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吴慈生 整理者:苏安娜、章岚 时间:2016年4月6日 地点:海曙区净水器设备厂
吴慈生 1950年出生,1969年支边到黑龙江集贤县集贤公社插队,1975年返城。当年参加工作,开过船,跑过供销,1986年任宁波市矿泉水设备厂长,宁波市海曙滋生净水设备有限公司经理,至今。1993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任浙江省民进企业家协会理事,曾获市级先进会员。1995年,以《饮水与人体健康》一文,获市级优秀论文奖。
一、生活和我开了个玩笑 我的兄弟姐妹一共有四个,我排行老三。哥哥残废,姐姐务农,弟弟务工。我的母亲参加过新四军,跟随陈毅将军的部队,是老革命了。我的父亲是省公安厅的一员,身份也很好。但问题是,他和我爷爷一样,都是以国民党的身份进行的地下工作,不能公开。所以,他们明面上还是国民党的人,当地人都说是他们是反革命。 六岁时,我们的家还在杭州。有一天,母亲忽然抱着我去省公安厅。那时的我年纪太小,六岁的人,能知道什么呢?只看到母亲在那儿嚎啕大哭。之后,我们一家就迁居到了宁波的慈城,因为这个地方比较隐蔽。后来,我才知道我的父亲去世了。上头报的是因公病故,连骨灰都没有。 每年,省公安厅都会派人来看望我们,上头答应要把我们养到18岁。当省里领导来的时候,他们先去找当地政府,再派特派员通知我们,领着我的母亲去派出所接待。这样一来,实际上仍然是在暗处。旁人照样不知情,他们的眼里,我还是反革命的儿子,是特务的儿子。我至今记得,初中的时候去领补贴,上头给我们三十块一个月,结果有几个同学一直跟在我后头,怎么都赶不走。我走到领补贴的地方,他们还不依不挠地跟在后头,一直跟到邮局,看是哪里汇来的钱。我只能扬起拳头吓唬他们,说再不走我就打人了,他们这才走了。 虽然有补贴,但我们的生活还是不太好过。我的母亲在供销社上班,一个月也能拿到三十块。按道理,六十块一个月应该是可以过得不错了。问题是,我的哥哥身体不好,经常发病,生了病就需要住院看病,一来二去把家底都弄光了。 1969年4月27日,我插队到黑龙江省集贤县的复兴大队。当时的我只有19岁,仅是初中二年级学生。下乡的原因说起来有点复杂。 我的哥哥是残废,一条腿不好,肺也坏了。我的姐姐务农,弟弟年纪又小。如果要去,只能是我去。开始,我想去当兵,身体检查也合格,但招兵负责人直截了当地说我成分不好,家庭历史问题不清。我多么委屈啊!其实,我本来应该是“红五类”子弟,却因为我父亲的身份不能公开,一下子变成了反动派的后代,不能去当兵了。 当兵是没希望了,我就没再想过去报名。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有一天,我听到门口敲锣打鼓,一开门,一口大锣正对着我们大门口敲。真奇怪,我就问来的人是什么意思。负责人跟我说,你报名下乡被光荣批准了。他这么一讲我就觉得不对劲,我说我从没报过啊。虽然很疑惑,但那边既然这么说了,就必须去。当时也有赖在家里不走的,可毕竟是少数。大家都知道,如果赖在家里,那这户人家就没好日子过了,负责人会每天来,搞不好还会找我母亲麻烦。于是,我莫名其妙地就变成了下乡的一员。时间紧催得我根本来不及准备行李,何况家里也掏不出钱来让我采买,离开的时候,家里也没啥东西给我。 我是宁波知青第二批,这批都是成分不太好的人,成分好的都去了第一批。我去集贤的时候,担任知青队里的排长。当时,我们穿了一件黄棉袄,质量很差,当然了,比老八路穿的质量好一点。当我到生产队已经是晚上,夜很深了,农民们已经睡觉了,只有大队书记在村里等着我们。简单交谈了几句后,我在村庄走了几圈,越走心越凉。那地方比劳改的地方还差,满眼望去,一片荒凉,白雪茫茫。之后,我又了解到自己所在的生产队是全公社最差的一个。生产队的书记年龄跟我差不多,他当时也是为了争取积极才把我们知青接到村里来。实际上,村里乱七八糟,是穷得不得了的地方。有的家庭八九口人,儿子很多,连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可是没办法,来都来了,呆着呗,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好在我担任了生产队的民兵副连长,在知青中是个负责人。
二、与集贤有关的日子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10728\wps2.jpg 我在集贤呆了六年。 当时农民没给我们安排房子,我们下乡的知青集体住在民房里。房子分南北炕,北炕住女的,南炕住男的,一个炕可以住四个人,一个屋子住八个人。但刚到那儿很不适应这样的分配,因为我在慈城镇住的是老房子,一人一间,忽然变成了集体住宿,别提有多不方便了。 吃的方面,一年口粮是六百斤,还有自留地的粮食,产量有两百斤。不过我们不种自留地,由生产队包种,一共八百斤。再就是去干农活,,我在大队实际上只做了两年就干杂活去了,这其中也是有缘故的。 我下乡到集贤,一下子从城市到农村,巨大的落差让我认为今后的前途没了,家里还被说成是反革命,实在是有苦说不出。更糟糕的在后头,没过多久,一个不好的消息传了过来。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检查人员把我母亲关进去了,说要隔离审查,还是成份不清的问题。因为母亲的原因,我担任的民兵副连长和排长的职务一下子都撤了。母亲在审查期间写信过来,说自己很好,现在正在接受检查,就是苦了我的哥哥、姐姐、弟弟,粮食不够吃,有时还得挨饿。收到这个信以后,我的心里头很不是滋味。我想什么职务都不要了,要赚钱。大队当时也没人管我们,以前有十五块钱一个月的生活津贴,后来也没了。没钱买柴火,取暖都是问题。和我住在一起的知青觉得混不下去,纷纷起了打临时工的主意。 当时,我找到生产队队长,跟他说我们几个明年不来了,他很高兴。因为我们都不是会做农活的人,平时队里也没人教我们。说完这件事后,我们一口气领了八百斤粮食,直接拿到粮库里去卖掉,一百斤卖二十多块钱,卖完之后拿到现钱一百多块。既然不干农活了,我们就做临时工。修铁路,盖房子,什么都干。附近煤矿当时招工,招的都是井下工,脏啊,苦啊!矿井很低,真的像电影里放的一样。可是没办法,真是太穷了,知青里我最穷。当时就想,我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有钱。 我跟农民一起倒腾过买卖。有一次,我骑了两百公里的路去运大蒜。我让农民卖,我负责搞运输,挣了钱以后就往家里寄。母亲收到了钱,以为我在外面挣了大钱,老向我要,可是我哪来那么多钱呢。 其中有一件事很好笑。我下乡后第一次回家,刚进门母亲就骂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没脑子,你寄来的两个大鹅怎么不放一点盐?放一点盐就不会坏了。但我根本不敢说半句反驳的话,因为这鹅是我偷来的!我母亲是新四军出身,一心听党话,听党教诲,我哪里敢跟她说真话呢!黑龙江那时正是冬天,冰天雪地,偷来的鹅,毛一拔之后比在冰箱里冻得还硬,我马上偷偷摸摸跑到火车站托运到宁波。因为是慢件,运到家里快一个月了,不就臭了吗。因为这件事,老太太临死以前还骂我,她说你这个人就是没头脑。 我们的日子不好过。做饭是自己做,有一顿没一顿。菜也没有,只能去偷了。当地人会挖地窖,把菜都囤在里面。有时候,我们跑到某个村庄里,看看没人就爬进地窖里去瞅瞅有没有菜。当然,上面总会留两三个人,一个个都拿着木头,万一有人冲出来也好吓唬吓唬他们。我记得,有一次去红旗村,我和同行的知青小胖都饿得不行。我就跟他说,你看着外面,我进去看看。于是摸进了这户人家,把人家的门堵上后,发现厨房里什么都没有。一看,只有一缸结了冰的酸菜。怎么办?不能空手回去啊。心里想,酸菜也行,能吃一个冬天了。但东北结冰很厉害,敲缸声音太响,不敲的话,酸菜又拿不出来。后来我想到个主意,把棉袄脱了,包在缸外,又找到一块砖,隔着棉袄敲。这下好了,声音小了,当时力气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缸三两下就被我敲破了,赶紧抱着棉袄里的酸菜撒腿跑回村里,居然也没觉得四肢已被冻得发麻。小胖的腿短,跟在我后面跑得直喘气。赶上我之后,他说你这个人什么都没偷怎么还跑这么快。我很高兴,把棉袄往他面前一拱,说你看看,棉袄里面包的都是酸菜。那时候不知道有多开心。 还有个笑话。有一年我赚钱买了个照相机,尼康135相机。这是我一个亲戚便宜卖给我的,要80元,但我没现金,只好拿北京牌手表和他换。135那时候名气响得不得了,我估计他是偷来的,否则怎么这么便宜。相机拿到手,又没钱买胶卷。有一次又没吃的了,我就动脑筋。听人说村里人照相得去城里,很远。我灵机一动,让小胖招揽生意,五个鸡蛋照一次,结果一下子一帮人聚了过来,鸡蛋放了一大筐。当时有个老太太过来,她没有发油,直接拿水一抹,头发亮了,然后上来照相。可惜我没有胶卷,只能空照。过了一个月以后,他们要相片,我说,小胖傻,直接把我的箱盖打开了,照片跑了光,什么都没有了。后来,我和小胖重新碰到,两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说我脑子很好使。 因为情况太艰苦,很多人都选择往家里跑。但像我这样的,根本没办法往家跑啊。我跑回家里,工作也找不到,我吃啥呢。因为穷,我在集贤呆了三年以后才第一次回家,买车票的钱还是偷东西赚来的。那时我在队里看地,把苞米一麻袋一麻袋地背回宿舍,拿到市场上去卖掉。到家以后,这钱就被我妈拿去了,等到回去的时候没钱了,又得向姐姐、姐夫借,那时候,咋过来的都不知道。 所以啊,知青实在是苦。一直到现在,说起过去的事情都要掉眼泪。没人照顾,自己一个人在北大荒生活,体力上苦,生活上苦,什么都苦。 但这些都是物质上的压力,精神上的压力更大。 我提到过,那地方很穷。农村里什么都没有,书就更别提了。我们一群知青没人管,基本都是散放。喝酒、赌博、打牌,是知青生活的一部分。我原来在班上是体育委员,篮球打得不错,就想找个地方打篮球。但当时生产队里穷得连篮筐都没有。后来,我和几个知青找到大队长说,小学门口有平地,是不是可以搞个打篮球的地方?他说,你们自己去弄两个木头来。最后,一根木头,一个篮筐,我们自己动手做了一个。做出来之后,他们都很佩服我,说小吴,你的木匠水平行啊。事实是,我连木匠手艺都是自学的,从没有师傅教过。后来我靠着这门自学的手艺打箱柜,五十元一对、六十元一对拿去卖,赚到了钱就往家里寄。 印象最深的是我到了生产队一段时间后,有个农民说小吴你这个人很好,怎么来了这儿?你究竟犯了什么错?我说我能犯什么错啊。他为什么会这么问呢?我仔细想想,想到集贤县旁边有个笔架山农场,是个劳改农场。我们去的时候,他们把劳改犯也一起撵到生产队里来了。农民认为,老的过来,是反动分子,小的来,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就冤了!我一听到这句话,心就凉了。我不由得想,我们知青是来支援边疆、保卫边疆的,怎么就成了他们眼里的反动分子?实在是想不通。这让我纠结了很久。 一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那时候我们普遍没什么政治头脑,就认为毛主席让我们去,我们就去了。农村也没有任何宣传设备,没有高音喇叭,没有报纸。所以,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我们知青到农村去是毛主席的意思,是有战略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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