当时国产电影挺少的，国产电影有什么《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都是这样的一些，要么就是样板戏，要么是新闻简报。外国电影主要是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的电影。记得当时有部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好多人是到佳木斯去看的，得乘火车去！我倒没有去。

　　插队的时候也能回家，但是回家也不能报销，所以一般都不回家。从我去插队到我生病，这期间我大概就回来一次，一趟大概要三十几块。兵团、林场，他们有探亲价，插队的是没有的，所以回家一般没条件。我那一趟回来时是扒车回来的，不花钱。挺危险的，像捉迷藏，被他们抓住了就被赶下来，下来了就又上去，就这样。有些铁路工作人员理解你，有些不理解你，有些他就放过你，有些就不放你走。他问你是知青吗，你说是，他就放你走，我们也不是什么流氓，就是想回家。上车前要检票，检票我们就翻墙，上了车就不检票了。但是车开了之后，车上要检票，车上检票检到了，下一站就让你下去了。被抓了，我们就等着，下了车等下一班，来了车我们就再上去，不管它到哪里，反正往宁波或黑龙江跑就行。

　　下乡的这几年一共也没挣多少钱。我去的头一年干了半年活，没拿到钱。因为吃了口粮把你挣的钱扣下来了。第二年倒是挣了点钱，也不多，第三年挣了一些钱，可是生产队发不出钱。下乡的三四年，也没挣多少钱，四年也就一百多块钱吧。吃饭吃掉了，去了口粮就剩一百多块钱。我有一个堂兄在笔架山农场，他32块钱一个月，农场比农村要好得多了，吃的有食堂，住的有宿舍，挣的有工资，回家能报销，我们插队的不一样，挣那么一点钱，当时都舍不得回家。但是也会往家里寄一点的。手里有钱了就几十块、一百的寄一点。家里也给我们寄吃的，年糕干之类的。那年回家的时候还带一点特产回来，带来一大包黄豆还有赤豆。

一年年这样也不行啊，总得想个出路。我从来没有想过回家。我宁可到别的地方找出路也没想着要回家。当时我的几个同学他们不是回家了吗，回了家待了两年又回来了，因为你在家里还是没出路，只能坐着等吃。因为家庭的原因，我也没有资格保送上大学，虽然我在生产队里的表现很不错，可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没有资格上大学，也没资格去当兵。

　　当时生产队有几个插队干部，都是带着工资来的，他们让我们知识青年组成一个五七排。当时我是副排长，那个插队干部是正排长，我主要负责知青们的生活。后来知青有几个当兵了，一个生病了回家了，留下来的知青就不多了。以前有一个人专门负责给我们做饭，后来也不给我们做饭了，要我们自己解决。自己做饭就麻烦了，本来干完活回来挺累的还要自己做饭吃，这个饭还不好做。我们想排一个同学来做，这也不行，人家也是要干活的。所以后来大家就挣扎在做饭和不做饭之间，最后只好到处托关系、找工作，自谋出路。当时生产队是你要能去就放你去，有时候还介绍你去。

　　我们跟当地的百姓相处得还行。我们基本上不吵架，关系还是很不错的。不过知青也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比如冬天我们做饭没有柴火了，有个知青跑到学校里把人家的桌椅给劈了当柴火用。他是跟我一起下乡的，家庭出身不错，所以干了也不怕，我是绝对不会干的，要是我干了可能会被他们抓起来的。

觉民

　　三、改写人生的那场大病
　　有了自谋出路的打算后，不久就有四个知青去了山上或煤矿了，有了工资。我也联系了一个同学，他是林场宣传队的文艺骨干，二胡、琵琶都行。他介绍我去林场，当然不是去宣传队，是去干活的。就这样，我在集贤农村呆了4年之后，1973年我到林场做了合同工。
　　我去的林场之前叫“七星林场”，现在叫“爱林林场”。林场的工资比农村好太多了，我们上山干活的一个月要有六十多块钱。刚去的时候干的活儿是种树，一个一个坑的刨出来，下次就在这些坑里种上树。到下半年冷了，就开始伐树了。这是原始森林，它要一边砍树一边种树。记得路挺远的，干活的地方距离林场有八十里吧。我们没有交通工具，就走路去，走着去再走着回来，没有车。林场有食堂，伐木场也有食堂，好几百个伐木工人在里面吃饭，把我们最困难的吃饭问题解决了。伐的木头要等冬季的时候，下雪了，把马套在一棵树上从山上拉下来，或者用拖拉机运回林场。
　　在山里干活，有野物，也有打猎的，但我们没打过猎，当地人一般也不去，因为森林很密，进去不小心迷路了就出不来了。大山里基本没有路，当地人跟我们说，万一迷路出不来了，他们会在山下敲锣，你听声音，声音在哪个方向你就往哪个方向跑，否则你就出不来了。
　　我在林场一年不到，就生病了。这个病是虫咬引起的。1973年开春的时候到的林场，当时林场的人都已经打完森林脑炎的预防针了，我们到晚了就没打。被虫子咬了不是立即生病的，有潜伏期，夏天被咬了但是不知道，到了九月十月就发病了。发病时自己也不知道是森林脑炎，就是觉得脑袋挺沉的，不太舒服，还以为自己感冒了。当时卫生员给配了感冒药，吃了以后没效果，第二天起来下炕的时候就踩空了，控制不住自己，摔了一下，开始还以为是自己不注意，后来躺在床上想想自己是不是发烧了。然后那个卫生员来看了一下，说：你感冒了。就给我打了针，也没判断出来是森林脑炎。到晚上我人不行了，场长一看不行，就用拖拉机把我送到福利屯。那儿的医生也不懂是怎么回事，到了第二天，说你住院吧，可能是脑膜炎，就给我穿刺化验，结果化验出来也没什么大问题，就不给我用药，又耽误了一天。好在那天场长来看我了，一看我那样子就怀疑我可能是森林脑炎了，因为这种病他见过。他说要不转院吧，就转到了佳木斯医院。佳木斯算是黑龙江的第四大城市，去的医院挺大的，可到那里的医生也没诊断出来，还认为是脑膜炎。场长不放心，听说有个教授正在给医生上课，就到课堂上把我的情况说了。教授说：你们把他抬上来，然后找人把我抬上去了。教授用手放到我脑后抬了一下，马上说:森林脑炎。马上就住院治疗，但住院已经晚了，拖得时间太长了。
我当时脑子是清醒的，就是呼吸困难，头不能转，手脚也不能动。医生当时下了病危通知书，要找家属签字。场长说家属挺远的，也来不了啊。当时就发电报，发到家里。我父亲和我堂哥一起从浙江赶到黑龙江。到黑龙江的路要走好几天，那段时间病情发展很快，我真是快要完蛋了，身体哪儿都不能动了。后来医生给我用了药，病情才慢慢地控制住，没再往下发展。
　　实际上治疗森林脑炎的药是有的，平常的抗生素就可以，也不是什么特制的药，我的身体成了这样就是给耽误了，医生的医术真是坑人啊！因为没用药，我慢慢手脚不能动了，全身都不能动了，到现在也只能这只手可以动一下。当时的医疗水平太差了，如果当时用药就控制住了，就不会这么严重了。幸好当时场长来回张罗，全都是他帮忙的，算是拣了一条命。当时是我的一个同学用拖拉机送我去福利屯的，那时我就感觉手抬不起来，如果在福利屯就把病情控制住也不至于落成今天的样子。当年我又魁梧又高大，身体特别壮实。医生说亏得我身体好，要是身体不好我早完蛋了。我原先体重有一百五六十斤，病控制住之后称了一下，只剩下一百多斤了，真是皮包骨头。这个病不能吃东西，整天就靠挂盐水，就这样熬了一个月，后来才慢慢能吃点儿东西。
　　当时的医药费是全部报销的。《劳动条例》里说“森林脑炎是森林地区的职业病”，所以给我按工伤处理。病退后，我的工资还是林场给的，现在领的也是黑龙江的养老金）。我在医院躺了三个多月，要年三十了，我父亲说：你这样光躺着也不行啊，得好起来啊。所以提出来到南方治疗，人家就同意我们回南方。说起来林场也挺好的，给我按工伤处理，工资也给我发，医药费也报，还给我父亲一份儿护理费，因为我需要护理，就给一个人的护理工资。当时他们派人把我们送到上海治疗，但我们南方没有这种病，这边的医生没见过这样的病例。所以吃些中药，做做针灸，修复你的神经系统，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只能慢慢地好，慢慢地恢复。第二年天暖和了我终于能从床上起来了，母亲扶着我慢慢走路，慢慢地恢复了一些肢体功能。
我生病的时候24岁，最好的青春年华到这里就没有了，一场大病改变了我的人生。

　　四、病后的经历
　　回来之后，一直跟父母在一起生活，我也没有成家，也成不了家，没人要啊。当时有一个女同学对我很好，当时她在农村，有多少苦啊。至少我还有工资，有经济来源，生活还是不成问题的，她在农村就不一样了。她对我有那个心思，但是她父母认为不行，没同意。后来拖了几年，她招工回城有了工作，我们就没联系了。一个人环境变了，心也会变的，但是我理解她的选择。我那时也三十多岁了，也不想成家了。那位女同学后来找了个老师。
　　现在想起那个女同学的时候还是很感谢她的，对于分手我没有怨恨，我能理解。刚回来的时候，我的思想很极端，一下子把自己弄成这样，看也看不好，情绪相当差。她来了几次，跟我谈谈心啦，交交朋友啦，缓解了我的情绪。过了几年之后，自己的心情就慢慢平复下来了，开始接受现实了，开始真接受不了。当时躺床上想自杀都自杀不了，因为你自己都不会动的，话也不会说，什么都不能做。接受现实的过程也是慢慢磨的，后来我就看书，叫我母亲东借书、西借书，找朋友帮我借书，没事就看书。像《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两部小说，都是激励人心的，还有《基督山伯爵》，这些书都能鼓励我。
　　在宁波治疗了一段时间，又去杭州治疗了一段时间，哪里能看我们就去看。都是我老妈陪我去的。到1981年的时候，林场派人来看我了，他告诉我可以病退。户口是领导帮我迁的，因为长期住在宁波需要粮油关系，要买口粮，不然怎么吃饭？当时宁波方面说：“你们迁他回来要负责任，生活费要保障好。”我们科长满口答应，说：“这个你们放心好了，我们是国营林场，一分都不会少的，这个可以保证。”因为有了工资保障，当地政府就接收了我，没有保障就不会接收。
　　医生说我这个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化了，已经定型了，丧失了劳动能力，林场就提前给我办了退休。退休工资打九折，然后再给一个人的护理费。这个退休应该属于内退，工资啊，医药费啊都有的，我把医药费的发票一寄过去，他们就给我报销，一分不差地给我报过来。大概到2005年吧，我55岁到退休年龄了，就给我办理了真正的退休。退休后工资就不一样了，拿的是社保工资。社保里因为没有名目，所以那份护理工资就没有了，只有我自己的退休工资。退休工资跟宁波本地比起来低很多，每个月才2300块钱。现在最麻烦的是医疗方面，医疗卡是黑龙江的，可是黑龙江的医疗卡在这里没用，不能用。你在这里看病，看完病把发票集起来之后，医药费得拿到黑龙江去报，那边又没有熟人，如果家里人去报这个医疗费，路费钱就得一大笔。没办法我们只好在宁波的社区里办了个居民医保，费用只能报销60%，不是全报，这是最让我忧心的。现在年龄大了，医保对我越来越重要，工资又那么少，压力真是很大。
　　现在的身体经常出状况，头无法抬起来，半边身子不好使。在家里行动不小心就会摔倒，摔倒了自己也起不来。我确实需要人照顾，但护理费没有了，请人也没有钱。现在眼睛也花了看书也困难。我现在坐着看书眼睛就发黑了，因为这样低头时间一长，血脉就不通了，然后就什么东西都看不清了。所以要躺在床上看，躺在床上看也挺累的。所以想看书也要少看，只能看看电视。不过看电视坐着看也累，得躺着看。

觉民

　　五、回看人生路
　　知青运动看起来不是好事，但当时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国家也没法子，所以提出一个“上山下乡”的口号，要年轻人到农村去。后来大家都回城了，你看一下子这么多人从农村涌到城市，大家都没有活干，都没饭吃，这不是一样吗。后来邓小平慢慢改革了、开放了，大家开始做生意什么的，这才慢慢开始好起来。说到底，知青运动对个人来说不是好事，可是对国家来说是没办法的事。
　　如果问我去黑龙江后不后悔，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后悔的。一个国家、社会每做一样事情，总有人要为这件事情牺牲的。有的知青不愿意说他所遭受的苦，其实不是不愿意讲，而是没什么好讲。大家都在受苦，有什么好讲的，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年轻的一代好好珍惜青春吧！要趁自己年轻的时候多学习、多工作。一定要身体健康，没有好的身体你就不能报效祖国，什么都干不了。没有好的身体不但自己受苦，还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负担，现在我已经成社会负担了。我们这两代人是非常不一样的。受的教育不一样，崇拜的人不一样，你们现在就崇拜什么歌星、明星，我们不一样，我们就崇拜英雄。我们这一代人跟现在这一代人不一样，所受到的教育就不一样，我们所受的教育都是英雄主义教育观，看的书都是《红岩》、《青春之歌》等等，都是一种向上的、关注国家的、关注民族的、关于信仰的教育。所以国家有困难了，比方说边境打仗了，一下子就奋起了，想上前线，想要保卫国家。当初下乡的时候也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想要保卫国家，否则当初在当地农村下乡不就行了吗，没必要到黑龙江去。
　　回来以后，下乡的地方梦到过。什么土房、茅草屋……林场倒是没有。现在有很多知青会回访，我没有办法回访，如果我能回访我肯定会回访的。别人去回访的时候，我还托人给当年教我们种地的农民师傅带了几件衣服。回访大概是为了怀念吧，怀念青春，怀念当时一起奋斗的人，还有自己的苦难。说起苦难啊，当时是觉得挺苦的，回过头看看其实也没什么，这是一种磨炼，有了这个磨炼，等下次再遇到这种苦就坦然了。

大乌珠

真还第一次知道这个“森林脑炎”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