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场修行
口述者:叶亦通 整理者:王雨婷 时间:2016年10月23日 地点:宁波鄞州知青博物馆
叶亦通,字无声,号青云居士,1951年出生,宁波人。1964年在宁波镇明初中就读,1969年4月27日,首批去黑龙江省集贤县的插队落户,从此开始了十年的知青生活。1979年返城之后先后在宁波金属制品厂、宁波塑料一厂、宁波广告艺术公司等地任职,并先后在中央电视大学、省二轻职工中专美校、首都经贸大学进修,早年在广告装潢界历任设计、策划等要职,而他本人也在书画、艺术设计等领域有着独特的见地与颇丰的业绩。2009年创建宁波知青博物馆,任馆长,几年如一日致力于建设知青的精神家园、情感殿堂。
一、支边去集贤 我们知青这一代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与共和国同龄,在红色的气氛里接受教育,相信党、相信国家。我1958年上的小学,1964年上的中学。我上的小学是延庆巷小学,在宁波莲桥街附近,中学是镇明初中,就是现在的宁波九中。我们下乡前接受的教育奠定了我们的信念:我们就是那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一代人大多都很淳朴,可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很不理想。 我家属于黑六类,我的大伯当年在蒋纬国属下的坦克部队,解放前夕他把我婶婶带到台湾去了,这个事情对我们家有挺大影响。我的祖籍在章水镇,我的爷爷是个正宗的乡绅,他的英语非常好,这在当地是没有的,后来在乡里人的再三邀请下他在我们细岭老家教书,听说他还在鄞江镇学校当过校长,因此我们家当时在当地的名望还是比较大的。可是到了文革这一切就发生了变化,原先抄别人家的红卫兵最后抄到我们家来了,这个对我打击很大,我们思想上的包袱很沉重。而且那个时候,我的父亲还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其实他的人缘是相当好的,当时在海曙区莲桥街那一带没有人不知道我父亲,他原先开了个小店做买卖,所以我们家的阶级成份被定为小商。 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给我们造成了很大很大的伤害,我到现在都还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并且希望以后不要再重复这样的历史悲剧了,我们一生下来就因为家庭成份被决定了命运,这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公平、也不公道。我们国家在发展的前期没多少经验,忽左忽右,走了很多弯路犯了很多的错,其中最大的失误就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的风就吹到了宁波,当时我们年纪还小,心里还有点兴奋!因为我们可以走出学校,所以就很高兴,童年时候的我们都比较天真,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在我刚进中学的那段时间,我感受到空气开始不对劲,很多的红卫兵到处“打、砸、抢”,把我们国家最宝贵的文化遗产都烧掉、毁掉了,后来又提出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天下乱得你们现在都无法想象。在那个时期,我感觉在这个城市里待着没有意思,所以我随大串联去了杭州、到过上海,这条“共产主义”道路便是我们到哪儿都有的吃,什么东西都可以随便用。
学没法儿上了,社会很动荡,我们又不能直接参与进去,造成只能在家吃闲饭。就在这个时候,国家开始为我们这代人寻找出路,提出让我们这代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这项政策从1967年开始,1968年就初具规模了,到1969 年已形成了一个迅猛的势头。1969年,宁波市政府有个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办公室。当时的状况就是上边不管下什么指示,街道干部都会不遗余力地去执行,当时的人基本上都没有多少头脑,一切都按指标办,就拿这个动员上山下乡的事来说,有些做法真的是非常的过分。即如果这个家庭的孩子不去,那就扣父母的工资、扣他们的粮食、给他们制造各种麻烦,直到逼他们去为止。 当时我们很多人都觉得与其在社会上游荡下去,不如到城市外面去看看,反正这是国家指引的一条路子。很多年轻的学生都视上山下乡为当时去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一个机会,而那个年代大家都想为国家做点儿贡献,现在这个机会来了,大部分人当然都很想去。就我家而言,我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两个姐姐,当时我没有什么事情做感觉好像拖累了家里,所以对我来说,下乡成为我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所以就主动提出来。我父母知道了我的决定其实是很伤心的,因为我第二个姐姐在1964年就已经到乡下插队去了,现在我也要走,他们心疼我还这么小就要去那么遥远的地方,这黑龙江距离宁波有 8000多里路,所以他们当时接受不了。 记得1969年第一批去黑龙江萝北县的知青全部是红五类,我们二批“黑六类”的就都到集贤县去了。我们离开宁波的那天是1969年4月27日,这个日子对我来说是终生难忘的,当时大家也就二十来岁。启程去黑龙江的那个早上,天还灰蒙蒙的我们就开始在学校集合,接着一起到宁波南站坐火车。我还记得火车站很嘈杂,汽笛一响,大家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下来了,我姐姐哭得很厉害,我们男孩子好像还挺坚强的不当回事儿。那天我没有让我父母来送,我怕他们太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