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陈佩君 整理者:方慧玲 时间:2017年3月25日 地点:陈佩君女士家中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10188\wps1.png 陈佩君,1951年出生于宁波,1966年11月支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67年在农三师四十七团银行营业所从事出纳、会计工作。1977年8月调到新疆于田县支行,任营业部主任。1981年调宁波人民银行,任江东办事处副主任,后任工商银行宁波江东支行副行长。
一、到新疆去 宁波最早的支边知青是50年代去宁夏农村的那一批,后来大批到新疆支边的是我们这一批,有一千零八十多个人,去的是生产建设兵团。当时我是自愿报名去的,因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没有领章帽徽的生产部队,很有吸引力。从小我们对解放军非常敬佩,宁波解放的时候,老人都说他们睡在外面,不进老百姓的房子,口碑特别好。一听说可以到生产部队当兵,一动员我就去报名了。 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是1968年年底的时候发出来的,我们走的时候是1966年。那年毕业考试完了,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我那时在杭州,学校发出通知,说是要到新疆去支边,问我们是回来搞文化大革命还是选择支边,我们一听说可以参军,马上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不是马上开始,班里要先讨论的。我是宁波九中的初中毕业生,当时我们有五个毕业班,对于是搞文化大革命还是到新疆支边,我们还一起讨论过。如果五个班有三个班不同意去,那我们就不能去,如果一个班有一半以上不能去,那就只能搞文化大革命,不能去支边。我们学校讨论的结果,五个毕业班有一个班(302班)说要搞文化大革命,不愿意去新疆,那我们四个班就去报名了。我当时是主动去报名的,通知发下来很高兴。我们还发了军服,但是没有领章帽徽。我妈妈在居委会当干部,居委会主任对我妈妈说,你女儿已经批准去支边了,让你女儿把军服穿上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社区就可以完成任务了。我是家里的老大,有两个妹妹。我二妹本来要去内蒙古兵团的,因身体不好,就去读卫校,后来直接在卫生所里面工作。小妹顶替母亲进入塑料厂当了工人。 我们有九十二个学生去了新疆的昆仑农场。开始说让我们去喀什农三师前进一场,出发的时候,我们行李上也是写着“喀什农三师前进一场”,他们说我们走得最近了,是一千零八十多个人里离宁波最近的。后来上火车以后,又把我们转到昆仑农场去了。我们那时候开心地想,这昆仑农场应该在昆仑山下,但实际上我们的农场离昆仑山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路,是和田市农三师最远的一个农场。我们九十多个人就这样去了,火车一直没有停,一下火车到的是大河沿,四周都是戈壁荒漠,很荒凉。然后很快又坐上军用大卡车,车上座位也没有,就只能用自己带去的被子放在下面当座位。车上的人排成三行,我们坐在中间那一行。大卡车上发面包,这样吃一路,直到目的地。
二、历尽艰苦 我们在新疆,生活比较艰苦,“洪湖水浪打浪”就是形容清水煮菜叶,那个菜叶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菜帮子,过了很多年以后有人就说我们这些城市小青年真是不简单,他们的菜帮子是用来喂猪的。我们是新连队,拿着菜帮子就是煮清水,没有油水,大家就这样吃。我听说连队里得肝炎的很多,病毒传来传去。六七年,我才十七岁,被团部调去学习了,参加会计和统计的会训班。在莎车学习时,也得了肝炎,但是当时我自己不知道是肝炎。我就是发烧,整个人迷迷糊糊,军医看了之后也不知道是肝炎,又觉得我一个礼拜高烧不退很奇怪。第七天的时候,军医说我的脸很黄,让我直接去医院看病,告诉我可能是得肝炎了。后来他把我送到莎车地方医院,地方上的一个同志在医院看见我,就说我看着很可怜,人很小也没有吃的。后来医院食堂里有一个上海人,礼拜天有时会请我到他家里坐坐,改善伙食。我太小,也不知道什么有营养,砂糖是最好的营养,我们在一起学习的同班同学给我买了一斤砂糖,算是很有营养的东西了。在医院大概住了半个多月时间,也不知道自己黄疸退了没有,医生让我出院我就出院了,出院后又去学习了。生病的事也没有跟家里说,怕家人担心,直到三年后有一次机会回宁波才跟家里说这件事。 生活这么艰苦,有些人就想回宁波闹革命。那好像是第二年或者第三年了,早上我们是要出早操的,大家在一个寝室里睡觉,结果早上起床一看人没了。那时候年纪轻,白天劳动很累,晚上都睡死了,一个寝室的人都不知道他们早就已经打着红旗,背着背包,带着干粮走了。我们睡的是通铺木板床,中间有个小炉子。打算要走的人,提前几天多买几个窝窝头,然后切成一片一片,放到炉子上烤好。但是他们实在是走不出新疆,没有交通工具,走到公社就走不动了,团长派车在后面跟着,把他们又带回来了。我们九十二个都是学生,不像其他地方有社会青年,社会青年中年龄最大的是四五或四六年生的。这些社会青年在宁波工作,一个月工资大概只有十三块。但是到了新疆工资就有二十八块多,将近翻了一倍。但谁知道新疆那么苦。 昆仑农场是个老农场,有些人一点文化也没有,一个字也不认识的。我们是初中生,只有一点点文化,但是在他们眼里我们是有文化的,有段时间晚上还要拿着手电去给他们上课。这件事应该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后来回访的时候,王团长的儿子说,因为你们来了,把我们的思路都打开了,我们才开始发奋学习,才知道外面这个世界。虽然他爸爸是团长,但他就生在那个农场,很闭塞,交通也不方便,对外面不了解。我们给他们上课,没有电灯,每个班就给我们配一个马灯。后来我们大家用墨水瓶做灯,自己穿一条线,每天早上起来,两个鼻孔都是黑的。一个班十二个人通铺睡觉,一个床铺一个箱子,一排这样过去。 我在七连的时候,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有一个人在沙漠里迷路了。七连跟团部之间是没有路的,都是一座座小沙丘。一脚下去就会陷得很深,大家都是靠脚印认路。据说他一个人到团部买花生,在回来的时候风一吹把去时候的脚印吹没有了,也就找不着回来的路了。他到了晚上还没有回,连长知道了就派全员去找,他们在沙丘上点火,到处呼喊他的名字。那天,老职工、新职工、小孩等等都去寻找,但是根本就找不到,大家也都急死了。后来,天黑了,也没有灯,方向也不知道,那个迷路的人随便走到了一个老乡家里去,第二天才回来。 我在学习了半年以后回来,去了农场的储蓄所工作。后来农三师支行领导调我去四十五团,帮助刚刚成立的银行工作。我记得那里有一个女同志,是个党员,当时她任会计,我任出纳。在那里,每天早上跳忠字舞。我跳得很好,还被安排站在第一排。四十五团喝的水是碱水,又咸又苦,那个水咸得我每天都拉肚子。以至于每天早上跳忠字舞的时候都要去上厕所。他们都奇怪地说怎么回事,怎么会每天早上老上厕所,竟然还站在第一排。后来我就跟行长说自己实在适应不了,不习惯那里的生活,就又回到了四十七团储蓄所。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10188\wps2.jpg 新疆很苦,所以有些家里知道情况都发电报过来假称家人病危,然后叫子女回去。连长听到“病危”也只能放人回来,即使没有到探亲假也得同意事假。宁波有些知道新疆真实情况的家长在市里也闹过,觉得新疆太苦,要把他们叫回来,觉得是国家把子女骗到新疆去了。后来宁波再也没有去新疆支边的青年可能跟这个有一点关系,后来“上山下乡”运动,大多数人都是选择下到黑龙江去,去新疆的只有我们这批人了。
三、恋爱成家 我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我先生杨鹤年是警卫班班长。我们的主任是广东人,大家有所接触后,他给我们牵了线。当时新疆交通不方便,送信送钱都靠骑马。银行当时有个库房,现在说来也不算是真正的库房,就是一个很大的保险柜,我就住在那。我们拿钱出库的话,都是从墨玉县支行提款,每次都是杨鹤年骑着马,拿着枪,用麻袋装钱给我们押运到县里,所以经常有接触。我觉得这个人能吃苦,因为在连队里开荒、挖水渠等等都是要打擂台赛的,杨鹤年是立擂的,非常能干。当年立擂的时候他可以吃十个窝窝头。我在团部的时候,白天在银行工作,晚上我们共青团还要养蚕。经常是早上很早起来采桑叶,晚上起来喂蚕宝宝,有一次不知道怎么回事,把保险柜钥匙丢了,那时候年纪轻,我着急得不得了,后来召集全机关的团员一起找,他也来帮助一起找,后来终于在蚕房里找到了。 我们结婚后,我先生在新园农场,我在墨玉县四十七团储蓄所,两地差了上百公里,隔着好几个县。后来我怀孕,挺个大肚子调到了我先生所在农场旁边的于田县支行工作。新园农场属和田农垦局地方国营农场,他们其实是兵团抽一部分人去整顿农场,我先生很能干,既是劳动积极分子又是学习积极分子,所以被派来派去,那里有缺陷就去哪。 在新疆结婚的人不是很多,因为生活艰苦,特别是女青年,家里拼命叫她们去好的地方,那时候女同志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人们笑称女的为“飞鸽牌”,男的为“永久牌”,因为男的找不到对象,为解决这个问题,师部专门从其他团场派来了一支女排,来平衡男女比例,解决个人问题。我们九十二人,很多女同志嫁人后跟丈夫去了别的地方,有的到广西柳州,我们分散到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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