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王珊珏 整理者:苏安娜 时间:2016年10月22日下午 地点: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52225-2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3452\wps1.png 王珊珏,宁波市人,1959年3月出生,1975年毕业于宁波八中,1976年3月到宁波半浦公社新华大队缪家插队落户。1978年参加高考,1979年就读浙江工学院宁波分院(走读),毕业后被分配到东风无线电厂工作,1986年调到宁波大学设备处,开始从事设备维修工作,后来转为设备管理工作,直至退休。
一、爸爸是知青干部 我是1959年出生的,家里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是老小。我的哥哥后来去了萧山兵团,姐姐则留在宁波的工厂做工。父母都在机关单位上班,爸爸是知青干部,主要负责知青病退工作。因此很小的时候,我就对知青这个群体有了初步的印象。 那时候,我们家每天都有人来,院子里住着三十多户人家,但只要有人来找,都知道是找我爸爸的。每当这时,就是我最怕的,因为他们的手里永远不会是空的。以前白糖是奢侈品,都要凭票买,他们就带一斤糖过来。也有送几把扇子的,还有其他五花八门的小东西,送钱倒没有,反正就是送吃的,送用的,但是这种东西我们都不能拿。这是我爸给我们立的规矩。所以我跟我姐姐都怕麻烦,因为上门的人不会听我们的话,那我们就会让爸爸骂死,但还是会有很多人带东西过来。 有一次,黑龙江一帮知青想要回宁波,十几个人在单位找我爸爸找得不够,还要找到家里来。我们睡在楼上,他们就在我们家的楼梯上睡了整整一个晚上。晚上的时候,我去看一眼,人还在,再去看一眼,人还在,到第二天,我爸才说服了他们回去。 还有一个知青得了癫痫,有时候病发作起来就要口吐白沫。爸爸的同事陪他一起来我们家,他跪在毛主席像下面发誓,说真的有这个病。那个时候是晚上,而且已经比较晚了,他情绪很激动,说着说着口吐白沫,人跟着昏过去了,吓得我爸马上和人一起把他送到医院里去。 除了这些,我还会听到爸爸讲很多关于女知青的事情。女知青到农村去,碰到最多的事情是被人家强奸。那时候,知青点有时会安排她们一个人住,女孩子岁数小,不知道保护自己。听说男人会把天窗拉开,再翻下去到房间里,混乱到这个地步了!女孩子怀孕了,流产也不方便,所以我经常听爸爸说,哎哟今天那边又有个孩子生下来了,让他们把他处理掉,也就是把小孩子送人。 我插队到黑龙江的表哥也很苦。他是我爸爸姐姐的儿子,当时去的黑龙江兵团。他比较内向,跟人家相处不好,心里感觉很窝囊。于是,他给我爸写信,说舅舅帮帮我吧,让我调回宁波。我爸是很正统的人,说这事怎么能这么弄呢,就回信教育他,说你要好好在那里呆着,好好改造自己。被这么一说,他的退路就没了。过一段时间,我们听说他在那边跟人打架,但其实是因为精神病发作了,可是没人知道,只知道他的脾气不好。总之,他心里的苦闷没法和人家说,行为越来越怪异了,最后已经到拿着铲子去砍人家的地步了。那边的领导终于发觉不对了,把他送回来养病,按照正常的程序搞病退,把他正式调回来。但这个病在家里也好不了,整天人神经兮兮,一阵好一阵坏,安排他去工厂上班,但是他每年都要发病。最后一次,人上吊了。那天,他妈妈敲门进不去,叫我爸去看。我爸妈都去了,发现人已经挂在上面了,后来他们拿了把菜刀把绳子砍下来,人都硬掉了。 但我的父亲从不会对这类事情发表意见。他是个非常正统的人,经常都会读毛主席著作。文革的时候,毛主席像贴在家里,就像现在基督教做祷告一样,时间到了,我们拿好毛主席语录就要读。可以说,我的爸爸非常红,不说共产党一句坏话,认为存在的事情都是合理的,都要好好地去干,知青的事情他不会说不好的,因为这就是共产党分配给他的任务。但是到了后来,有人来弄他了。 文革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都要做“三忠于”,假期的时候要背语录,还要默写出来。有一次,单位里面也要做这种事情,我爸爸拿出那本红本本,老三篇,第一面是毛主席的像,他拿出来就傻了,上面的像被某个人涂花了,这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是要坐牢的。按常理看到这画面,偷偷撕掉就好了,但我爸爸这人傻,在公众场合拿出来,说哎呀怎么搞的,谁给我涂上去的。在场的这么多人都看到了,回家的时候他又给我们看。有个人就说赶紧撕下来烧了吧,我爸爸就听他的话这么干了。结果,单位里有人上报,说他是故意的。因为这件事情,他被停职,下放到农村改造,还有人到他的家乡去调查,说他是三青团的,是国民党的团员,在档案里就有一段记录被称为坏分子。我那个时候才八九岁,单位里来了两个人,问我们有没有这件事情,我们都吓死了,这是反革命啊!被这么一弄,我的哥哥不可能入党了,上大学也不可能了。这件事对我爸打击很大。
二、我也下乡去 1975年,我高中毕业,虚岁17岁,申请下乡。但知青办的人说我年纪不到,太小了。当时规定到农村去,一定要满17周岁才行。为了这件事,我特地找了学校的老师。但我本来是可以不用去的,因为那时候政策是这样的,家里有两个孩子,老大可以不去,如果是三个以上,老大肯定要去,老幺就可以不去,而我的哥哥已经去萧山兵团了。可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呢?因为如果我不去的话,我就得在家里待着,等于说要靠父母养活。我觉得高中毕业,自己得要去挣钱,不能像现在有些孩子一样啃老,我最不愿意啃老,所以我马上要去,何况我也不了解农村,就抱着“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信念去的。那时,虽然我暂时去不了,但我也没在家里闲着,而是去学工了。五毛钱一天,到一个服装厂跟工人一起上班、下班。我姑姑在那工作,可以带着我。期间,我学会了裁缝,自己裁裤子、做衣服,挺好。等到第二年,我终于满17周岁了,3月15号,离我的生日还有两天,我就在那天正式下乡。在下乡这点上,我爸妈还是比较民主的,认可我了,要去就去。 去的那天,妈妈和姐姐陪我一起。印象当中很热闹,中山路上人山人海,敲锣打鼓。我们是坐在知青办的一个小卡车上,一共四个知青,除了我其他都是男孩。所有行李都放在车上,我们人也都站在车上,车是敞篷的,好像领导人检阅一样,街道两边都是欢送的人群,夹道欢送,有敲鼓有放炮仗,还有喊口号的,内容只记得一句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当时比较激动,觉得广大群众对我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非常的拥护的,现在的理解是当时各个单位的任务,一定要派出人来欢送,这是他们的工作,都是装模作样制造声势的。然后到了那边农村的大队,一些领导来欢迎我们,吃好中饭,家里人陪我到教育户家。这个是我爸爸预先定好的。那户人家有一对夫妻,男人是大队干部,还有三个女儿,还有一个老奶奶。为什么要选这么个没有男孩的家?因为我爸爸干知青工作的时候,总是可以听到一些很可怜的女孩子的事情。比如说到了一户人家,这户人家有男孩子,比你大几岁的,几乎都要你当他家里的媳妇。为了避免这种事情,我爸就选了一个没有男孩子的家。送我到了那儿之后,他们就回去了。
三、农闲不闲 农村忙的时候忙,闲的时候闲。我下乡的时候刚好是3月份,是农闲,而且春季里雨水比较多,于是经常有开会学习,社员开会有工分,也就是说算出工,可以赚钱。上了年纪的妇女手上都拿着活干,有纳鞋底的,有打毛衣的,还有打草帽的,会议的内容一般是传达中央新精神,接着再讨论队里各种事务,比如派三位社员去宁波装肥料,为了自己能得到鱼,还没有装完货就回来了,大家认为这是错误的,有的建议扣工分,也有不同的意见。 等到后来要出工干活了,负责人就在一个村口边上的便缸旁站着,农民们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凑成一堆。出工之前,他们就聚在那儿聊天,队伍没有纪律性,不像工厂里上班,一定要几点钟,它没有强制的时间规定,好像无形之中有一种约定。然后,队长发现好像时间差不多了,再看看人好像也差不多了,就说走吧,上工去了,这就是去干活了。 农闲的时候,干的活不多,也比较简单。比如说改造农田,其实就是把田里的石头弄出来,丢到另一个地方去。如果田有高低不平的,就用簸箕去平整一下,再把土挑到另一头。 我们刚去的时候,他们也很照顾我们。但说真的,农村需要挑的东西很多,时间长了,我的肩膀上就有一个鸭蛋一样的凸出来的老茧,衣服脱了就看得出的。 还有一个活——割草籽,一方面可以喂猪,做猪饲料,一方面也可以烂在田里做肥料。我们就挑着猪饲料到一个指定的养猪场,把这个倒进一个用石头围成的缸里。农民会放盐进去,像腌咸菜一样的,腌好给猪吃。那个时候,我非常好强,看到有秤放着,称的目的倒不是看挑了多少,而是用来称猪食的。我看看他们挑了多少,我就也挑多一点。除了挑去给猪吃,我们还要留种。把紫云英的籽弄出来,像油菜籽一样,一粒一粒的,拿到晒场上晒。反正农村细细碎碎的农活其实也干不完。 挖河就很苦了。我们跟着大队的机耕船出发到要挖河的地方,上头规定这个队负责这么一段,那个队负责那么一段,我们排好队,当头的一个人把泥挖出来,扔给下一个,下一个再扔给下一个。挖河很苦,但是也有点心吃,午餐也是统一提供,跟现在的快餐差不多,不过那个时候哪有现在讲究,吃饭还去洗手啊。我记得很清楚,点心拿过来,直接用手接了,上头都是泥,哪里管这些,全都吃下去了,味道还挺不错的呢。 农闲的时候还要挑黄沙,全劳力把黄沙装在一个船上,我们去卸下来,但是挑黄沙对我们来说很难。因为船沿很窄,我要挑着担走上去走下来。走上去的时候担子是轻的,下来的时候是满的,我就像走独木桥一样,特别害怕自己掉到河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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