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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仅代表我自己 · 李信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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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25 12:53: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口述者:李信裕
整理者:陈诗佳
间:2016年4月8日下午13:30
点: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52225-2教室

图片1.png
  李信裕,男,宁波市慈城镇人,1950年出生。宁波市慈湖中学66届毕业生。1969年赴黑龙江集贤县务农。1971年至1983年曾经在双鸭山煤矿当过十一年矿工。1983年回宁波。企业单位退休。
  空余时喜欢读书上网,喜欢将自己的经历、思想、情感变成文字。有《昨夜的孤独》、《十号门头》、《隔壁邻舍》等著作约十万字。天一知青网原创版块版主,网名老李。

  一、十号门头:我的亲人我的家
  我的童年是在慈城度过的。记得那时候镇里的路都是石板路,一些主要道路旁都有一条小河。河里有青青的水草,小鱼小虾在水草丛中悄悄地出没。小河的两岸是用青石垒驳的,浸在水下的一排排河桩上长满了斑斑的青苔。我家就住在太湖路与中华路交界的小河旁,那是一座二楼二底、前后二进、青砖黛瓦的木结构古建筑。这样的建筑北京人称为大宅,山西人称为大院,慈城人则称之为“门头”。十号大门足有一丈高,八尺宽,大门外有四块巨大的条石连接小河的对岸。一年四季大门总是关着,只有在婚丧嫁娶、金榜题名的重要时刻才可以对外开放。我家是从我奶奶那一辈搬进来的,我的母亲从被邻居们称呼“二嫂”开始,一直至“二婆婆”搬出,四代人整整住了六十多年。
  1966年,我初中毕业。那一年的5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来史家就把5.16定为十年文革的开始日。当时我在慈湖中学读书,已经通过了初中毕业考,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应该要考高中,考中专。但是文革一开始就停课了,一停就停了3年,所以我没有读过高中。后来毛主席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我家兄妹三个人从此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变成了“知识青年”。

  二、插队下乡:黑土地
  1969年,我19岁,从宁波动身去黑龙江集贤县插队。当时,同样是上山下乡,有的去了生产建设兵团,有的去了国营农场,但他们是有编制的,每月可以领工资。我们是插队落户,集贤县共有1231个宁波知青。我们在生产队里种地,挣的是工分,年底根据收成搞年终分配。那时候,生产队种的粮食一定要卖给国家,价格也有规定,比如说高粱米9分钱一斤,苞米(玉米)8分5一斤。年终按工分分配给社员。一个工10分。69年收成不错,每10分工能分7角1分,我们凭工分领取生产队的苞米、高粱、麦子、大米还有豆油和柴火。柴火就是高粱杆、玉米杆、大豆杆,当燃料用。冬天的时候,大雪封冻,都不干活。没有活干就没有工分。像我那样干一年是2000多分,7毛钱一天,一百多块。去掉粮食、豆油、柴火等费用,我还能分到四十多块钱,挺高兴的,因为我能自食其力了。
  第二年的情况就不好了。东北的无霜期比较短,正常情况下每年大概10月上旬开始下雪下霜。霜一打,庄稼就停止了生长。我记得第二年遇到了几十年不遇的早霜,9月中旬就下雪了。当时,高粱玉米都还没有成熟,一下雪,粮食都瞎了!正常情况下的高粱,成熟后的粒子都撑开了外壳。瞎高粱粒又黑又瘦,干干瘪瘪,连牛马都不吃。我们分的粮食不够吃。没有粮食怎么办呢?知青们好像并不发愁,公社有知青办——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办公室。我们这个公社叫集贤公社,有6个生产队安置我们宁波知青,我们就去公社找知青办的领导。中午公社食堂开饭,机关干部吃什么,我们跟着吃什么,闹得公社领导没法正常工作。双鸭山矿务局在我们集贤公社地下发现了煤,开了一个新立煤矿(正式投产后改为集贤煤矿)。煤矿征用了大量的土地,矿务局来我们集贤公社招工,公社领导就让我们这帮宁波知青去了煤矿。

  三、置身煤矿:矿工最喜欢晒太阳
  井下最重要的工种就三大块,掘进、采煤和运输。掘进是做基础设施的,每天打眼、放炮、出货。采煤分为机采和人采。煤层厚的地方用机采,一米二以下的地方采煤机进不去就用人采。采下来的煤装进矿车,再由运输工升到井上去。我是一个运输工。每个矿工都配戴一个矿灯。升井的时候我们把矿灯交还给充电房,他们给矿灯充足电,待我们第二天下井时再去领灯。
  每天上班我都要坐着罐笼到四百多米深的井下去。矿工都是三班作业,上夜班最辛苦,半夜十二点,四百米深的矿井,罐笼“噌噌噌”放下去,在又暗又潮的井下忙了一宿,终于升井了,嚯的一下看到光线。那是个艳阳天啊,八点多钟的阳光,工友全都“啊啊啊”地欢呼了。在矿上,我们吃的是苞米馇子高粱米饭,睡的是土炕。井下空气潮湿,工作既脏又累,老工人大多数都患有肺病、胃病、关节炎等各种职业病。矿区里经常可以看到缺胳膊少腿的残废工人。每一次下井,矿难都有可能发生,死亡都有可能突然降临,它像网一样缠住人的心灵,躲不开,挣不脱。与我同一个班组的工友赵文山,就被失控的矿车撞死在绞车道里。他的老婆扑在他尚末冷却的遗体上嚎啕大哭,凄厉哭声曾经多次把我从恶梦中惊醒。对于矿工来说,死亡是一个令人厌恶的话题,日常生活中矿工们并不乐意公开讨论。生命就是一个难以猜测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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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1-25 12:56:2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觉民 于 2020-11-25 12:59 编辑

  四、寻求真理:昨夜的孤独
  刚到东北的那两年里,我在生产队里种地,发现东北人和我们江浙人一样,也喜欢吃大米。但是,生产队大部分的农田里,都种植了玉米和高粱。东北平原非常适合种植水稻,于是,我跑去问我们生产队的关队长,为什么不多种些水稻?关队长说:“上面(公社)不让。”那时候的经济叫计划经济,一个生产队种多少苞米,种多少高粱,种多少麦子,都是有计划的,每个生产队都要服从上级的计划。于是我就想,既然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里清清楚楚地写着,农村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农民为什么不能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种植自已喜欢吃的粮食呢?后来到了煤矿,我在井下当运输工,有一次,我看到巷道里停放着几辆装有散装水泥的矿车,这些水泥是搞基础设施建设的,矿车上面的顶板上有漏水,水滴一滴滴淋下来,整车的水泥都毁了。当时正是上下班时间,先后有一百多个工人从那辆水泥车旁经过,可是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把装了水泥的矿车推走的。那时水泥非常珍贵,买水泥都要开后门。那几车水泥的价值超过一个工人半年的工资,却没有一个人为此而感到心痛—顶板的漏水淋湿了水泥,关我什么屁事?借用《红楼梦》的一句话:油瓶倒了没人扶,都是看笑的。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依靠武装斗争从国民党手中夺取了政权,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反击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经历了三年大饥荒。接着,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但是,凭我的直觉,我们的生产关系已经出了毛病,它正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的经济基础,还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能够与之相匹配呢?于是,我对共产主义的理论发生了兴趣,我想看看共产主义的祖师爷马克思是怎么说的。
  矿上是没有新华书店的。我当了工人以后,每年有一次探亲假。那年回到宁波,我在慈城新华书店里买了一套《资本论》。《资本论》三卷一套,共计2532页,定价6.20元。那时候我还住在集体宿舍里,工余时间我就把一只木板箱搬上炕去当作炕桌,细细阅读这一共产党的经典。买书时我已经看过目录,知道它是一本非常难读的书。但我决心知难而进。在那些日子里,每天我都要做一套广播体操来增强自己的体能。打开书本之前,我还会闭上眼静坐片刻来排除杂念。为了弄懂资本的生产过程,我必须耐心地理解商品、货币、价值、剩余价值这些抽象的概念;我还必须在枯燥的数据和复杂的公式中,弄清楚作者由此产生的各种判断和推理。没有老师和同学,也没有任何资料参考,我只能靠自己,反反复复地阅读和仔仔细细地理解。每一节课,我都记笔记,第二天,再把前面的笔记复习一遍。每次打开书本之前,我都把手表放到木板箱上记录读书的时间。我发现以我当时的体能和理解能力,我的有效阅读时间应该控制在90分钟之内。有一次,我试图将课时延长到120分钟,一瞬间,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吓得我只好躺倒在炕上慢慢地恢复。
  我们的宿舍里住了十几个工友。每次我盘腿坐在炕上伏案苦读的时候,工友们就在旁边喝酒、打扑克。我已用静坐排除了杂念,反而是他们受到了我的干扰。“老李,”那时我才二十多岁,工友们却喊我老李,“你说,你读你那玩意儿,有啥用呢?”我笑而不答。有啥用呢?他们不明白,我也说不清楚。工余时间很宝贵,我几乎拒绝了一切文体活动。在我读书的时候,如果有矿外的朋友来找我,工友们就会说:“老李啊?他正在寻找他的真理。”那时候,有一部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电影里说了一个富农,因为粮食被莫斯科的工人强行征收而到克里姆林宫里来,他对列宁说:“我是来寻找真理的。”当然我的朋友们并不期待我能够从《资本论》中寻找到真理并且与他们分享,他们坚信我肯定会像那个富农那样一无所获。我也不理会,就这么一天天地看,耗用了170多个课时,记满了二本32K笔记,终于读完了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
  那一年除夕,工友们都回家过年了,宿舍里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想念千里之外的亲人,也想与朋友们轻松地聊天,但我更加愿意珍惜眼前难得的清静。读累了,我就穿上棉衣去室外散步。深夜十二点,家家户户都在放鞭炮吃饺子,就我一个人在室外看那满天的星星。我不知道这一经历对我的人生产生了什么影响,但这种孤独感,是我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的。我把这一经历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昨夜的孤独》。
  当时我们运输区的陈书记曾经对我的所作所为有过精彩的点评:“那人有野心。”不管他说我有野心、有雄心、还是别有用心,我都一一笑纳。前几年,宁波知青组织了第二故乡四十周年游,在煤矿见到了陈书记,我问他是否还认识我,他握着我的手说:“你呀,你不就是那个读《资本论》的李信裕吗?”在全国几百万煤矿工人中,我知道,我肯定属于另类。

  五、返城重生:风雨三江口
  全国恢复高考后,我们煤矿也有两个名额可以去报考大学,但上大学是要讲出身的。我的外公是富农,舅舅是国民党员,文革时让人挂着牌子游街。那时候,当兵、上大学要进行政治审查。我们煤矿上大学的两个人,出身都很好,而且本身都是共青团员。
1983年,席卷全国各地的知青返城大潮已经接近尾声。插队的、农场的、兵团的知青都已经通过各种途径陆续返回自己的家乡。当时我们夫妻俩,我是煤矿工人,她是银行职员,据宁波市信访办给我的答复,我们已经不能作为知青返回宁波。可是宁波有我的亲人,还有宜人的气候和丰富的物产,我的根就在那里。因此我毅然辞去了煤矿工作。像我那样的人很少,一千二百个人里面,可能也就一两个。当时我已经有十一年的工龄了,但我决定自动离职,自愿放弃工龄,就这样,领着四岁的小儿子,登上了返城的列车,回到了宁波。
  更要命的是因为事先未经批准,回到宁波以后,我与儿子的户粮关系都没有获准迁入。这种情况当时称为袋袋户口,我们父子三人成了“黑人”。当务之急的是我必须择业谋生。这一期间,我曾经卖过棒冰,卖过西瓜,卖过馄饨包子,还拍过照片。慈城以东十几里的费市有一家冷冻厂,慈城卖棒冰的都从那里进货。于是,我请人用木板打了一只棒冰箱,每天清晨用自行车驮着那一只刷了白漆的木箱匆匆上路,然后在冷冻厂的库房前排队、开票、提货。开票时需要出示工商所颁发的营业执照,我是“黑人”,没有资格申请执照,因此,每次进货,我都与朋友阿三同行,共用一本他老妈的执照。记得当时赤豆棒冰和麻浆棒冰的进价分别是每支3分8厘和4分2厘,卖价是5分和6分。一天下来,幸运的话能挣到5元钞票,运气不好比如老天下起了雷雨,利润就要大打折扣。所以人家都怕赤日炎炎,而我唯恐气温不高。
  冯禅曾是小学的同学,后来我们又在同一公社下乡,他的母亲曾经对禅曾说过:有一次,她的孙子听到门外有人叫卖棒冰,她就领着孙子出来,那卖棒冰的人戴着草帽,脖子上挂了一条湿毛巾,他从棒冰箱里取出一枝麻酱棒冰放到我的手上,叫了一声:“禅曾姆妈。”我一看,原来那人是信裕。我掉过头去,眼泪流了出来。
  当时禅曾姆妈已经是七十岁的高龄,没想到这一情景给她留下了这么深的印象。
  有一天深夜,风雨交加,我贩运的西瓜船从慈城出发,沿着姚江西行,在丈亭三江口的江面上被上游驶下来的船只撞翻,几十年后,我还为此写过一篇《风雨三江口》的文章。
  后来我买了一个虎丘牌照相机,到农村去给农民拍照片。我也不会拍照片,但我需要生存。那时候的照相机都是用胶卷的。我买了一本《业余摄影手册》自学。然后我就骑了自行车到农村去,挨家挨户地问:“你们需不需要拍照片啊?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们拍。”上门拍照是个新鲜的行当。村里人问我:“要是你拍完了照片,我们把钱一付,你拍拍屁股走人,我们怎么办?”我说:“这好办,我先给你们拍照片,一星期后我把照片给你们送来,你们满意了,再把钱付给我。”他们说那没问题。照片拍好后,我在家里冲印剪裁,然后再给人家送上门去。几十年后,碰到天一知青网里的摄影高手,我还对他们吹牛:“你们的摄影水平再好,也是业余的,而我是职业的。”
  我的爱人和我情况有点区别。煤矿要招工有很多的规定,要有粮食指标、户口指标、工资指标等等,而且只招男性,不收女的。我爱人上了工农兵大学,毕业后她就有了户粮关系,最主要的还是身份转变了,属于干部编制,分配到双鸭山市人民银行工作。她是正常调动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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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1-25 13:00:06 | 显示全部楼层
  六、醉心写作:有血有肉有骨头
  我做过各种工作,这些都是谋生的手段,因此并没有喜欢或者不喜欢,只有退休了,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我喜欢看书。生活安定了,我开始写文章,现在已经写了二十多篇,大约十万字。我打算再过三四年,如果写够了二十多万字,就出一本书,给亲戚朋友看着玩。以后我的子孙们有兴趣,也可以翻阅。他们想了解我们那个时代,了解我们的生活,我所记录的都是真实的。我爷爷的爷爷生活的时代,他们以什么谋生,他们怎样看待当时社会中的人和事,我一无所知,只能通过其他的书籍资料去查阅。如果他们也有记录,我想一定会更加真实有趣。
  我所写的东西,大部分都是自己的经历。一方面,我的生活经历比较丰富,另一方面,我喜欢思考问题,写的都是人人都能看懂的。《工友刘德贵》记叙了刘德贵其人和那场矿难。小说中的刘德贵真名赵文山,是我一个班的工人。写文章的时候我变动了情节,比如杀猪菜是在其他工友家吃的,那双尼龙袜也不是他叫我买的,但文章基本内容都来自生活。《弟妹亚萍》写的是亚萍炖了条开江鱼给我们吃,事后担心被母亲骂不会过日子。文中的亚萍是一个上海知青,丈夫是我的同学。月薪36块的当年,买了一条18块的胖头鱼招待大家。夜里她对丈夫说,她老妈要是知道了,肯定要骂她不会过日子。夫妻俩没有什么学历,只是一句非常朴素的话,却让我印象深刻,这里面肯定有它的道理。后来我们煤矿知青聚会,有人说:现在我们要锻炼身体啊,要好好地生活,现在是七十不稀奇,我们要保八争九冲一百。我觉得挺有意思,就写进那篇文章里了。
  写文章应该接地气,尽量少用高大上的词语。文章写好后,我会常常问读者,是不是招人烦了。如果得到的答复是不烦,挺有意思的,我认为这是最高的嘉奖。虽然是写自己的经历,但也需要大视角、大手笔,我正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从写作手法上说,我认为自己还是传统的,并没有什么创新,还是莫泊桑、契柯夫的那一套。煤矿的事,四十多年了,一定会有沉淀下来的东西,我写《搅拌台》,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后,写出来的肯定不一样。所谓文学,它有个提高、提炼的过程。到我们这个年纪,人生有了这么多年的经历,现在该收获了。如果不抓紧收录,好比粮食熟了,你不去收割,然后被老鼠吃掉,或是风吹雨打腐烂了,太可惜。我与你们这些中文系的大学生谈文学,我不怕班门弄斧。

  七、回访故地:我曾经住过的房子
  2015年我和我爱人去了一趟黑龙江。前一次是知青专列回访,这一次是自由行,愿意看什么就看什么,下乡时的生产队、下过井的煤矿,走一走,看一看,怀念自己的青春。当年矿里盖好家属房,我打了个报告,要求分配住房。我们夫妻是双职工,矿上就给我们分了一套,房子很小,只有三十四平方,我已十分满足了,我们一家在那里生活。我们住过的房子现在还在吗?找了半天,还真让我找到了。但我左看右看总觉得不像,为什么不像呢?我当时住的房子,房前房后都是地,可以种些辣椒、茄子之类的蔬菜。但是这房子现在算是违章建筑了,旁边和后头都接了一些出来。当年的邻居都已搬走了,我上前敲门,想看看业主。一看门锁着呢,有一块牌子上写着:此房出售,还有一个电话号码。我便拨打过去。我问你这卖房子出卖啊?咱们聊一聊。他说这房子有七十五个平方。我说就这房子,能有七十五个平方吗?他说这前后都接出来了,还加宽了,保证有,我只卖五万。我说你过来,我们谈一谈吧。他说我现在不在这里,要明天过来。我说明天我就等不及了。挂了电话,我拍了一张照片:我曾经住过的房子。想想觉得挺有意思,我最好的岁月就是在那度过的,那里有我曾经做过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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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1-25 13:01:21 | 显示全部楼层
  八、知青运动:一次席卷中国大地的流行性感冒
  2009年6月的一个早上,集贤县组织了二十多辆中巴车,拉着我们去安邦河公园,参加知青纪念碑的揭碑仪式。揭碑仪式是由张惠荣副县长主持的,当县委副书记朱凤娥和知青代表张鹏群揭开蒙在纪念碑上的大红绸布时,现场的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知青纪念碑”五个大字是由张惠荣书写的。他说要打好知青牌,利用知青在东南沿海的人才优势,来扩大集贤县的影响,搞投资,搞粮食生产与加工。县里还划出一块土地,弄一些树苗,折腾出一个知青林,让知青们在那里栽树。
  看着那一块知青纪念碑,我在心里反复地问着自己:四十年以前,1231名宁波知青来到了这一块黑土地上,我们带来了什么?改变了什么?贡献了什么?我们曾经摸过农民的鸡鸭,摘过生产队的瓜果,与当地青年打架斗殴争勇斗狠,我们的所作所为,难道值得当地政府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为之立碑?值得用警车开道送我们去参加那一块纪念碑的揭碑仪式?所谓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否就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次席卷中国大地的流行性感冒?千万次的问都没有答案。毛泽东要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知青们认为自己在农村吃了很多苦头。可是,他们好像都没有考虑过农民的感受。我们应该承认只有他们才是那块土地上的主人。据说最近上海市成立了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我认为知青文化的研究,不应该缺失所在地的农民。在知青问题上,不论过去或现在,农民有过话语权吗?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才会创造价值,可是,劳动创造价值的前提是劳动与劳动对象的合理结合。在农村,劳动对象是土地、农具、种子、劳动技术,知青们到了农村,并没有让劳动对象增量,知青们在农民的饭碗里抢饭吃,农民当然有意见。从法理上说,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任何人不能擅自闯入。有一句名言说: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国王不能进。农民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知青们从自己的锅里分食。但是,在那个年代,不要说地主富农,就是共产党最为倚重的农民,他们的合法权益都没有得到保障。我发觉现在的许多学者,他们漠视农民的基本利益而夸夸其谈所谓的知青文化。知青要有自知之明,否则我们这一代就要被人小看。有人说太平军、义和团、红卫兵(知青的前身)是中国近代史上三个最丑陋的团体。我们应该反省,不能美化丑陋。至于我对那片土地的深情,是因为那里有我的青春,我的成长,还有我昨夜的孤独。
  现在的知青小说里,把那个时代写成了激情燃烧的年代。那么我就要问:毛泽东以后,中央调整了上山下乡政策,为什么全中国一千多万知青掀起了返城大潮?既然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么人家返城时,“青春无悔派”就应该选择留在那里啊。那些“青春无悔派”可能觉得否定了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否定了自身。其实否定还是肯定自有后人公议,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评论知青运动的是非对错,要多讲事实,多讲吃喝拉撒睡,开口共和国同龄人,激情燃烧的岁月、青春无悔那一套,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不要装,来点实的好不好?我这个人嫉恶如仇,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我不屑于与“青春无悔派”为伍。在我看到的知青文学里,邹静之的《那个灰白的厕所》写得最好,没有人超过他。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邹静之。
  许多人都喜欢说知青精神,在北京的知青博物馆里,潘忠林说知青精神是“担当、奉献、拼搏、创业”,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知青精神其实就是谋生。如果非要找一个词来诠释,我选择自立自强,虽然这个自立自强可能是被迫的。我十九岁下乡,没有选择,不去就是破坏上山下乡,还要连累我的父母。一个被迫的人谈得上奉献吗?他有奉献精神得去,没有奉献精神也得去。“担当、奉献、拼搏、创业”纯粹是瞎扯,冠冕堂皇,自我贴金,被人打肿了脸,硬称自己是胖子。
  在中国历史上,知青运动如果真的有意义,那么这就是1976年以后,千百万知青勇敢地站起来,表达了“我们要回家”的愿望,而且这个愿望最终得以实现。后毛泽东时代,中央领导终止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地知青勇敢地发声:“我们要回家”。1978年十万云南知青书写血书,上京请愿。邓小平、华国锋、李先念等一些政治局委员是做了一件顺应历史潮流、利国利民的好事。这一届国家领导是务实的,理应这么做。要少讲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少讲邪路正路,一件事、一个决策,如果老百姓都反对,那么,政府就不能做,一百个、一千个理由也不能做,只有这样做,社会才会稳定,才会进步。

  九、寄语后辈:两代人的对话
  从两代人的对话来看知青,好像更有新意,更能打动人。知青这一代是空前绝后的,这一代的经历不可重复、不可复制。现在有一种社会现象与当时的知青运动现象有点像,就是人口大迁移。那时候,每年春节,从北方到南方,我们也是像候鸟一样回飞。现在每年的民工潮,也是人口大转移。但这只是相似的地方,最根本的区别是我们当时没有选择权。现在的农民工可以选择的,离乡背井打工虽然是很苦,可是没有人强迫。我们那个时代是有“魂”的。这个“魂”就是户口粮食关系,宁波人称作“活灵”。比如说我到黑龙江去了,后来又跑回来,继续在宁波生活。派出所联防队要来查户口:你黑龙江的人,没有户口待在这干什么?你不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扎根边疆的吗?如果你不服,就要抓你斗你。
  你们这一代人有了选择权,你们就要好好地珍惜。我非常支持你们搞这个“田野风”项目,你们可以从中锻炼自己,了解社会,做一个自立自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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