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桥工涛哥

兴安岭知青佳作选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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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5-19 14:13:28 | 显示全部楼层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公元 1970 年 12 月 25 日下午。时年 16 周岁的我离开杭城奔赴黑龙江大兴安岭,被分配到呼中区筑路一处二连,在艰苦而漫长的九年知青生涯里,唯有第一年头某一日的温馨时光,虽经五十年,却宛若眼前,至今想起还是那么的清晰。
   那是 1971 年 11 月 10 日的上午,连队通信员突然来到我班住的帐篷,通知我连长于世福(后任呼中区区长,呼中林业局局长)让我马上去连部一趟。时为普通力工的我,颇觉纳闷,怀着忐忑的心情,快步走向连部办公室。一声报告后,轻轻掀开帐帘进入,只见老于头(当时我们对他私下里的昵称)满脸堆笑客气异常的让我坐下,随即告诉了一个令我非常震惊而又难以置信的消息:你母亲作为赴疆知青带队人员从杭州过来看你和全体杭州来的知青了,你马上去整理一下个人卫生,理个发,换身干净衣服,准备迎接。
   我突闻此言,如雷灌耳,一时竟说不出话。
   要知道:离开家乡已十一个月,年少的我们在高寒禁区,冰天雪地,睡帐篷,吃粗粮,干粗活。天天盼,月月盼,此时正已进入一年一度探亲假(首次)的倒计时。闻听我敬爱的梦牵萦绕的母亲突然到访,欣喜的心情难以名状,两行热泪,潸然而下。
   我匆匆地和于连长打了个招呼,什么也顾不上说,转身离开连部,奔向自己的帐篷,第一时间转告了当时在场的所有杭州知青兄弟,大伙儿也为我能在北国异乡见到自己的母亲而感到兴奋,忙着帮我理发,换装,一起等待慈母的到来。
   下午 4 时 30 分左右,处里专派的翻斗车缓缓驶进连里操场,母亲佩戴“杭州市上山下乡办公室”胸牌走出驾驶室,我飞快奔向母亲,母亲将我拥入怀中。只见母亲老泪纵横,一时语哽,半晌说不出话来......此情此景,终生难忘。
   连里领导一干人,将母亲请进连部,寒喧过后,随即召开欢迎大会,会上于连长慷慨激昂称:革命的家长前来看望有志青年,希望大家以此为动力,扎根边疆,奋发图强,下雨当流汗,刮风当电扇等等。我母亲当时也顺水推舟的发表了一通口号式的讲话。
   殊不知,就在几天前我还因几位兄弟为我庆祝生日,我们一帮人仅因家庭出身不好,说我们喝酒生事,被批为资产阶级作风,需好好接受改造呢。这真是造化弄人,此一时,彼一时也。
   托母亲的福,当日晚餐吃的烤饼等,全是细粮。要知道这些在当时对于我们来说,则是顶级的伙食,大会战胜利结束时才能享受到的。
   晚餐期间,与母亲细聊时才知:1971 年,有一趟杭州“专列”载浙江省知青千余人赴大兴安岭,其中数百人被分到呼中,专列上市上山下乡办公室配有军宣队,工宣队,政工干部几人,医护人员两名。医护人员由我母亲单位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所派,我母亲得知消息后,以自己儿子在大兴安岭支边为由,要求公派同行,获批后,经五天五夜历程,终于见到我这个“革命接班人”。

   因当时我们一处二连是先进连队,一式的和尚,无女子宿舍(帐篷),晚餐后母亲便匆匆离去。
   两个月后,我连的大部分杭州知青享受首次探亲假,纷纷踏上南归之路,再次见到了我们日思夜想的双亲。

   【往】日北上母探儿,
   【事】如慈母一线牵,
   【只】为梦牵萦绕耳,
   【能】有异地相聚缘,
   【回】首辛甘酸苦咸,
   【味】各杂陈温馨连。
           周维平(原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区筑路一处二连)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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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5-20 17:51:12 | 显示全部楼层
          上海知青在大兴安岭
                             一
   1970 年的冬季,在上海老火车北站的车站上,一列洗刷的干干净净的绿皮内燃机火车停靠在站台边上。在面朝站台上欢送人群的一排窗户底下,挂着一条鲜红的横幅,上面醒目地写着:“热烈欢送上海知识青年赴黑龙江大兴安岭!"在站台雨棚下面,也同样挂着几条横幅,上面分别写着:“响应毛主席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有作为!”“好男儿志在四方!”同时,在高音喇叭里还放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和《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等歌曲。
   虽然此时已经入冬,但是站台上依旧热闹非凡,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欢送和被欢送的人群都在站台上簇拥着,熙熙攘攘地占满了整个站台。有的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告别,有的成群结队地站在一起拍照留念。有高兴的,也有大声说话的;有哭泣的,也有抹鼻子擦眼泪的。人群中最显眼的是那些穿着崭
新草绿色棉大衣和戴着翻皮帽子的知识青年,他们即将离开上海奔赴黑龙江大兴安岭。
   我当时和父母亲以及两个妹妹在一起,旁边还有不少来送行的街道居委会的干部和左邻右舍的知青。我和那些知青穿戴一样,也一样地和我告别的人在车站上一起拍照留念。只有我母亲一个人在旁边黯然泪下,我知道她很难过,眼看家中的老大就要离开她,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如果不是下面两个妹妹即
将面临毕业分配,她是决不会让我走的。
   火车开始鸣笛了。车站上,凡是穿着草绿色棉大衣和戴着翻皮帽子的知青开始陆陆续续地离开自己的人群回到车厢里。我也不例外地要和家人告别了,母亲看着我要走,依依不舍地拉着我的衣袖不放,眼里充满了泪花,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两个年小的妹妹也拽着我不放,一直哭着不让我走。在一旁的父亲实在
看不下去,一一把她们拉开,才让我上了火车。我回到车厢里,坐在早已安排好行李靠窗的位置上,和我亲人告别。站在窗外的只有我父亲一个人,母亲和两个妹妹都早已泣不成声,只能在远处眼巴巴地望着我。
   这时火车又开始鸣笛了,车厢也开始缓慢移动。此时此刻,整个列车车厢的窗里、窗外相互告別的人群顿时失声痛哭,有的人还拉着手迟迟不肯放开,跟着火车一起走。随着车厢移动速度的加快,拉着手的人也不得不松开了,让亲人纷纷离自己而去。站台上众多人群的哭喊声震撼了整个上海火车站,即使火车已经
完全驶离了站台,在车厢里的我们仍然能够听到远处传来阵阵的哭喊声。同样在车厢里的我们,抽泣声也是此起彼伏,泪流满面,人人都处在和亲人离别的悲痛之中。
   这是一趟从上海直达大兴安岭林区的专用列车。我坐在车厢的窗户边上,凝视着外面不断闪过的景象,想让自己刚离开亲人十分悲伤的心情能够得到些许的安抚。虽然外面天气比较寒冷,双层玻璃窗也都关得紧紧的,但是不断变化的景色,仍然清晰可见。此刻,车厢里的抽泣声已经平静了许多。随着列车不断向前奔驰,都是20来岁的年轻人开始忘记了刚才的一切,慢慢活跃起来。有的开始大声说话,坐在一起侃侃而谈;有的见了熟人,在车厢里到处走来走去;有的趴在茶几上或靠在座位背上打盹,闭目养神;当然也有的和我一样,一言不发,眺望窗外不断闪过的景象。
   夜幕降临了,静悄悄的车厢里,伴随着列车在轨道上有节奏的撞击声,到处可以看到睡着了的依旧穿着草绿色棉大衣和戴着翻皮帽子的年轻人东倒西歪,此时酣睡的呼噜声完全替代了哭泣声。我睡不着,望着漆黑的窗外,往事如云......
   我是 66 届初中毕业生,本想念高中考大学。可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后,一切都成为泡影。我和全国成千上万的应届毕业生一样,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停课闹革命。两年后,国家开始安排老三届的毕业分配。为了使更多的应届毕业生能够走出大城市,奔赴祖国广阔天地,全国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高潮。我参加过一次规模较大的去黑龙江插队落户的动员大会,记得当时是在南京中路离瑞金一路不远的一个广场上举行的。人山人海的应届毕业生当场就有许多有志青年踊跃报名,慷慨激昂地表决心要去黑龙江大显身手。我被深深感动了,想象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情景,也没有和家人商量,
就回学校报名参加了。母亲知道后,说什么都不让我去。无奈之下,学校只好把我退回到街道当待业青年。那时候,待业青年在上海是一个特殊群体。凡是历届毕业生或国家要求上山下乡不去和不服从分配的知识青年都退回到街道上,等待进一步动员和学习。
   在这段时间里,文化大革命虽然没有像前几年那样轰轰烈烈,但还是有不少运动在搞,譬如批林批孔。因此,除了正常在居委会组织学习外,我们还经常根据形势的变化写些大字报张贴在宣传栏上。那时候我还会画画,把大家抄写好的大字报收上来,在空白处添油加醋地画些东西,美化版面,吸引观众。所以,在居委会里认识了不少人,尤其是女生,抄写大字报的任务基本上都由她们来完成。其中有一位女生是我接触最多的,她叫刘清华。人长的很清秀,不仅聪明伶俐,而且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我经常站在她身边,看她把所有大字报写完。然后,坐下来和她聊天。她很会说,轻声细语,滔滔不绝。懂得很多人情世故,满肚子有说不完的故事,特别是讲到一些国外古典文学,她会眉飞色舞。我很佩服她的学识,和她在一起,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懂得什么是文学,哪些是古典作品。我曾经一直比较喜欢文学,也一直想写些东西,也许真是受了她的影响。和她相处的这些年月里,我从她那里借阅了不少世界名著,譬如小仲马的《茶花女》、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以及果戈里的《死魂灵》,等等。
   不过每次去她家里,她总是叫我从她家那扇高大的前门进去。当时上海老式的石库门房子就如现在新天地保留的那样,高高的围墙加上两扇乌黑的大门,看上去煞是森严壁垒。你站在门外根本看不到里面一楼的住宅,如果离门近一些,甚至连二楼的窗户都看不到。她和我约好,到了她家轻轻地敲两下门上的一对
大铁环,她就会闪开一条门缝让我进去。这种老式的石库门房子,进了前门就是一个小天井,然后才到她家的客厅。客厅里间一个卧室,平时她和她母亲住在一起。走的时候也是那样悄无声息,神神秘秘,我至今也不太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曾经和她谈婚论嫁过,记得有一次我从东北回来,还邀请过她参加我弟弟的
婚宴,当时大家都以为她是我的女朋友。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我们还是没有走到一起。再后来,听说她出国去了欧洲一个小国家。
   正当我思绪万千的时候,突然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是我们在上海为了便于管理临时分组的组长,他说有个人知晓我喜欢文学想见见我,我说可以。见面后才知道他叫杜雁冰,自我介绍是因为崇拜茅盾先生才把名字改了。我很高兴,能和一个爱好一致的人一起在火车上聊天,不仅可以解闷,还可以相互了解。虽然我
们是初次见面,但是一谈到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可以说无话不谈,兴致盎然。他是我去大兴安岭结交的第一位朋友。
                             二
   火车一个劲地向前开,由于是“专列”,沿途都不停。偶然到了一些大站,也只是加加水和增加一些补给。到达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大兴安岭呼中区碧水林场,内燃机火车需要跑五天四夜。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我们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书聊天,相互介绍和认识,很快一车厢的人都成了无话不说,无玩笑不开的熟人和好朋友了。一路上,虽然坐的都是硬座车厢,但是仍然挡不住年轻人的欢乐和激情。有的人喜欢唱歌,几个人在一起合唱,嘹亮的歌声响彻车厢;有的人喜欢器乐,拿出乐器调调音质,准备演奏一曲;也有的人喜欢打牌,围在一起打 40 分或三缺一;还有的人喜欢高谈阔论,憧憬着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大兴安岭去的美好前程。
   火车过了大兴安岭首府加格达奇开始进入林区时,速度也就渐渐慢下来了。原先紧闭的双层玻璃窗早已在外层被寒冷的冰雪所封住,想要看清楚外面的景色,必须打开第一层玻璃窗,再用“哈气”或热毛巾化开一小块地方,才能依稀看到。当我们大家都用这个方法去看外面景色时,一下子被外面延绵不断的深山老
林和到处都是皑皑的积雪、并且还飘着鹅毛大雪的情景所震撼。
   我们都是刚离开上海的知识青年,虽然在电影里也能经常看到如此的情景,但是现在只有一窗之隔且马上就要身临其境的时候,大家的感触还是截然不同。当听说外面气温已经降到零下三四十度时,车厢里的人开始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人开始激动和兴奋,也有人开始害怕和悲伤。不管是兴奋还是悲伤,大家都只
能把岀发前发的军棉袄、棉裤穿上,准备到站下车。
   下午,火车嘎然停住了,车厢里的喇叭开始广播:碧水车站到了。我们争先恐后从行李架上拿下行李,鱼贯地站在过道上等待下车。当我走到敞开的车门时,一阵清凉、夹着雪花的寒气扑面而来。虽然这时雪已经下得小多了,可咄咄逼人的寒气吹在脸上还是十分令人不寒而栗。我下车了,不过在车厢里还能看到有些人在那里犹豫,似乎不想下车,也有不少女生哭着鼻子不愿意下车。
   列车停在一个十分荒凉的地方,举目望去,除了黑压压的森林和白茫茫的积雪以及一座孤苦伶仃上面写着“碧水”两字的车站外,四周什么都没有。看到的只是停在车站下面石子路上一排来接我们去林区各个连队并带着车棚的绿色解放牌汽车,车棚上还挂着“热烈欢迎上海知识青年”和“到大兴安岭来大有可为”
的横幅标语,车上插着的红旗也被寒风吹得哗哗直响。
   车一直在那里停了好长时间,在等待所有该下火车的知识青年上车和行李搬运。在我坐的那辆汽车里,有几个刚从火车上下来的女生还在抹眼泪、擦鼻子。大家已经没有先前在车厢里那种高兴劲了,个个垂头丧气、少言寡语地坐在车棚里的板凳上,气氛显得十分凝重。这时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革命青年志在四方》的歌曲,渐渐地大家也都跟着唱起来。随着此起彼伏的歌声和汽车在简易路(汽车开出来的便道)上的颠簸声,在傍晚的时候,我们这几辆车来到了一个连队的驻地。
   驻地是在一块被四周连绵的山峦和稠密的森林所包围的空地上,有五、六栋帐篷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由于是傍晚,每个帐篷的窗户都闪烁着微弱的灯光,再加上每个帐篷的两头都有一
个红砖砌成的烟囱冒着带火星的浓烟,冉冉升起的烟雾在深山老林里散发不岀去,聚集在四周的上空,轻盈飘洒,缭绕多姿,煞是好看。
   刚下车的我们都被这一景象惊呆了,彻底忘记了一路的疲惫和刚才的烦恼,犹如置身在一个神秘的童话里,个个都忘乎所以,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还是带我们一起来的一位连队干部大声说:“亲爱的战友们,我们已经到了碧水林场筑路八连,请大家进屋放下行李,然后去食堂吃饭。"这时我们才如梦初醒,纷纷进了连队早已准备好的帐篷。
   帐篷很大,两头都有可以进出的毛毡卷帘门。帐篷也是毛毡做的,沉甸甸的不仅可以挡风保暖,还可以承受厚重的积雪。进屋后,中间有几盏马灯(煤油灯)虽然比较暗淡,但是还能看清楚周围的情景。地上铺着一层红砖,靠窗的两边各有一排类似北方砖砌的土坑,坑下面就是当地俗称可以烧柈子取暖的“地火
龙”。在每一个窗前的位置上都给我们准备了一张毛毡床垫,用来放铺盖,床垫之间的相隔距离也足够存放一个人的行李。这就是我们初来乍到每一个人可以休息的床位,也是我们将来要在这里长期生活的地方。虽然有些简陋,但是看到外面如此迷人的景色和帐篷里这种温暖的环境,大家也都心满意足了。我们找到各自的床位后,放下行李就去食堂吃饭。
   食堂和连队队部在同一个帐篷里,由于外面积雪比较厚,进出人也比较多,所以地面显得格外泥泞和潮湿。好在我们都穿上了在岀发前发的带毛毡的翻皮大头鞋,结实又暖和,也不怕路面的积雪和泥泞的道路。食堂里的摆设很简单,几口大灶都在热腾腾地冒着白气,火红的炉膛烧的都是整块、整块劈好的木头柈子。有几屉蒸笼已经打开,露岀香喷喷、金黄色的窝窝头。也有几个大锅正在烤着用玉米做的大饼子,底下烤得焦黄,上面还是金黄色的,这里人叫它鞋底子饼。我们毎人都端了一碗在北方这个季节里可以经常吃到的猪肉炖粉条和白菜,坐在几排用白桦树支起来的简易餐桌和凳子上,就着窝窝头和鞋底子饼吃。由于是第一次吃到这样的饭菜,或许是几天来也没有好好吃过什么东西的缘故,我们大家都吃得很香。
   回来后我们都忙着整理铺盖,没多久,连队那位干部又来找我们说:指导员和连长要来看大家,并且还通知了连队所有人要到我们帐篷来开欢迎会。帐篷已经不小了,一般可以住上二、三十人,可是新老职工加在一起也有百十来号人的连队,都拥挤在一个帐篷里,再加上大家都穿着棉袄、棉裤,有的还戴着翻毛棉
帽子,就显得格外拥挤和人满为患。有好多人,包括我们自己也都只能坐在刚铺好的床位上,中间过道上也站着不少人。在昏沉沉的灯光下,人人都兴高采烈地在相互交谈和自我介绍。有人还抽起了用纸卷起来的东北才有的旱烟丝,淡淡的不过有点呛人的烟草味弥漫了整个帐篷。此刻,我看到一对个子不高却长得比较
清秀的女生肩并肩地站在人群前面,穿着一身崭新的草绿色棉袄、棉裤,在靠近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其中一个把帽子拿在手里,乌黑的短发卡着发夹,齐刷刷地到脖子根,额头上的刘海也几乎要挡住一双明亮而有神的眼睛。由于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她时常不好意思地低头,看着脚下,脸颊已被房间里烧得热烘烘的暖气和飘散的烟草气息熏烤得微微泛红,我后来才知道她就是和我们一趟火车来的李财阁。正当我看得岀神,也深深被帐篷里充满这种热烈而又祥和的气氛,宛如一幅色彩浓郁的油画情景所感动和陶醉的时候,欢迎会结束了。也没有听清楚连长和指导员在会上讲了些什么,只知道让我们休息几天后就要上山干活,而且干的是修路活。
                                  三
   今天是来大兴安岭第一天进山干活,大家都起得比较早。从食堂里打水洗涮完以后,就在那里吃早餐。早餐是苞米稀饭和窝窝头,虽然又是粗粮,但是就着咸菜吃还能勉强咽得下。外面天气很晴朗,不过相当冷,来之前我们就听说这里最冷的时候可以把人的脸和手、脚都能冻坏。因此,个个出门前都穿着棉袄、棉裤还有棉大衣,有的脖子上还系着围脖,头上戴着的棉帽子也把护耳翻下来紧紧地扣上,有的还带上口罩,只露出两只一闪一闪的眼睛,当然棉手套也是少不了的。我们从库房里拿了修路的工具洋镐、铁锹和独轮小推车后,就顺着崎岖的山路,全副武装地向工地走去。从远处看,队伍就像一股草绿色的溪水渐行渐远地流向一片白茫茫雾气的丛林。由于是阳光明媚的早晨,流动着的人群不断呼出来的白气在积雪深处时隐时现,给这寂静而又空旷的山区带来勃勃生机。
   我们要修的路,事先是用机械开挖出来的,树木和杂草都早已清理干净,露出全是像海底一样的卵石,一直通向远方,据说这里曾经是一片大海。活很简单,只要用铲子把高低不平的石子路面铺平就行。如果碰到一些坑洼的地方,也只要用镐子在路边挖一些碎石装上独轮车推过去填平。这里既没有休息的场所,也没有喝水的地方,周围全是森林,看不到一户半宅。如果想要大小便,只要躲进树林子里就可以,也没有像我们来时听说的那样,一边大小便一边就会被冻住。不过动作也要快,包括穿衣服,否则会有被冻僵的可能。想喝水,只要找块干净的地方,抓几把雪往嘴里放就能解渴。要想休息就得停下手中的活,几个人站在一起边跺脚、边说话,才不至于受冷挨冻。一天下来,每个人的脸上和帽沿四周都挂满了晶莹剔透的冰霜,包括胡子、眉毛和头发。戴口罩的人更好看,整个脸部都是白的,只有两只乌黑发亮的眼睛才知道谁是谁。
   中午和晚上我们都回连队吃饭,继续是粗粮,菜也不是粉丝烧肉就是土豆炖肉,虽然没有几片肉,但还算可口。鱼从来没有吃过新鲜的,有咸鱼,也通常在早饭的时候当咸菜吃。我们经常吃的粗粮有好几种,除了用苞米面做的窝窝头和鞋底子饼,还有大碴子和高粱米。相比之下,高粱米比较好吃,我吃过的粘性高
粱米尤其好吃。当然,食堂有时候也会给我们做上一、两顿纯白面馒头,这时候大家即使不吃菜,也能吃上好几个。
   生活就是这样,时间一长,我们不仅习惯了吃粗粮,也习惯了在这种极端寒冷天气下的野外工作。同时也习惯了筑路队身处深山老林,周围无任何地方可去的单调生活。下了班,吃完饭,洗涮过后,到了熄灯的时候,大家就准备躺下睡觉。有的还没有睡意就拿着手电在被窝里看书,还有的兴致勃勃讲故事给大家
听。我们有位从上海来的老知青很会讲故事,经常讲“福尔摩斯侦探”和“基督山伯爵”等世界名著,听得大家每天都要他讲。当然有时候他不是累了,就是想卖卖关子不讲了,大家也只好倒头睡觉。
   七十年代初期,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完全结束。因此,大兴安岭也免不了要搞一些运动。在连队里最明显的是经常把连长揪出来批斗,他只专不红,从筑路到盖房子,再从伐木到抬木头,样样都会且样样都在行,他是林区的老职工,对这里的情况了如指掌。人很实在,不太爱说话,就喜欢干活,琢磨技术,所以老挨批斗。我很同情他,但也不好说什么,以前在学校里搞文化大革命,我也是个落后分子,对造反派和保皇派都不站边。
   有一次,林场开批斗大会,要求把连队的批斗对象带上去参加会议。我们八连离场部比较远,他们就派车把我们全体人员包括连长接去。在指导员和副连长的带领下,顺着我们刚到时来接我们进山的简易路一起去了场部。
   这是我第一次去场部,它在一片比较开阔的山坳里,四周被连绵不断的山峦和树林围得水泄不通,只有一条小火车的铁轨从山峦间通向远处,把在贮木场装好车皮的木头运向四面八方。
   场部还有几栋房子,有一个专卖烟酒的小门市部,还有一、两家饭店。那时候我已经学会抽烟了,时常叫家人在寄信的时候,在信封里放上十来支压扁的大前门香烟,一来不被人察觉,二来也好过过烟瘾。后来知道这里有烟酒可买,就经常叫下山去场部的人带些烟酒回来。
   我抽得最多的是红旗牌香烟,虽然比其他烟要贵一些,但是好抽又不呛人。要是碰到食堂里或有人从上海寄来一些好吃的东西时,就拿出从小卖部买来的白酒和大家一起分享,我记得喝的比较多的白酒有“老村长”酒和“黑土地”酒,都是北方高粱酒。在东北这样寒冷的天气里,喝上几口高度的白酒不仅爽口,而且还暖和身子,那时候就觉得似乎赶上过神仙生活了。
   上午在场部开完批斗大会后,我们就在那里吃了中午饭。这时,指导员突然心血来潮提出:要拉练回去,不坐车了。让我们这支大部分都是从上海来的年轻队伍得到一次锻炼,也符合当前形势的需要。在指导员的鼓动下,中午不到一点,我们就出发了。根据副连长的经验,他以前走过这条路,只要我们翻过场部前面的这座大山,在天黑前就完全可以赶回连队。
   严冬季节的天气很好,一点风都没有,只是厚厚的积雪像棉被似的严严地覆盖在起伏的山峦上,黑压压的落叶松树枝上挂满了闪闪发光的冰霜,在那铺满白雪皑皑的山坡上高耸入云。天是蔚蓝的,地是雪白的,我们一行一百多人的队伍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没有人走过的雪地上。
   走在队伍最前面是知道回去路的副连长和几位要求带头开辟山路引领大家回去的自告奋勇者,其中有我一个。由于队伍比较长,怕有人掉队,后面还有指导员和一些男同胞压阵,中间是和我们一起拉练的不少女生。山坡不是很陡,积雪却很深,有的地方要到膝盖,沿途还有不少横七竖八枯萎的树枝和高高低低的
灌木丛需要清理,因此队伍走得十分缓慢。
   如果路走对的话,天黑前赶回连队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后来我们发现走错路了。当我们翻过山顶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感觉越走越远,越来越走不出茂密的森林。按照副连长的说法,只要翻过山,就应该差不多到连队。可是我们已经走了四五个小时,眼看天快黑了,还是找不到连队所在地。这时候大家开始六神无
主,有些慌张了。再问副连长,他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迷路了。到了晚上,更是看不清方向。
   天是越来越黑,想要找到正确的回去路是不可能了。然而队伍还得必须向前走,不能停下来,否则在这零下四、五十度的寒冷天气里,一旦停下来,不仅不想走了,而且还会有被冻伤甚至冻死的可能。这时候,指导员派了身边几个男同胞包括他的一位文书,前前后后沿着队伍查看每个人的情况。如果有人想大小便,他们就叫队伍停下,等好了再走。碰到有人掉队或走不动了,特别是女生,文书就叫几位男同胞搀扶她们走或采一些树枝让她们当作拐杖走。在这风和月丽、满天是星斗的晚上,我们就像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过雪山一样,一支穿着草绿色的棉衣、棉裤和棉大衣的上海知识青年队伍艰难地跋涉在这茫茫的大森林里。没有吃没有喝,渴了在地上抓把雪往嘴里塞,困了抓把雪擦下脸或脖子提提精神。好在我们那时候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还经得起饥寒交迫和风餐露宿的艰苦磨练。
   突然有几个女生尖叫起来:有狼,有狼啊!我们队伍顿时停了下来,大家都以惊慌的神色朝女生手指的方向看,固然有几个微弱的亮光在漆黑的森林深处闪动。此刻,副连长要我们大家一起大声喊叫,并用树枝敲打附近的树木,让声音传得越远越好,如果是狼就会被吓跑,如果有人就会发现我们。我们一个劲地喊,一个劲地敲,这些亮光才渐渐消失了。我们不知道是福还是祸,是值得庆幸还是感到沮丧,人人都被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虚惊搞得筋疲力尽,心神不定。
   这时候,大家都想停下来休息一会,甚至有人提出来:我们能不能采集一些树枝烧几堆篝火,不仅可以防止狼群的侵犯,还可以大家围在一起取暖,等到天亮时再走。只有指导员和一些老职工表示反对,他们知道后半夜是山区最冷的时候,也是大家最困最想睡觉的时候,即使有篝火,也难免这么多人不出问题。一
旦有个三长两短,他们无法向场部交代,也无法向知青在上海的亲人交代。
                             四
   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即使忍饥挨饿,饥寒交迫,也只能拖着疲惫的身躯继续往前走。脚步是越走越沉重,也越来越没有知觉,只是机械地向前挪动。没有言语也没有说笑,周围显得格外宁静,声响。
   月色当空,在这明亮的光照下,前方道路上的积雪泛着鱼鳞般的白光,可以看清不远处的景象。我们几个先遣志愿者个个都睁大着眼睛,巡视四周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有人或连队的迹象。突然,我发现正前方的树林子里有一个忽然一“闪”的亮光,转瞬即逝。起先我还不敢肯定是什么,也许是由于疲劳过度或饥饿看花了眼,是一种精神上的恍惚,我没有吱声。
   等到它再一次出现不被树木遮挡时,我就大声喊到:快看,前面有亮光!大家一齐向我手指的方向看,果然一个微弱的光点在不断地闪烁,随着队伍的靠近,光点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像是一盏灯的亮光了。顷刻,大家像脱了缰绳的野马,不管队伍不队伍,也不管领导在说什么,凭着最后一股吃“奶”的劲,踩着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的积雪,竭尽全力奔向那个目标。
   等到队伍都到齐了,才知道这是一个在森林深处作业的采伐连,这盏在外面还亮着的马灯是因为晚上有人值班,在给各种帐篷的地火龙添加取暖用的柈子时照明用的。值班人员把领导叫醒后,知道了我们情况,立马派人给我们烧水做饭,同时安排几个人连夜护送我们回去。
   原来,我们走岔道了,其实只要翻过山,沿着左边一条小路走就可以到连队,只是这条小道被大雪覆盖后看不见了。不过有经验的人还是能够辨别出来,因为树上有些人为的标记。这是后来连长告诉我们的,他知道标记在哪里,副连长就不知道了。可是连长开完会就自己回去了,没让他去拉练。他还说:如果我们
再走偏差一点,就看不到这个连队了,只能在深山老林里兜圈子,再也出不来,到时候只有请场部派大批人马去找我们了,真是好悬。
   连长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他没有计较先前大家还批斗他的事,马上给大家烧水烫脚。我们大多数人的脚都叫冰雪冻住脱不下鞋来,有的人的脚甚至冻麻木了,一点感觉都没有。连长叫我们先在地火龙边上慢慢烤,等化了冻再脱。并且不要马上用热水烫,这样会常年生冻疮,使得皮肤瘙痒无比,难以忍受。他从
外面取来一些雪,要我们使劲搓,搓到脚发红发热为止,然后再用热水慢慢地泡脚,使麻木了的双脚逐渐缓过劲来,不至于留下后遗症。
   虽然我们这次拉练没出什么大事,也安然无恙,但是毕竟是一次很严重的教训,后来谁也没有再提拉练的事,大家对连长的态度也好多了。
   筑路连是林区的先遣部队,只有把路开辟到密林深处才能将采伐出来的树木运到贮木场。冬天是伐树的黄金季节,这时候不仅树木不会枝繁叶茂——比较容易砍伐,而且冰雪的路面也便于履带拖拉机把砍掉树枝的整根木头从崎岖的山区里运出来,在靠近路边的空地上再将它截成几段,靠人工把木头抬上车后拉走。被砍伐的树木大部分是落叶松和樟子松,这些树种不仅树干粗壮,长得也高,而且质地优良,坚硬挺拔,是做铁轨、枕木和房屋栋梁以及家具的好材料,因此在这个季节里大量被采伐。
   说起林区伐木,我们连队的一位老职工曾经跟我们讲过这样一件十分令人伤感的事。他说:有一位上海人,比我们早一年来大兴安岭,被分在采伐连当工人。他喜欢学习,不仅在上海读书时成绩很好,在这里也十分虚心好学,没多久就成为连队一个技术熟练的伐木能手。有一天,在一个新开辟的林区里,他和几个
同伴一起去伐木。为了提高产量,他们同时在几棵可以顺山倒的一侧用斧子在树上砍了一个缺口,然后分别用柴油发动的油锯在顺山倒的上坡开始伐木。随着不断“顺山倒”的喊声,平行的几颗树接二连三地倒向下坡。这时有一棵树不偏不倚地倒向了这个上海人所站的位置,由于他靠得比较近,来不及躲闪就被砸倒身
亡了。事后发现这棵树的缺口没开好,开偏了。
   修理棚子比较简单,棚子是一个用白桦树杆支撑起来和树皮围起来可以遮挡风雪的棚子,有几个用白桦树杆做成的台阶,走上去还会吱嘎吱嘎地响,晃晃悠悠的,不过不会倒塌。虽然十分简陋,但时间久了,大家也就习惯了。有意思的是:男、女两边蹲坑的地方也是用树皮围起来当作隔断,不知是谁,经常把它撬
开一些缝隙,可以窥视到女生那边的情况。即使有时候把它修补好了,也还会有人把它撬开,这也许是年轻人在青春期的好奇心吧。
   清理大粪就没这么简单了,脏不说,还相当难干。我们几个人,有的在坑下用丁字镐刨大粪,有的用铁锹把刨下来的大粪装上小推车运走。结成冰块的粪便很是坚硬,丁字镐刨上去会四处飞溅,经常不是溅到身上,就是脸上,不仅臭气熏天,还令人作呕。粪便中还有不少用来擦屁股的报纸和女生换下来带血的卫生
纸,五颜六色地和大便掺和在一起,我们几个人辛辛苦苦地干了一整天。当天,我们只是用热水在室外穿着短裤痛痛快快冲了个澡,连饭都不想吃。
   夏天到了,冰雪开始融化,汇成小溪流向低洼处。在阳光和雪水的滋润下,树木开始发芽,长出鲜嫩的绿叶,东北肥沃的黑土地上也开始冒出绿油油的小草和各种各样颜色的野花,有白的、红的、紫的、也有黄的,五彩缤纷,十分好看。每当早晨,空气中散发出一股怡人心脾的绿色植物清香,我们还可以听到清脆的啄木鸟的声音,有时候还能看到不少野兔穿越在草丛里。在这大好时光里,连队在完成一段修路任务后,需要继续向森林深处挺进。因此,搬家是筑路队常有的事。
   有一次,我们几个男生和连长一起拆除两栋女生帐篷,其他人拆剩下的帐篷。拆帐篷比较讲究,和搭建帐篷一样,有一定的顺序。连长告诉我们先要把帐篷的顶拆了,再拆帐篷的门帘和窗户,最后拆四周禁锢帐篷的埋地橛子和拉绳以及围档。帐篷拆除后,剩下的东西包括用砖砌起来的地火龙和支撑帐篷用的树枝框
架就不要了,这些残骸包括废弃的坛坛罐罐就留在了深山老林。
   我们几个年轻人在连长的带领下,一个个像猴子那样,一下子徒手爬到了帐篷的顶上,觉得十分轻松。可是在帐篷顶上干活就没那么容易了,由于帐篷顶部是尖的,既倾斜又滑溜,还没有把手的地方,人根本站不住。我们只好一手抓住帐篷的边角处,另一手拆每片帐篷相互搭接的绳扣。有好几次,我们都从帐篷顶上摔下来。好在帐篷不高,地面又是比较松软的杂草土层,摔下来再爬上去继续拆,这样反反复复好几次,我们才把第一片帐篷拆开。
   当我们大家一起使劲把帐篷顶盖掀开时,一股刺鼻的腥臭扑面而来,还带些辣眼睛,险些都把我们从帐篷顶上熏得掉下来。我们趴在那里不敢动,等到这些味道过去后,才把帐篷卷起来扔下去。我们在拆第二个帐篷时,也有这种感觉,这使我想起曾经在天冷的时候从女生帐篷里看到的一幕。
   有一天傍晚,我去女生帐篷找一个人,当她把门帘掀开时,透过不是很明亮的灯光,依稀能看到里面还有些女生在洗涮,她们正要准备休息。和男生帐篷里的洗涮一样,从食堂里打来的水在地火龙上烤热后,一盆水又洗脸又擦身,还用来洗脚,最后才把脏水往门帘外面一泼了事。在这暗淡的光线里,我还看到一位
女生正站在地火龙旁更换卫生带上的纸,身后晾衣服的铁丝上也挂着不少洗干净的胸罩和月经带。虽然这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可是给我的触动很大。女生在外面生活会带来比男生多的不方便,想到我们在拉练的时候,女生不仅要和男生一样承受迷路和回不去的恐惧与惊慌,还要经受生理上的麻烦。我至今也无法想
象,在这十多个小时的拉练中,她们是如何熬过来的?

          周利勤   编者注:篇幅实在太长,分两天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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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5-22 17:47:09 | 显示全部楼层
         上海知青在大兴安岭(第二部分)
                   五
   这次我们搬在一个森林比较茂盛、环境更加原始的地方,据说附近有一条叫“呼玛”的河,我们来这里还没有看到过河流。因此,有一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趁刚搬过来还没有活,我就约了几个好友一起去河边玩。清澈的河水流经一片色彩斑斓的灌木丛,灌木丛中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野果,有红的、紫的、还
有蓝的,有的像山楂、有的像草莓、也有的像樱桃,各式各样,十分诱人,我们想摘着吃又不敢,听说有不少果子是有毒的。极目望去,处在低洼处的河流水域相当开阔,被远处四周参差不齐的白桦树及高大的落叶松形成稠密的树林所包围,阳光下这些树木的枝杆在绿叶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黑白分明和鲜艳夺目。河水也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由东向西,一望无际。看上去很像一幅绚丽多彩的水彩画,分外妖娆。
   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朝呼玛河奔去,当走近河流时,看到透明见底、不是很深的河床上有许许多多五颜六色的卵石。这些卵石经过千万年来河水的冲洗,显得格外晶莹剔透。我们如获至宝似的飞快地脱了鞋和袜子,跳入水中去捡这些石头。顿时,一股冰冻刺骨像触电一样的感觉从脚上一直凉到心头,刚融化积雪的水
特别冰凉,站久了脚还会发麻。我们一个个都光着脚站在水流中,用清凉的水洗脸和戏水,还时不时地抬起头看看那蔚蓝的天空和飘过的朵朵白云,感到无比的心情舒畅和精神振奋。不由自主地喊道:“我来了,大兴安岭!我爱你,大兴安岭”!响亮的喊声久久回荡在这美丽如画的山区里。我们深深地被这一秀丽的景色所感慨和激动,至今我有时还会梦见自己置身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一直挥之不去。
   后来,我自己请假一个人去呼中区医院看望一个病人,他已经好了,出院了。可是当天没有回碧水的小火车,附近也找不到旅馆。正在犯愁时,我发现在车站边上有一个废弃的、可能用来装木头的铁框子很结实。由于到了晚上,这里的天气还十分寒冷,我就在周围捡了不少枯萎的树枝放在里面,准备在框子里过夜。随后,就走到呼玛河旁边,坐在一块地势比较高的石头上,听呼玛河汹涌的涛声。这一天,天上没有月亮,只有繁星在不断地眨着眼,使我可以清晰地看到河面上漂浮着不少的树枝和树叶,随着河流奔腾而下,景象相当壮观。我舍不得离去,一直呆到睡意袭来,才回到框子里。框子很高,进出都需要爬上爬下,这倒使我睡得比较安稳,也不怕不速之客野兽之类的侵犯。然而,到了后半夜,当点燃的树枝被风吹灭或烧尽时,寒冷的气温又把我冻醒。这样断断续续了好几次,醒了睡,睡了再醒,一直折腾到天亮。我就去呼中车站赶上了早上回碧水的火车,再搭乘汽车回连队了。
   那时候我写写东西还可以,指导员就经常叫我给他写一些报告材料,同他一起下山去场部开会。有一次,趁他要在场部开几天会的时候,我就自己在碧水站坐上小火车出去了。由于车站周围没有护栏,要想上火车十分方便,即使火车已经开了,只要一个健步抓住扶手,脚步跟上踏在火车的台阶上就可以上火车。下
火车也是这样,看到路基比较平整时,也是先抓住扶手,脚着地后跟着车跑几步就可以了。就像电影《铁道游击队》那样,后来我也很习惯这样上下车了,哪怕是拉木头的货皮车厢,我都可以轻松自如地上下车。
   上车后我站在两节车厢之间敞开的连接处,看着两边连绵不断起伏的山峦和处处是绿意嫣然的景色,却不知道自己想要到哪里去?也许是在深山老林里呆久了想出去走走,也许想回家看看亲人了。纷乱的思索,使得我不知所措。这时,我突然想起曾在上海参加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上,好多人都报名要求去黑龙江建设兵团,何不趁此机会到农场去了解一下。因此,当小火车到了加格达奇,我就换乘了去嫩江的火车。
   出了车站,首先映入眼帘是几颗高大的白杨树,在阳光下,闪烁着绿色的光芒。当走出这片树荫时,和深山老林截然不同的是:这里是一望无际碧波荡漾的麦田和一览无垠晴空万里的蓝天,空气中弥漫着麦穗的清香,十分令人心旷神怡,惊叹无比。麦田间有一条小径,一直通向蓝天和绿地的连接处。我沿着它向前走,想在附近能找到一家客栈或能看到农场场部更好。可是我越往前走,看到的只是麦浪翻滚,无一处其他东西,也空无一人,就像一个人沉溺在一片茫茫无际的大海里,不知所向也无所适从。我开始犹豫了,也不知道来这里干什么?去哪里?找谁去?无奈之下,我只好折回车站,赶去加格达奇的火车。当天是回不去碧水林场了,我只有在加格达奇过夜。好在我还来过加格达奇,可以顺便看看。
   加格达奇虽说是大兴安岭地区首府,但是和北方其他城镇相比相差甚远。一眼望去,几乎全是平房,大多数都是木头或原木做的房子。每栋房子前面都有一个用木板或树枝围起来的小院子,里面堆满了劈好的木头柈子供取暖和做饭用,有的甚至用码垛得很整齐的柈子作为围墙,看上去完全是一个林区小城镇的景
象。好一点的房子是砖砌的,不是商店就是一些木材加工厂。家家户户房顶上的烟囱都冒着浓烟,烟雾始终笼罩在四周被高低不平的山峦所包围的上空,显得比较浑浊和暗淡。行人也是单一颜色的服装,即使夏天也是穿得严严实实,给人一种暮气沉沉的感觉。马路都是泥地或碎石路,有的地方解冻后,道路十分泥泞。没发现有任何交通工具,偶然看到的也只是有人推着木板车和骑自行车的人。我无心逛街,眼见天快黑了,寥寥无几的路灯也开始渐渐亮起来。我就在车站附近吃了些东西,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了。
   我回到碧水,指导员还在开会。会后他问我去了哪里,我说:本来想出去走走,没想到坐上火车去了加格达奇回不来了。他没说什么,只是要我以后告诉他一声。我知道他不好意思批评我,一是我们整天呆在深山老林,一时想出去走走也是难免的;二是我帮他写东西,也是经常废寝忘食连夜赶出来的。当天我们就搭车回连部了。
   没过几天,连队批准我回家探亲。这是我来大兴安岭第一次回家,显得异常兴奋。第二天一早就和几个一起回上海探亲的同事去碧水车站,乘上了去加格达奇的火车。我坐在车厢里,看着窗外,两边高山峻岭疾驰而过,有一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到了加格达奇,我们就换车去哈尔滨,因
为只有哈尔滨才有直接回上海的火车。由于回上海心切,所以在哈尔滨也没很好玩。
   当火车驶进上海火车站时,一种宛如游子离家出走多时,现在就要马上到家,可以看到自己亲人的感觉油然而生。虽然车站还是老样子,但是感到十分的亲切和思念。到家后,首先把在大兴安岭赚的钱给了母亲一些。剩下的自己做了两件事,一是:去了上海淮海中路上的国旧商店,买了一台二手的 135“莱卡”照
相机,是当时很时髦的相机;二是:和朋友一起去了上海陕西中路上的“红房子”西餐馆,吃了一顿西餐,这也是我一直想去的地方。
   假期很短,很快就要回去了。正当我在准备东西时,原来在居委会一起工作过的一位女生来找我,要我和她一起回大兴安岭,并且还有一个女生要和我们一起走,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这次我和她们一起从海上走,先坐船到大连,再坐火车到哈尔滨。到上海公平路码头才知道我们三个人的行李加起来有七八件。有几个是 60 公分的大旅行包,里面装的全是吃的,大部分是大米,还有不少腊肉、香肠和各种各样的罐头,其中包括一些“鱼”罐头和“午餐肉”罐头,十分沉重。在上海出发还可以,有家人送上船。可是到了大连、哈尔滨和加格达奇倒车时,全靠我一个人在搬运这些行李,她们分别在两头看守东西。好在我那时候比较年轻,在大兴安岭练就了一身背拉肩扛的体魄,两只 60公分的大旅行包即使装满吃的东西,我只要用一根绳子把它们的提手捆在一起,有人帮我往肩上一放,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来回走动。到了加格达奇坐上小火车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各自回自己的林场。
   回来后,想家的心情就好多了。夏天在野外作业修路,也要比冬天好过多了。不仅能出活,而且每天下班回来,还可以在帐篷外面穿着短裤冲凉。如果吃腻了食堂做的粗菜杂粮,可以拿出一些从上海带来的大米和锅,在取暖用的铁皮炉上煮熟了,不吃菜都可以把大米饭吃个精光。要是在煮米饭的时候再放上几块腊
肠或几根香肠,更是美味可口。由于我们这次搬家后,取暖用的都是铁皮炉,做饭就方便多了,有时候还可以烤烤土豆和玉米吃。所以经常是朋友和同事之间互相请来请去吃,过得相当开心和舒坦。
                           六
   秋天是大兴安岭物产丰富、到处是收获的季节,来的也特别早。漫山遍野是五彩缤纷的色彩,走在丛林里,到处是一片秋风扫落叶的景象,遍地是金黄色的落叶和硕果累累的野生植物,只要你敢吃随处都有,后来我们知道水葡萄、红豆、都柿(蓝莓)、稠李子、山丁子、刺玫果等都可以吃。当然山里还有不少土特产如:蘑菇、木耳、猴头、五味子、松子以及野生动物,如獐子、麋鹿(俗称四不像)、野猪、乌鸡、雪兔、狍子(矮鹿、野羊)、梅花鹿、棕熊等等。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我挖到过一些手掌参,样子很像小孩的手掌,白白的,嫩嫩的,十分可爱,据说可以泡酒吃,强身壮体,延年益寿。我们副连长还曾经送过我从獐子身上取来的麝香,说可以避孕,还可以治疗妇女病,我没用也就送给别人了。我和副连长的关系一直比较好,我时常从上海带一些东西给他,他也送一些当地的特产给我,包括我曾经穿了许久的翻毛皮大衣,既轻便又暖和。
   秋天也是一个天高云淡、风和日丽的季节,即所谓秋高气爽。然而就在这美好的季节里,我们筑路连在深山老林里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有一天晚上,我们劳累了一天,大家都早早入睡了。我没睡着,趴在铺上望着窗外。漆黑的夜晚,一轮明月当空,照得周围的树林就像披上了一件银色的盛装,显得格外明亮,加上林子里不断闪烁的萤火虫亮光,使得今宵格外引人入胜。我出神地望着窗外,在这万籁俱寂的黑夜,我们八连的几栋帐篷静悄悄地躺在那里,就像一道道黑色的屏障横卧在密林深处,只有个别的窗户还亮着灯光和有的帐篷里发出酣睡打呼噜的声音。突然,一个撕心裂肺的喊叫声把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惊醒,就像一道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雷声划破漆黑的夜空,有的人还睡意朦胧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有的人和我一样趴在窗户上径直朝那个方向看去,在离我们不是很远的一栋女生帐篷窗户上,还亮着一盏昏暗的灯,里面人头攒动。不一会儿,就可以清楚地听到一阵阵传来一个新生婴儿的哭声。我们都不知所措,大家都一脸茫然,只有等到天亮再说了。
   第二天清晨,当我们起来都还没来得及洗涮,走出帐篷去看望她们时,连队的一位高个子女卫生员告诉我们:昨晚,她接生了一个小男孩。由于没有任何接生条件,事先也没有人知道孩子她妈已经身怀六甲,而且马上就要生育了,只见当天傍晚,她自己躺在床上一个劲地喊肚子疼,也不说要生产了,还是周围的人
发现她不对,才把卫生员叫来帮她接生了。因此,发生了昨晚如此惨烈的一幕。生孩子的是一位平时少言寡语、个子不高的女生,她来自上海。虽然长的不是很出众,但是干净利索,圆圆的脸蛋,白白的皮肤,笑起来比较甜。
   我们听了都感到十分吃惊,因为平时根本看不出她有任何身孕的迹象,和我们一样进山干活,一样爬山拉练,一样和大家一起生活。后来才知道,她从上海回来后,发现有了身孕。为了不让人看出她没有结婚就怀孕,怕影响不好,一直把即将隆起的肚子用布带勒得紧紧的。我们都无法想象,在这远离家乡的大兴安
岭里十月怀胎,分娩时又没有任何准备,她是怎么熬过和忍受过来的。其实,别看上海女生来自大城市,她们顽强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在大兴安岭是如此,在生产建设兵团是如此,在偏僻的乡村肯定也是如此。
   没多久,听说她把孩子送给了当地一个老乡。这个老乡十分感激她,白送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因此给了她不少鸡蛋和好吃的东西,让她补养一下身子。事后,她就离开了那里,和连队一起去了其他地方修路。至于为什么要把孩子送掉,是感情问题还是抚养问题,我们都不得而知,也不知道她去看过自己的亲
生儿子没有,是死是活,一直无人知晓。还是后来在一次“纪念赴疆五十周年”上海聚会上,我问过这个卫生员,她说不久这个孩子就死了,多么凄惨的一件事啊!这使我不由想起曾经在网上看到过的一篇题为《被遗忘在大山里的知青孩子》报道,它描述了一个上海女青年在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伟大号召后,也
去了黑龙江。有一年,她回上海探亲回来不久,大家就发现她怀孕了,问她谁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她说是上海男朋友的,并说生下来后不准备要这孩子。当地人听说后,都想要这个孩子,因为她人长得不错,而且还能吃苦耐劳,又懂事。最后她选择了一家老实巴脚,心眼又好,在当地生活条件还算可以的人家。谁知生
下来是一个大胖小子,把这家人家乐得合不拢嘴,他家已经有个女孩了,再有一个小男孩,真是锦上添花,十全十美。在做月子的时候,他们对这个上海女青年照顾得十分周到,百依百顺,天天好吃好脸相送,并在他母亲的同意下,给这男孩取名为“李满意”。
   满月后,她回上海探亲了。回来时,给这孩子带来不少上海好吃好用的东西,并且有空还经常去这家人家看望他。久而久之,母子之间有了感情,然而这个男孩不知道这是他的亲生母亲。就在这个时候,大批上海知青开始返城,她也很想回去,就是犹豫不决,舍不得孩子。这家人家看出她的心事,就说你先回去,什么时候想孩子都可以过来看他,什么时候想要孩子,我们也可以随时给你送过去。这家人家把话说到这个分寸,她也没有什么顾虑,就毅然决然回去了。临走时和孩子分别,她痛哭流涕,泣不成声。
   从今以后,她再也没有回来看过孩子,也没有提出要把孩子送过来。随着孩子的长大,这家人家试图设法和她联系,也曾经去上海找过她,可是一直联系不上。听说她已经在上海成家,为了维持她现在这个家,不便于再认这个孩子。好在这家人家十分宠爱这个孩子,细心把他养大后,还让他上了学,娶了媳妇,最后还出钱帮他在当地开了一家饭店,取名为“李满意饭店”,让他自食其力。后来李满意也知道自己身世了,对他再生父母特别孝顺,也死心塌地留在大山里了,不过看到过他的人,都觉得他像他亲生母亲,浓眉大眼,只是眉宇间和眼神里时常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忧郁和伤感,有时候他还会一个人坐在门口,呆呆地望着
通向山外去到南方的公路。不过和上面死去的孩子相比,他还是很幸运的,至少他还活着,还有家,还有他能够维持生活的饭店。我看过这篇文章后,老在想,要是这个听说死去的男孩就是李满意,该有多好啊!
   大兴安岭只要一开始下雪,天气就会变得十分寒冷。在这连续不断、铺天盖地的几场大雪后,大兴安岭的景色完全变了,到处是银装素裹,白茫茫的一片。在这风雪交加的日子里,筑路连几乎天天在家学习和开会。只有需要用水时,我们才冒着大风雪去外面铲些雪放在各种能装东西的容器里,把它们带回帐篷化了
再用。可是这些水远远不够用,我们只好几个人一起用一壶水或一盆水,日子过得相当艰辛。后来附近的河水冻得越来越深,我们就从连部拿了些筐子,不管是木头做的还是铁做的,用十字镐把河里的冰砸开后,一大块、一大块地装在筐子里抬回来用,用不完的就放在床铺底下存起来,奇怪的是这些冰块放在那里从来不会化,即使帐篷里取暖用的铁皮炉烧得通红通红也没事,睡在铺位上也不感觉到冷。我们不仅解决了自己用水的问题,还经常帮助女生把冰抬回去,让她们也能过上好日子。
   这期间,我和大家都叫她“小李子”的李财阁接触比较多,我们一起装冰、抬冰,相互有了好感。有几次,到了晚上,天气还好的时候,我就约她出来走走。虽然外面十分寒冷,但是我们的心是热乎乎的。有时月亮很好,我们就走得比较远,到了半夜才分手,各自回自己的帐篷。
   正当我们开始要好的时候,流言蜚语也接踵而来。我不仅在过团组织生活时受到了批评,而且领导也把我调去后勤,安排晚上值班给男生帐篷取暖用的铁皮炉添加柈子。虽然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工作,有人还不想干,也有人瞧不起,不过我挺喜欢。晚上干一天活,白天就可以休息干自己的事。我时常用这个时间下山
到场部去玩,逛商店,会朋友,有时候买一些好吃的带回来改善一下生活。
   在这段时间里,我从老烧炉工那里学会了劈柈子,虽然我还比不上他们这么能干,但是我有时候也可以像他们那样,两斧头就能把一段六十公分左右长的原木劈成四、五爿。白天我们还经常比赛,看谁劈的多,输了请大家吃放。有一天已经深更半夜了,女生帐篷值班的烧炉工来找我,说她不小心把炉子的火全熄灭了,要我帮她把火引过去。我知道她肯定晚上打瞌睡,误了给炉子添加柈子了。我二话没说就帮她把火引到每一个取暖炉子里,有趣的是,我有这样一个机会看到女生帐篷里每个人的睡相,其实和男帐篷一样,烧得火红的铁皮炉子会把大家盖的被子热得掀开,有的只在胸口上搭上一点,有的露腿露胳膊直挺挺地躺在那
里,有的则侧躺和别人挤在一起,什么样子都有,真是一幅众人“百睡”图。
                           七
   到了冰天雪地的寒冬,大兴安岭又开始一年一度的伐木季节。为了取得更高的产量目标,场部开始抽调人力增加采伐连和贮木场的力量。我知道这个消息后,主动要求去贮木场。临走时,我把小李子约出来和她见了个面说:我要去贮木场了,也算是和她有个告别。由于林场交通十分不方便,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凑巧的是两年后,我们又在大庆见面了,而且还在一个采油队上过班。当然,那时候我已经知道她和一个杭州人要好了......
   贮木场离场部不远,在一片开阔的地带。沿着铁路线有十几部吊车,每部吊车前面都有一个码好高五、六米的原木堆,将其中的原木捆扎好后吊入铁皮车厢。我刚去的时候叫我做归楞工作,即用一个带钩的长柄工具把楞堆上的原木归整得好一些,便于捆扎和吊车起吊。起吊后的原木,粗的只有一根,细的有好几
根,然后再用牵引绳将木头缓慢地放入车皮内。当时,贮木场的设备都很落后,只有吊车是卷扬机的,其他都靠手工,人拉肩扛。
   有一次,我在归楞一堆原木时,不小心将最底下的一根原木挪动了,顷刻间整堆比碗口还粗的原木开始倒塌。我被撞倒后,正好有一根木头把我挡住,使得倒塌下来的原木都纷纷从我头顶上飞过去......我安然无恙一点都没伤着,真是幸免于难,死里逃生。事后想想:人的一生,不也就一不小心说没就没了。没多久,连队就安排我抬木头。一开始,叫我抬一些小木头,三、四十公分粗,四个人两把卡钩一前一后,抬的还算比较轻松,主要熟悉一下步法和走跳板的感觉以及喊号子的协调性。后来就叫我抬大木头了,有六个人抬一根大木头的,也有八个人抬一根的,要看木头的长短和大小,不过这些木头都很粗,有的接近一米。虽然这些木头都很重,甚至上千斤,但是在大家一起喊号子的时候,嘹亮的号子声和整齐的步伐以及有节奏地一悠一悠的走动,不仅不感到十分吃力,而且还很有气势,纯粹是爷们、男子汉干的活。关键是能否把木头抬起来,我们有好几次,在号子手的一声号令下,大家上肩咬牙一使劲,不是杠子断了就是卡钩给崩开了。还有最危险的是六个人或八个人扛着木头一起走在跳板上的时候,如果有人脚下滑倒或害怕不敢往前走的话,只有停下来调整一下或上来一个人替换一下,才能继续进行,绝对不能甩肩撂杠,那样会伤到抬杠的伙计们,轻则伤筋,重则断骨。脚下踩着尺把宽的老榆木跳板,颤颤悠悠地抖动着,吱吱嘎嘎地呻吟着。杠上的人就像是拴在那根原木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什么叫生死与共,上了肩就知道了。
   起先,我经常和一些老职工抬木头,领头喊号子和甩尾都是由他们来做,这是一项技术活。甩不好尾就像把不住方向盘一样,前面的人会觉得很吃力,喊不好号子,步伐不一致,也会使大家感到十分费劲。所以,我从二杠开始抬,再抬头杠,最后让我甩尾,同时也学会了喊号子。有一次,我提出来:上海知青一组和老职工一组抬木头比赛,队长同意了,由我来甩尾和喊号子,比赛结果:我们同老职工相差无几,只是有一根又粗又大的木头,我们几个上海知青抬不起来,他们抬起来了。不过队长还是夸奖了我们一番说:我们水平已经可以和老职工比比了,高兴得我们几个上海知青当天就凑在一起开怀畅饮,庆贺我们出徒出师了。
从今以后,我们和老职工一样成为贮木场抬木头的主力,每天起早贪黑,干一天休息一天。
   冬天的贮木场相当热闹,虽然此时已是冰天雪地,到处是皑皑的白雪,有时还会飘起鹅毛般的大雪,可是挡不住众人抬木头热火朝天的景象,去过那里的人都会被这种惊天动地的号子声和慷慨激昂的脚步声所感动、所震撼。我们时常被热得脱了帽子和棉衣干,只穿一件羊毛衫和护肩的小背心。久而久之,我们的肩
膀都被用老柞木做的杠子压得又红又肿,有的泡磨破了还出血化脓,和衣服粘在一起十分疼痛,到时候只有用双氧水擦洗伤口,再涂些红药水,上点消炎粉来处理一下,第二天照样上场干活。因此,没多久我们的肩部都形成了一个馒头大的肌肉疙瘩,有的人至今还不能彻底消除。我在老职工中看到过有不少人肩上都有这样一个疙瘩,有的很大,还有的人连腰都直不起来。好在我干了不到二年就去了大庆油田,没落下如此的残疾,不过有时候天气不好会感到腰酸背痛,也算是知识青年上山下山留给我的一个终生纪念吧。
   山上下来的原木源源不断地送到贮木场,我们堆楞工作也愈来愈繁忙,经常是中午饭送到现场吃,不过吃的都是白面馒头和带肉的蔬菜,有时还能吃上红烧肉,要比筑路连吃的好多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压垮我们,倒使得我们变得能吃会睡,生活很有规律。日出月落,我不仅有了强壮的体魄,而且比刚来时还胖
了不少。有一天,我到场部去玩,看到有一家照相馆,就进去照了几张相,穿得都是副连长送给我的翻毛大衣,显得十分英俊潇洒,还给家里寄去了几张,让家人看看我在大兴安岭的模样。
   贮木场有位老职工一直对我很好,不仅教会了我抬木头喊号子,还经常要我到他家去做客。他家离贮木场不远,在山脚下的一片居民区。每到傍晚,家家户户炊烟缭绕,淡淡的轻盈的烟云在山麓周围飘逸,使得黑压压的山峦在夜光下时隐时现。烟雾下面是一栋栋参差不齐用木头和泥巴搭起来的房子,为了保温,做
得十分严实。和加格达奇的住房一样,前面都有一个用木头或柈子围起来的小院子。到了冬天,凡是暴露在外面的东西都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白色的积雪和深颜色的建构筑物显得格外分明。由于贮木场用电,因此家家户户的窗户上都亮着黯淡的灯,隐隐约约,昏昏沉沉,像是一幅水墨画。要是在过年的时候,在门外再挂上一盏大红灯笼和窗户上贴上一对红剪纸,那就更加好看。
   我每次去他家里吃饭,都能看到他的一位长得十分喜相的妹妹给我们端菜端饭,可是她从来不上桌,他老婆也不上桌。一开始我还不知道,老想等她们一起过来吃饭,我师傅说:不用管她们,我们先吃。后来才知道这是东北人的规矩:女人是不能上桌的。其实我在他家吃饭都是在他家坑上的小桌子上,两个人一边
一个,斟着小酒,相互聊天。原来他们老家都在山东,祖辈上闯关东来到这里,因为林区发工资,收入还可以。他就把他妹妹也带来了,并且在林区找了一份工作。她话不多,见人就笑,笑起来还露出两个酒窝,很是讨人喜欢。乌黑的头发梳了一根大辫子,还系了一根红头绳,就像电影《白毛女》里的喜儿。
   有一次,我在他家吃饭,小桌上摆满了菜,其中有一个菜很像红烧的肉,都是瘦肉,不仅不腻人,而且很香。他问我能吃出是什么肉,我说吃不出来,不知道是什么肉,不过很好吃。他说这是“四不像”的肉,你觉得好吃就多吃一点,我当然不客气,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吃这样的肉,和他干着白酒,我吃了不少。另外还有一个汤,他叫我尝尝,我喝了特别鲜,他告诉我这是熊掌和老母鸡炖得汤,你要多喝点,可以强壮身体。那天晚上,我在他家喝了不少白酒,醉熏熏的,满脸通红,走路都摇摇晃晃。他叫我别走了,外面天黑,路又不好走,就在他家过夜吧,等到天亮再走。我稀里糊涂答应了,谁知躺下后我才明白,大家都睡在
一个炕上,不过我睡在边上,靠近烧火的炉灶和坑连接的地方,夜里把我热得都盖不上被子,好在他们夫妻俩睡在中间,他妹妹睡在另一头。
   过后我才知道,我师傅很想把他的妹妹和我相处在一起,所以经常邀请我上他家。可是我一直没往心里去,不久我就离开贮木场去了大庆。临走的时候,师傅送给我一只用樟木做的箱子。这只箱子跟了我好长时间,去了大庆,又去了胜利油田上学,最后还是娶了一位山东姑娘,在青岛把箱子丢了。人生如梦,一切
都是命里注定的。
                             八
   我住在贮木场,经常去场部玩,有时候还去场部周围的连队玩。七连上海人比较多,三连在场部附近的山上,杭州人比较多。我和几个杭州人不错,因此经常去他们那里玩。
   有一天我在山上玩,突然一帮杭州人吵吵嚷嚷地要下山。我问他们去干什么?他们直言不讳地讲:去和七连的上海人打架。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和上海人打架,就一起和他们下了山,才知道是为了一位女知青吃醋引发的纠纷。这次群架打得很厉害,把几个上海人都打伤了,有的还住了院。我回来后,贮木场的上
海人也纷纷叫嚷:要和七连上海人一起去山上报复打杭州人。
   为了平息事态的发展,也为了教训一下闹事的知识青年,场部领导和当地派出所都十分重视这次打架,甚至把一些参与打伤人的知青抓了还游街。其实,上海人是不会打架的,更不会往死里揍。记得有一次,我在上海瑞金路一家商店买东西,看到一位女营业员和一位男顾客吵架,女的很会讲,并且还骂骂咧咧,把男的气得不行。他说:你等着,我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他跑出商店后,回来拿了一瓶啤酒,说你再骂我就对你不客气。女的照样骂,男的忽然举起手中的啤酒瓶就要往她头上砸,女的还没来得及躲闪,啤酒瓶到她头顶上时戛然停住了,他不敢往下砸。就这样,这场闹剧不了了之,旁边看的人都嗤之以鼻说:这男人有贼心却没贼胆。
   我看到过一场真正往死里打的“武斗”。那时候还在文革期间,我和几个中学同学到北京去串联,在马路上看到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打“群架”。是一帮山东人和四川人打架,手里都拿着木棍和铁棍。从气势上来讲,山东人人高马大要比四川人看上去威武雄壮,四川人根本不经打。可是真的打起来,四川人小个子十
分灵活,往往躲到背后打人家,把好多山东人都打得趴下,头破血流。我们几个上海人在旁边看得胆战心惊,躲在一边一动都不敢动。
   说到上海人和杭州人的成见,我一直不明白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其实上海人和杭州人的姻缘要比上海人同苏州人的姻缘来得亲。我是绍兴人,小时候经常去杭州看望我的一位叔叔,他住在杭州的学院路上,是一些青砖黛瓦的平房,院子很大,很适合小孩玩耍。虽然也是在市中心,离西湖不远,可是老觉得是住在乡
下。有一年,我去杭州,母亲叫我去找这个亲戚,我们已经有好多年没联系了,不知他们情况如何。等我找到这条马路,周围都是林立的高楼大厦和居民小区,全然没有以前一片平房的感觉。我打听了半天都说:不知道这户人家。我去派出所了解,他们也说:搬走的人都没留下详细的地址。无奈之下,我只能回上海了。
   临走前,我去了一趟鼓楼,那里有很多古色古香的建筑、张灯结彩的酒楼和琳琅满目的商店,还有不少各式各样小吃的摊位。我逛累了,就在鼓楼附近一家马路边上的小吃摊坐下,要了一碗虾皮榨菜豆腐脑和几个油冬儿。我觉得豆腐脑很好吃就又要了一碗,然后和老板娘开始聊天。
   很快听出我是上海人的口音,问我上海住在什么地方?我正要回答,突然坐在我对面的一位年轻女子站起身立马就走开了,连桌上买的东西都不吃了。我用惊愕的眼光看着老板娘,老板娘笑着跟我说:现在杭州一些年青人,一听说是上海人就理都不理,见都不想见。是敬而远之还是十分讨厌上海人?不知道这些年轻人是怎么想的?我望着她离去的背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其实在我心目中,上海和杭州都各有特色,上海曾经是十里洋场的大都市,一直是接纳百川的海派城市,现在又称之为魔都。而杭州则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旅游城市,尤其是西湖,远比苏州的园林不知妩媚和壮观多少倍。春夏秋冬,各有奇景。有一年秋天,我陪一位老外逛西湖,他惊叹这里的景色胜过他去过的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几乎绕着西湖走了一圈,仍然意犹未尽。那时候我在浙江工作,每年都要去杭州几次,每次都在西湖边上流连忘返,迟迟不想离开。我曾经被一位朋友邀请到西湖边上的一家在丛林深处的酒店吃饭,酒店建得像亭台楼阁,临楼是一摊清澈见底的湖水,水中荷叶漂浮,花朵艳丽,晶莹剔透的水珠在青蛙的跳跃下四处飞溅,水中游弋的金鱼不断激起阵阵涟漪,水中倒影的植被和假山不仅影影绰绰而且还奇形怪状。吃完饭后,我们又在那里喝茶,看着杯中那颗颗倒立的龙井茶叶,听着抑扬顿挫的琵琶和扬琴声,我们宛如在天上人间。这使我想起一首苏轼赞美杭州西湖的七绝: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上海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我以前在“壳牌”工作时,有一位项目经理,他是浙江平湖人,进了“壳牌”后,在上海买了房子成为新上海人。他告诉我:他小区附近的一些五六十岁的大妈们时常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嘴里还嘟嘟囔囔说他是乡下人。他说:她们凭什么看不起我,我工作比她们好,收入比她们多,住的房子比她们大也比他们好。我说:这是上海人特有的毛病,骨子里看不起外地人,哪怕你比她们有钱有地位,她们照样如此。
   很多上海人是死要面子,城市里的人看不起乡下的人,浦西人看不起浦东人,“上只角”的人看不起“下只角”的人。我记得小时候,常听人讲:上海人经常是“宁愿在家里吃糠咽菜,也要出门穿一套体面的衣服”,“情愿住在浦西一间房,也不要浦东一套房”。不过,现在上海人已经明白许多了。知道:住在上海市中心最顶级的小区,把孩子送到最高级的学校,在最好写字楼里上班的人大多数是外来人而不是本地人,本地人基本上都住在他们以前看不起的郊区和乡下,或者还住在市中心一些保留建筑的老房子里,这种傲气似乎也已经少多了。
   过了冬天,这里离夏天不远了,一切又都开始复苏,包括林场举办的一些活动。我们离场部不远,因此一听到有什么消息,就可以马上过去看看,有时候还能经常看一些露天电影。虽然那时候都是黑白电影,音响效果也不是很好,可是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了每场必看。
   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文艺小分队的演出,我们听到后,就早早在那里等待他们表演。演出场所是在场部一片空旷的地方,没有座位,大家都站着看,只有一个用木板搭起来简易的戏台。当站的人越来越多,里三层外三层的时候,小分队就要开始表演了。我记不得都演出些什么节目,好像都是一些革命歌曲和
舞蹈,包括一些文革期间的样板戏。当然那时候的样板戏也是很好听的,我在上海看过一场由上海芭蕾舞剧团演出的《红色娘子军》,尤为耳目一新,至今不能忘怀。
   当时演出,我记得最清楚的有金祖望和林长安的小提琴演奏,有沈在峰的二胡独奏,还有黄月亮的手风琴表演。特别是黄月亮,一出场给人一种十分清新亮丽的感觉,加上娴熟优美的手风琴演奏,当年肯定迷倒过不少人。五十年后,在上海一次纪念赴疆五十周年聚会上,再次看到黄月亮的演出,风韵犹存。我还记得有一位男生独唱,不知是鄂伦春族人表演还是汉族人表演,唱的是《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歌词是这样的:

   走上这呀...
   高高的兴安岭
   我了望南方...
   山下是茫茫的草原吆
   她是我亲爱的家...乡吆
   清清的昆都仑河昆都仑河吆
   我在那里饮过马吆
   连绵的大青山大青山吆
   我在山下放过牛羊吆
   亲爱的汉族兄弟汉族兄弟吆
   和我们并肩建设吆
   在那些野草滩上野草滩上吆
   盖起了多少厂房吆
   哎咳咳哎咳哎咳咳
   盖起了多少厂房吆
   座座这呀...
   葱葱的山岭...
   我听见黄河歌...唱吆
   哎咳咳哎咳哎咳咳
   隔着那层层的白云呀
   我闻见江南的花...香吆
   从我的家乡到祖国的边疆
   都是我心爱的地方吆
   辽阔的祖国所有的民族
   像一家人欢聚一堂吆
   我们大家建设的是
   同一座社会主义大厦吆
   我们大家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通向美好幸福的前方吆
   哎咳咳哎咳哎咳咳
   通向美好幸福的前方吆
     周利勤(原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区碧水林场八连)
2020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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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5-23 14:56:32 | 显示全部楼层
           在大兴安岭的那些年

                       一
   1969 年是难忘的一年。
   那一年的我 17 岁,身高才 1.59 米,体重不到 45 公斤。那一年的 3 月,中学同学大部分都离开了上海,我是学校安排去黑龙江建设兵团,而由于当时的身体原因,未能去成。而命运改变了我(我信“命”)。
   自转回街道开始,居委会干部就轮番来家动员,父亲单位隔三差五来人,门口还贴上大字报,搞的我心烦意乱,家里不得安宁。此间我父亲曾给我办了去苏州老家投亲插队的证明,而我那时觉得老家都是本家人,将来与亲戚相处很难,硬是没去。
   11 月下旬,居委会干部赵阿姨告诉我有大兴安岭的报名。想想天天不得安宁,还是去吧。所以我也没征得家里同意,就这样报了名。
   隔了一个星期,也就是那一年的 11 月 28 号,我登上了北去的火车,开始了没有回期的知青生活。
   北去的火车在行进中,刚开始只有火车的“哐当哐当”声,偶尔夹杂着几声呜咽凄泣。
   随着时间推移,车厢里开始喧闹起来,坐在同一排,靠窗的一位(一张白净的脸)站了起来,嘴里哼着“阿尔巴尼亚......”一个休止符,停顿了一下,拍了拍靠外的那位,说了句“让一让”(意思他想走出来),引起了我对他的关注。过一会,我们所在车厢的后半部,就此以他为中心,开始了互相认识,(原来我们后面三排基本上都是徐汇区新乐街道的)另有三个是卢湾区比乐中学的高中同学。而他对每个人也开始冠以美称,什么“卡斯特罗”(后简称“老卡”),“卡妹”(“老卡”的妹妹),“阿鲁哥”,“阿鲁妹”(“阿鲁哥”的妹妹)......因为我瘦,就叫了我“脚骨”。
   他就是王后嵘。(下图左一的那位)(后来他改名为王家良,我们被分在一个连队,他又去参加了盘碧公路建设,回来后第二年到上海参加了招工工作,等招工结束就被调到呼中区劳资科)。这是我踏上社会,接触的第一位能人。
   而在车厢的前半部,也是人声鼎沸,嬉笑不断,原来有个冷面滑稽,二眼眯着,有板有眼,别人哈哈大笑,而自己却无动于衷,照说不误,以后知道他是老封。
   由于这种气氛,倒使大家忘却了自己已经离家,接下来等待大家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环境?怎么样艰苦的工作?我们浑然不知......
                            二
   北上的火车,在第五天的早晨,也就是69年的12月2号的早晨,停在了“小扬气”车站,也就是绿水林场。
   下了火车,眼前看到的是一片白茫茫,雪足有一尺多厚,寒风凛冽,欢迎我们的气氛够冷的。
   卡车把我们二十多人(原来上火车前,就已经把连队分好,火车上就坐在一起了)送到六连也就是农业连,后来知道我们这些人相比之下是幸运的,但看到眼前的雪地,走进的帐篷,觉得这就是我们没有回期的生活环境吗?简直不敢相信!
   我们这些知青,由此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再教育”。男的扛着洋镐、铁锹,女的提着土篮子,哼着王后嵘改编的外国音乐小调“在路旁啊,在路旁,有个牛圈......”走向牛圈、厕所。男的用洋镐刨着冰冻坚硬的牛粪、人粪(时不时含粪的冰碴溅到身上脸上),女的倒还可以,二人提一个土篮子冻粪往返于牛圈与农田间......
   最难受的是刨厕所,斜坡上是厕所,斜坡下的我们刨着冻粪,旁边的猪、狗虎视眈眈的看着,人一走就冲上来死命的吃粪,后来知道这猪吃了人的大便后会生虫(就是猪身体里长的一种寄生虫),而人吃了这“痘”猪肉后会生绦虫病,若干年后,虫卵在人的胃液、肠液的作用下,孵化出幼虫,钻入肠壁组织,经血液
带到全身,在肌肉里长出一个个象米粒一样的囊肿,囊虫可寄生在人的心脏,大脑,眼睛,看了真恶心。
   我们六连知青的帐篷在坡下,坡上就是林场机关,我们的生活用水是在坡上民兵排门前的水房,也就是和民兵排共用同一个水房。而民兵排的人基本都是哈尔滨知青,他们过去独用一个水房,我们去了要一起用,人多了肯定不乐意,再说那些知青长得五大三粗,个个都是厉害的主,我们要用水,只能让他们先用。
   没多久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使这种状况发生了反转。那天,王后嵘等三人在水房打水,来了二位哈尔滨知青,上来就要打水,只听“哐”的一声,再一看,王后嵘拿着手里的水舀子,砸在那个哈尔滨知青头上。他一下子被砸蒙了,半晌没有反应,过了一会儿,两边都搬来了救兵。在僵持不下时,王后嵘开了口,用他三寸不烂之舌,三言两语把那些哈尔滨知青说的哑口无言。至此,民兵排的那些哈尔滨知青开始与我们和睦相处了。后来他们说,看上去你们上海知青文绉绉的,不仅能说会道而且也会“横”——真是不打不相识。
   后来在我们六连,不论是知青与知青之间,还是同老工人之间,大家都是和睦相处,没有争吵,没有红脸,大家互相帮助。
   有位知青,去了没多少时间就和我们的会计(我永远记得她的模样,矮矮的个子,一张笑咪咪、圆圆的脸,待人真诚、和气)用粮票换鸡蛋、换红豆。这说明大家相处的不错,也说明那个知青十七、八岁就有商业头脑。果然没几年,就去了香港做了老板。
   临近春天了,我们六连有六位上海男知青被调去修“盘碧公路”,有几位女知青去学开拖拉机,而我被安排去放牛,整天骑着马,赶着牛出去。因为没用马鞍子,没骑几天屁股都磨破了,有一次被马摔下来,不幸又被马掌踩伤了脚背......
   2012年回大兴安岭,当年一起去的四位知青特意去了一次小扬气,还在加格达奇(大兴安岭地区首府)过了把赶毛驴车的瘾。
   由于我们连队离加格达奇火车站只有二站地,相距车站不远,所以我们知青时常相约坐火车出去玩,也不用买车票,到火车站看到货车,直接到尾车,跟他们打声招呼准行。因此,在六连还真没有过上苦日子。真正的苦日子还没有到来。
                            三
   大兴安岭的冬天是如此的漫长,那时的五月还未冰消雪融。1970 年 5 月 15 日,离我们到绿水林场还不到半年的时间,松岭区绿水林场整建制向北搬迁了。一路上,一溜15吨的太脱拉卡车和5吨的解放牌卡车装载着人员和物资,顶风冒雪经过滚兔岭、十八弯,来到还渺无人烟的呼中区,开发新建的碧水林场。
   那天到碧水已经傍晚了,卸下物资后,大家分工合作开始搭帐篷。我负责就地取材,锯下一根根小桦树杆(鲜活的树干上还有枝叉),用于铺在帐篷里一长溜的松木墩架(睡觉用的通铺床架)上作铺板,可想而知,人睡在上面是什么滋味?什么感觉?而当天,由于有的帐篷搭建还没完工,所以,我们只能在雪地上铺上一张毡毯当床垫,身上盖着棉大衣,睡在了帐篷架下,对付了一个晚上。
   而六连的好景也不长,到碧水不到一个月,林场为了搞基建,筹建了九连(砖厂)。林场从各连队抽调人员去九连,六连有四位上海知青被抽调过去,我也是其中之一,三连去的人最多 。其中有几位后来成了我一生的挚友,而吴柏华就是在以后的艰难日子里,一直帮助我的好大哥。其实他原来在三连干得很不错,就因为和另一个知青关系不错而被受到牵连,领导把他们二人一起调到了九连。他做事稳重、为人义气、包容、处处为别人着想,帮助别人从不留名。
   在九连的那段时间,是我在“再教育”中最艰难、最辛苦的一段时间。砖厂建在离呼玛河边不到一里地,做砖需要用沙,挑沙就是用水桶装满二桶沙子,一百多斤重的沙子从河边挑回厂,一天来回十几趟,挑的肩膀皮都磨破、红肿。这对我一个才刚过 1.60米,体重不到 45 公斤的城市青年来说,绝对是一种考验,不过我还是挺过来了。
   和泥,这也是个力气活。湿的泥很重,我用铁锹每次只能铲起一点点,太慢了,老是拉在后面。后来干脆赤着脚在泥里踩,这样就快多了,也不需要手用劲了。虽然那时天也开始转热,可呼玛河的水一年四季都是冰骨头的,脚踩在泥里刺骨的冷,哇凉哇凉的。
   还有扣坯子、烧窑、码砖,哪个都不是轻松的活,当然,我在砖厂食堂里也干过几天的轻松活。
   在九连,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那就是上山打火。
   6月至8月,这三个月是大兴安岭林区的火灾多发季节,大多是因雷击而引起的。那时上山打火和现在完全不同,靠两条腿走到火灾现场(现在可以用直升飞机送),记得那一次晚上出发,带队的是森调队的老荀,火场在碧水的北面,那一片是原始森林,没有路更没有人,出发时他告诉大家:千万不要掉队,否则在深山老林里迷路,走也走不出来。
   那天,我们走了整整一天一夜,打小哪走过这么长时间的路啊!我累得都快趴下了,但也不敢掉队,总算挺过来了。队伍停下来了,眼前看到的火场颇为壮观(如果不是火灾,可以这么说)只见对面山的中间,有一条像海浪一样的火龙在向我们推移过来(当然离我们还很远),我们开始作准备,用桦树杆,桦树皮盖成一个个小棚,人可以在里面休息。(那时还没有先进的打火方法,只能靠老天帮忙降雨),还好,那次老天有眼,没过几天就下起了大雨,火被扑灭了,我们清理了几天的火场,打火结束了。
   艰苦的打火过程细节,我没有太深的记忆,但回到碧水的情景,我却此生难忘......
   经过三连(原吴柏华的老连队)的帐篷时,那些上海女知青,个个手里拿着大号的铝制面盆,等在帐篷门口说,你们辛苦啦!快把盆拿去,洗完澡,把衣服给我们,我们帮你们洗。对于一个远离亲人在外的青年,她们胜似亲人的知青情怀是难以忘怀的,真是令人感动!
   这些大姐都是中专生,年纪比我大,到现在我们还一直有来往,一起聚会,一起旅游。有的时候她们问我:你不是三连的,怎么和我们那么熟?我说:是柏华牵的线吧。我想这件事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我记不得到底是在六连还是在九连,曾经在豆腐房做过,这是我在大兴安岭干的最轻松的活。一边看着毛驴蒙着眼睛,围着磨盘不停的拉磨,一边从豆腐衣,吃到豆腐浆,吃豆腐脑,再吃豆腐。这豆腐特别纯,特别香,煮豆腐浆时,上面黄黄的一层油,看着都嘴馋。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靠山吃山啊!
   有比较才有甄别,现在到哪吃豆腐,就是没有那时的味道,觉得没味。
   时隔42年,2012年回碧水又吃到了这样的味道。就是那段日子自己觉得胖了不少,但和大家相比,还是很瘦,所以“脚骨”这个美名,从六连带到了九连,又带到了后来的七连,一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这样直呼我。
   还好在九连的时间不长,到9月,那里的气温已经很低了,我们碧水向西15公里就是呼中,呼中是中国的最冷小镇。
   那年碧水的最低温度达-53℃,这是一个原因,另外这里的土做出来的砖质量不达标,因此到 10 月,九连解散了,我也就探亲回上海了。
                            四
   九连(砖厂)解散了,合并到七连,上海知青到了七连三分队。七连是基建连,在开发新建碧水林场的主要工作就是搞场、镇的基本建设。七连筹建时正值1970年底大批沪、杭知青来到碧水,后来加上从各连队抽调来的沪杭知青共三百多人,再加老职工几十人,七连最高峰时超过400人。
   各分队分工:
   一分队:男瓦工、木工、力工
   二分队:女瓦工、力工
   三分队:采石、运输
   四分队:制材(锯板)
   春节前,第一年的探亲假期结束了,我来到七连三分队当力工(顾名思义出力的工人,不是技术工人)。
   刚开始是拉锯树、打柈子,为帐篷烧炉取暖用。男知青拉锯、劈柈子,女知青把把劈好的柈子抱到各个帐篷门口,这是冬天的工作。算不上艰苦,一天干三、四个小时的活。
   后来我们就上山采石,采石场是在场部东头石砬子山的半山腰上,打炮眼、放炮。有的石块炸下来太大,再在上面放上雷管、炸药把它炸小。我去时吴柏华已在三分队,他的苦干精神是有目共睹的。1971 年的元宵节前一天,三分队食堂着火,就是他拼着命,在火场带着大家救火,为了保护邻近的女宿舍帐篷,他爬到
帐篷顶上,扑打飞溅过来的火星,得以保住了女宿舍。在采石过程中,什么活最累,他就干什么,点炮时,他总是检查放心了,最后一个才离开爆破区域。
   有一次,我一下子点12个炮眼,为了好奇心,按导火索长短依次点燃,(导火索最长的一米,最短的二十多公分)让它们同时炸,可我没有计算好时间,以致导火线长度有点短,我点完撒腿就跑,还没有跑到隐蔽的地方,后面的炮就炸响了,正好旁边有棵树,我就地滚到树后,只听树上石头的“咚咚”的敲击声,耳边石头掠过的“唰唰”声,想想也后怕。事后柏华大哥骂道说:“你不要命了”。这当然是为我好。
   还有,后来参加运输干装卸工的活,一辆5吨的解放牌汽车,四个装卸工,一个晚上要到火车站装60吨的砖或水泥,然后卸到工地。为了节约时间,5吨的车总是要装10吨的材料,因为负荷超载,车的避震钢板经常断裂,为此,五连(汽车队)驾驶员经常抱怨,害他们经常要去修车。运砖时,二个砖夾子一个手一个,一个砖夹子四块砖,八块砖夾上车,一个人在车上夹,在车上面码好。大家手上都磨出了一个个大血泡,但还得继续干。
   从采石场采下的石头,装车不容易,三、四十公分大的石头,由于我当时个子不高,往上抬不容易,只能顶着车挡板,一点一点往上推,我几次推不上去就掉了下来。最后有一次,掉下来砸在了脚背上 ,休息了一段时间。
   那时三分队有一百二、三十人,其中有将近一半的人是杭州知青,在三分队那些日子里,和他们同睡一张铺,同抬一块石,同装一辆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潘建洲就是其中之一,聪明、能干。后来调区政府担任通讯员,再调铅印室。我离开碧水回上海,火车经过呼中时,他特意到呼中火车站迎送我,回来后至今一直没有断过联系。
   在九连时,柏华大哥除了他弟弟外,我可能是年纪最小的一位,他一直在政治上帮助我,在生活上关心我。那年柏华大哥被任命为分队长,是他推荐让我担任分队核算员,并兼任了二、三个月的食堂管理员,当食堂管理员期间,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那是我去阿里河去采购副食品,好像是 5 月份,还穿着棉衣,在火车上,我把口袋里装着采购现金的棉衣扔在座位上,自己在车厢里来回走动也不怕钱丢了。从阿里河采购好物品后,我把东西放在每个车厢的两头。回到碧水时,柏华大哥带着三辆毛驴车到车站来接我,把三辆毛驴车装得满满的拉回了队里。
   1973年,他当选为黑龙江省团委委员,在他去省团委值勤上班时,特意带我去哈尔滨,我记得一路上我们几乎都没有睡觉,聊了很多,他的烟瘾很大,我们二人在去的路上,一天一夜抽了4包“哈尔滨”烟。在哈尔滨省团委,我住在他那里,每天看一些内部电影,如“山本五十六”,“虎虎虎”......在那个年代,也算享受了一回。
   他关心帮助的事太多了,同样他也关心帮助别人,但总是默默的,从不告诉别人是怎么回事,许多事我还是以后从别人那里知道的。柏华大哥就是这样一个人——做的多,说的少。
   1972年5月,柏华大哥被任命为基建工程队(即七连)付队长,6月我调七连连部,先后担任材料员、调度员。由于住在连部,当时会计、统计、技术员、仓库保管员、通讯员都是上海知青,因此吃饭基本都在一起,有时山上下来岭友也会到我们这里吃饭,就像一个家庭,后来我们自己戏称“大家庭”。至今这个“大家庭”还保持着真挚的友谊。
                            五
   1972年6月,我调到基建工程队(七连)连部,当了一个月材料员后,就开始担任调度员,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个考验也是个锻炼,那时我20岁还不到,论文化,小学毕业刚读了半年多的初中,就碰到文革没有什么文化基础,论专业,是我从未触及过的领域。
   调度顾名思义:就是安排工作。基建工程队安排工作主要二件事:安排汽车运输和安排生产进度。
   汽车运输人员安排上有柏华大哥在,有三分队的兄弟们在,自己有底,自己还经常跟车一起干活。而在车辆安排上就不行了,在这方面,我是门外汉。开始驾驶员一会儿电路,一会儿油路,一会儿机械出问题,一修就是一天,更有甚者说:火花塞坏了,说要半天时间。我想这明摆着在糊弄我, 这样可不行(从中知道了一个道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我就天天起早摸黑,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完,天天出去跟车,名义上跟车干活,实际学车,车坏了和驾驶员一起修。晚上还经常自己开车,当然这是违规的,那时没现在这么严格,有一次驾驶员下班却把装有钢筋的车停在仓库门口,而这时仓库保管员要进仓库领料。怎么办?我斗胆上车去移动车位,车一发动才发现,前面有一个50公分左右的上下坡,往上时,后面露出车的钢筋碰到地上,方向盘打来打去,怎么也控制不住,最终把仓库的木板墙甩坏了,车也熄火了。
   那时,年轻为了学东西,什么都敢干,教训也不少。现在说起来:胆够肥的。
   生产安排上,对于我来说:建筑图纸不会看,施工不知作业流程。而老天特别眷顾我,让我又遇到了一位能人,那就是我的良师益友遴伟大哥。
   遴伟大哥,张遴伟是上海同济大学68届毕业生,68年底到松岭区绿水林场,被分配在二连(山上的伐木连),具体工作是烧炉工。一个大学生竟然做烧炉工,只有在那个年代才有这种荒缪之事。而遴伟大哥毫无怨言,他没有浪费学习的时间,一边烧炉子,一边孜孜不倦地学习,据说有一天晚上烧炉子在看书,炉子灭了,宿舍的岭友被冻醒了,他浑然不知还在看书。
   天生我才必有用,功夫不负有心人,1978 年遴伟大哥考研回到了同济大学,1980年留学德国,回来后留同济大学为副教授 。
   遴伟大哥,他勤奋、热心、专注、耐心 、谦虚好学,为人坦诚。也可以说所有和他接触的人,只要问遴伟大哥或知道你不懂,他都会不厌其烦的教你,直到弄懂为止。他没有一点大学生的架子。他主动教我,教我学会了看图纸,给我解释一个个图纸标记的意思,教我画平面图、侧面图、鸟瞰图,教我学会了做工程预算,教我学会了施工流程,从最基础的“烧水流程”给我讲解华罗庚的“优选法”、“统筹法”。这种方法使我一生受用。
   当时碧水的房子基本都是遴伟大哥设计的,粮店、卫生院、派出所、调度楼、林场机关(因俯瞰像飞机,得名:飞机楼)、商店等都深得大家称道。值得一提的有二件事:
   派出所(后为碧水招待所)的施工是七连倾所有的力量,上下共同努力,24小时完成的工程项目。派出所建筑面积108平方米,为砖木结构。在施工前遴伟大哥做好设计,在遴伟大哥的指导下,在慰铭兄的帮助下,我做了施工进度示意图(用图表形式),二分队提前做好屋架、门窗,三分队按施工进度的先后,分别在
施工前和施工当天按预算把地基石头、砖、沙、水泥、瓦、门、窗等材料运到工地。施工当天,瓦工、木工、力工按施工进度示意图的要求时间进入工地,轮番操作。24 小时硬是把派出所建成了。柏华大哥24小时在工地和工人们一起奋战,遴伟大哥也在工地作指导。
   五十年过去了,这座房子到现在还屹立在碧水,可见工程质量也是杠杠的。
   碧水粮店这幢小建筑上的字“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当年在遴伟大哥的指导下书写的,是我在碧水的见证。而这些字,最后也是由我们上海知青沈道德,在他师傅的指导下,放样用水泥做在了房屋上。
   1972年11月至1973年3月,我有幸和遴伟大哥、刘开豹兄长(原建工技校的上海知青,七连施工员),乔慰铭兄长(原上海师院附中高才生,七连技术员)三位一起被林场派到上海建工局505工程队学习,在那里学习建筑施工方法,从闸北到宝山,从江湾到颛桥,在上海的工地到处跑,什么“框架式”、“升板法”......长了见识。
   回碧水后继续担任调度员。1973年10月被任命为基建工程队(七连)副队长。
   我1969年去大兴安岭前就有胃病,到绿水、碧水经常犯病,且多次胃出血,而1974年7月的胃出血,竟然休息一个月仍未见好转,8月只得回沪治疗......
   回来不久,呼中下了文件,可以办病退,在老领导高宝兴主任的关心和帮助下,办好了病退手续。1975 年7月18号离开了碧水,结束了在大兴安岭近六年的知青生活。
   回想在大兴安岭的那些年,我是属于幸运的,在那个时间段里,是我接受事物的年龄段,经历过的事都深深地打上了烙印,结识了不少岭友、好友、挚友。
   在他们身上,每个人都有闪光点,学到了许多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使我一辈子受用。这就是我在大兴安岭那些年最大的收获。
                赵毅强(原黑龙江大兴安岭松岭区绿水林场六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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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5-24 14:24:29 | 显示全部楼层
            情系大兴安岭
   我的“知青"岁月在兴安岭上度过的。我是一名上海知青,1970年11月赴疆支援建设,分配在呼中区筑路一处四连工作,“碧水"是我人生旅途中的第二故乡,一处四连就是我的家,四连的驻地依山傍水,峰峦翠叠,一派好风光;这里有我同甘共苦的战友,有催人泪下的情感故事......
   每个人都有难忘的往事,寻找自己曾经生活、工作的地方;走过的路及胜似亲人的姐妹兄弟。
   就在我们抵达“碧水"筑路一处四连当天(11月29日)下午,原四连11月19日抵达的老职工,通知所有刚到的新知青全部到操场集合开会;两位说上海话带苏北口音的“领导”开始讲话了:“你们本来是分配在东方红林场的,不知给谁调包了?明天凌晨全部到碧水火车站,乘火车去呼中(区政府所在地)维护自己的权益,我们要回东方红林场工作......”
   第二天凌晨大概四点钟左右,(当时我们都还没有手表)两位“领导”亲自来到每个帐篷,用手拍打每个铺位上熟睡中的知青,大声吼叫:“起床了”,“出发了”,我在睡梦中惊醒,发现全帐篷的人都醒了,都在各自忙着穿戴自己的衣服,推开帐篷门帘,看见外面熙熙攘攘的人都在向连队外的“便道”上走去。我是知青,应该维护知青权益,我匆忙穿衣,用干毛巾搓了一下脸,和几位“静安区”一起来的兄弟出发了。
   天很黑,地茫茫,雪很厚,-35℃的严寒,当时没有路,只有汽车压出来的便道,我们就顺着便道高一脚、低一脚的走着。大约走了二公里多,便到了筑路一处一连的驻地,这时的一连静悄悄的,只有我们踩在雪地上“沙沙”的脚步声,一连的知青朋友们都还在睡梦中,他们不会想到四连的上海知青正步行去碧水上演一部荒诞的“闹剧”......
   筑路一处的大队部也是我们的必经之路,从大队部到碧水还有 7.5 公里路程,寒冷的冬天已经把我们的脸颊冻得通红,外冷内热,内衣巳经湿透,口干舌燥,没有水,就在路边抓一把白雪滋润着口舌,有些人坚持不住了,只能选择回归连队。
   天还是黑黑的,路上只有一群无知受骗还不知返回的异乡客地之人,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到碧水坐火车去呼中,我们要到“东方红“林场,要找领导申诉......
   走着,坚持走着,忽然听见了潺潺的流水声,原来我们已经到了“怪石山”下,这里避风,气温相对暖和,小溪还在流水,此时的我们已不惧怕寒冷了,用手捧起水,真好喝呀!水是生命之源,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终于要到碧水了,就可以看到碧水火车站了,再回头清点一下人数,总共不到十个人。
   碧水火车站到了,就在我们到达的前一刻,小火车却巳缓缓启动了......我们的希望破灭了。此刻的车站里只有我们六个人,两位男同胞(静安区)曹志帮与我及四位女同胞(两位闸北区和两位南市区)。
   我们六人都坚持下来了,从连队步行到碧水火车站,行程15公里,耗时四个小时,虽然没有了却自己的心愿,但我们还是胜利了,因为我们已经拥有战胜任何艰难困苦的信念,我们是特殊材料铸成的,能克服一般人不能克服的困难,忍受一般人不能忍受的磨难。
   在碧水车站旁,有筑路一处的转运站,那里正好有运载物资的卡车,我们搭车回到了筑路一处,回到了四连。
   感谢上帝!让我们都平安地回到了连队,这是一次难忘的旅程,让我们在成长中得到锻炼。我可以负责地说:凡是参加这次行程,不管是中途返回的,还是坚持到碧水车站的,都是值得信赖的战友、我的姐妹兄弟!
   难忘的“知青"生涯,我们的青春华年在兴安岭上、呼玛河畔度过的。呼中区筑路一处,是我生命成长中的“驿站",筑路工作的繁重,生活的清苦,知青生死相依的友情,在我心里永远是最美的眷恋!五十年一直到永远!
                 闻德礼(原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区筑路一处四连)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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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5-25 15:42:40 | 显示全部楼层
                            想你
       五十年前,呼中区碧水林场成了我第二故乡。五十年前的人和事,依然历历在目。我把李健《传奇》的歌词,略作篡改,唱给岭友们听:“只是在迷茫中得到你的帮助,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时,你在......岭友,亲人,我想你!
       1970 年底,我们经过四夜五天的颠簸,火车硬座到碧水。第二天“天天读”早会上,一个四十岁样子的北方汉子,让所有新来的知青都认识了他一一四连(贮木场)指导员:阿力木扎。他是位内蒙古族人,个子不高,脸颊泛红,谈吐风趣幽默。大家都称他阿指导员。他告诉我,我姓金,名字叫阿力木扎。他酷爱喝酒,经常喝醉。我曾亲眼目睹过他醉酒后的憨态,也曾见过他酒后骑马狂奔的英姿。那天,他酒后骑着一匹枣红马(马是六连的),在贮木场耍酒疯,那姿态太美了,就是我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个身影,那一幕让我羡慕崇拜至今。
       在他和老工人的帮助下,半年后的我,也练就了“二肩一号”的本领。
       1971 年 6 月,我调到林场材料组当力工,具体的工作就是搬运和装卸三类物资,三个月后当保管员。材料组组长蒋伯运到银行当银行后,李振科当组长。他是河北人,1971 年时,他老婆已经给他生了四个娃。一家子住在铁路边的简易房子里,生活的有滋有味。二年后,李振科升任林场副主任(前几年在上海曾与他夫妇俩见过一面)。
       材料组副组长张云峰和殷炳财是我的入党介绍人。1971 年11 月 22 日我入党时,金阿力木扎已调任林场机关党支部书记。当时的林场党委书记是张凤山。他们四人是我入党的见证人。现在想想都幸福满满。
       在材料组的一年里,我与彭祖恩、严永兴、陈信肇、王志明、俞菊英等知青,成为铁杆岭友。围着火炉吃西瓜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
       1972 年 5 月,我调到林场政工组。组长穆景财,大家都叫他老穆。这一年,他老婆给他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这下把老穆乐得整夭合不拢嘴。好景不长,儿子满月后,又愁煞了老穆。二个儿子太能吃了,奶水又不够,奶粉也买不到。儿子经常饿得哇哇叫,老穆急得团团转,不知哪位大师太有才了,让老穆买了一头奶羊,用羊奶喂儿子。二个月后,二个儿子长得又白又胖,可招人喜欢了。这二个孩子今年也快要奔五十了。
       政工组副组长李汉友,他夫妇俩都是东北林业大学的高材生。毕业后主动到林区工作,从绿水到碧水。在大兴安岭林区,大学生可谓是凤毛麟角,但他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朴素的很,既没有大学生的傲气,也没有城市青年人的娇气,不知底细的都以为他俩是当地的东北工人。豪爽、仗义、做人低调等品质影响了我一生。1973 年李汉友调到呼中区任职,他们俩把青春留给了林区,也把爱和痛留在了林区。1988 年在哈尔滨林业大学,与他夫妇俩一别已经三十多年没见面了(除视频外)。这些年他夫妇俩在加拿大陪女儿,去年曾相约 2020 年在上海相聚。
       政工组葛洪文,他是老转,即当兵复员后参加工作的职工。因他个头较矮,大家都叫他小老葛。在林场机关,葛洪文的人缘特别好,不少知青都成了他的好朋友。前几年听别人说:他走了。我心痛了很长时间,今天用《怀念战友》这首歌表达我的思念。但愿别人说的不是真的。
       黄伟康是政工组干事,他是上海知青的骄傲。一篇《碧水党委培养任用青年干部》的通讯,在黑龙江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碧水党委在干部队伍建设中的好方法、好经验在全省出名。也让黄伟康在呼中区名声大振。凭着天时地利和能力,他考取了上海某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体育报当记者。厉害了,我的岭友!
       高保兴好像是 72 年调到碧水林场任党委书记、林场主任的。高主任在碧水简直就是“男神″级的人物,拥有大批的粉丝和崇拜者,我就是其中一人。尽管老天对他十分不公,但他的形象和人格在我心中:永远都是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我在航天系统工作三十多年,与几位优秀的领导干部共过事。在我心中,高主任的工作能力、工作作风和对事业的忠诚绝不亚于他们。高主任是干了大半辈子革命而最终成为没有退休工资、没有干部待遇、没有党籍的“三无”者,令吾辈也为之不平。
       后起之秀一一杨志忠,杨志忠是伊春知青,在林场先后仼过兽医、林场通讯员、林场团委书记、林场党委副书记等职。他凭着脚踏实地、苦干、实干、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领导岗位的。我与杨志忠同宿舍二、三年,也称得上是"闺蜜”了。有一年他回伊春探亲,回碧水后第一时间就与我分享了他在伊春找到心仪姑娘的喜悦。当时,他那兴奋、幸福的面容,至今还烙印在我的脑海中。
       杨志忠工作能力很强,能吃苦,肯学习等优点,深得高保兴的欣赏。伯乐识得千里马的同时,也得到团委二位美女干将的鼎力帮助,一位叫徐玮,一位叫计明(计明与黄伟康同年考入上海某大学英语系)。听说这二位美女如今都成为社会精英。
       五十年了,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心田......
       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
                         郑焦成(原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区碧水林场四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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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5-27 15:16:04 | 显示全部楼层
                     大兴安岭轶事之消灭小三
       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觉老从头上来。
       细细算来,身在东北足足有三千余个日夜。由于常年累月的和“北佬儿”打交道,听了不少东北方言、俗语;也学了一些俚语、土话,总感觉北方人的口语表达较之我们南方人的吴侬软语来的干脆利索,显得大大咧咧,“黄味”颇浓。
       在那个特殊年代,业余生活枯燥乏味,修了一天地球,晚饭后,没屌事可干,知青们回帐篷一般都是倒头就睡。可那些个家属工就不一样了,吃了晚饭,还能有“老婆孩子热炕头”。久而久之,便流行了一句:“电灯一闭,开荒种地,消灭小三,计划生育”的口头禅。
       1976 年下半年,我自筑路一处调至秀山林场,先就任政工组干事,后主持场工会工作。一日,宫喜鹏书记将我叫进他的办公室,跟我说:“小张,林场无妇女主任专属编制,工会妇联性质有同,今日起你将妇女主任兼了。”领导一句话,我便成了名符其实的“男妇女主任”。
       兼了妇女主任一职,因计划生育工作属妇联工作职责范畴,林场计划生育办公室公章便自然而然的掌控在我的手中。要知道:当年的这个“南瓜蒂头”作用可大了,凡新生婴儿到辖区派出所落户口,非此章不可,二胎以上尤为关键。
       不久,区里召开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接到会议通知,我便兴匆匆前往。到了区上,整整开了一天会议,会上布置了当前各单位必须做好的计划生育多项工作。领会了会议精神,拿取了文件资料,会议一结束,我便急匆匆的赶回场部。
       当年国家提倡“一对夫妻两个孩,消灭小三”的计划生育政策。由于我场前期计划生育工作基本不到位,节育措施事宜几乎无落实,家属队里超生者多了去了。考虑到形势的严峻和时间的紧迫,回场部后,我当即决定立马召开已生育二胎及二胎以上育龄妇女参加的专门整治会议。
       会议在第二天下午两时召开,为重视起见,那天中餐后,我便已早早坐在办公室等候。规定的开会时间过去了十分钟左右,只见门外一帮老娘们三三两两,慢慢悠悠地踱了进来。有的右手抱一个,左手牵一个,更有甚者,右手抱一个,背上驮一个,左手还牵一个。进门后发觉就我这么一个毛头小伙端坐在办公桌前,便旁若无人般的落座,立刻肆无忌惮起来:扯怀哺乳者有之;啜啜毛嗑者有之;低头织衣者有之;家长里短者有之,企图给我来个下马威,使“消灭小三”不了了之。
       说实话,当年“少不更事”的我们,对于异性那真的是“从不更事”。面对如此嚣张的这帮老娘们,我瞬间也颇觉无奈。尽管当时我才二十三岁,毕竟经历过“文革洗礼”,攻心术还是蛮在行的。
       正值这帮老娘们得意忘形之际,我急中生智的大喝一声:“将衣服拉上”(专指坦胸哺乳者),“好好开会,不然扣你家老爷们的工资和奖金”。老娘们一下被镇住了(当年的工会可是管劳动竞赛和奖金分配的,当时的人民币可是十分坚挺的)这招还真管用,整个会场顿时鸦雀无声。
       要知道,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城镇居民生活费才 9 元/人/月,这帮老娘们还是十分心疼人民币的。在人民币的威严辅佐下,一场闹剧就此打住,“消灭小三”的工作也在我这个男妇女主任的领导下顺利的展开了。
       有诗曰:
       五十流年似水,半世恩怨已灰。
       回忆何需多讳,鸟散音影无回。
                        张建华(原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区筑路一处二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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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5-28 10:39:32 | 显示全部楼层
涛哥,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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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5-29 00:44:17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戴望天鼓励!下面继续:
                         归楞
       1970 年,碧水林场贮木场还没有完全建好,没有造材台、没有选材台,更没有绞盘机等设备。归楞和装车,主要靠人力抬。归楞看似简单,一般六个人组成一副杠,把原木抬到楞上归齐就可以了。其实不然,归楞,首先要精力集中,步调一致。随着号子声,六个人在起腰后(原木抬起后),都要同时向前迈内脚。即靠近原木的脚。或者说,右边排,三人同时向前迈左脚;左边一排三人同时向前迈右脚。新人不懂这个规律,往往会出现:个别人站不起来,走起来东倒西歪,摇摇晃晃。上跳板过程中,甚至会出现危险的可能。其次,号子一定嘹亮。在贮木场一定能听到此起彼伏的号子声。“哈腰挂呀”(领呼),嗨哟(众和);挺起腰呀(领呼)嗨哟(众和);不要晃呀(领呼),嗨呦(众和);往前走呀(领呼),嗨呦(众和);上跳板呀(领呼),嗨呦(众和);找准脚步呀(领呼),嗨呦(众和);前面拉呀(领呼),嗨哟(众和);后边催着呀(领呼),嗨哟(众和);前面拐拐呀(领呼),嗨呦(众和);后边甩甩呀,(领呼),嗨哟(众和);哈腰撂撂呀(领呼),嗨呦(众和)......
       号子也可以随意编词,也可见景造句,荤的,素的都有,目的就是使大家精力集中,步调一致就行了,我们就是在号子声中,学会了使用尖杠、把门子、卡钩等工具。一副肩六个人,一个人拿把门子;两个人拿卡钩(两个钩,一人一个);三个人拿尖杠(三根尖杠一人一个)。谁和谁分配一个杠,事先都要搭配好,且固定好,分工明确,责任到人,自然成习惯,成铁律。
       我们居住的帐篷到楞场相距 500 米左右,走过去 10 分钟不到的路程。一开始,我们是小棉袄内穿绒线衫加棉毛衫,外加棉大衣,全副武装,生怕冻坏了自己。而人家老工人,只穿一件小棉祆内加一件褂子。棉袄用带子或绳子一扎,看上去匪里匪气的。但在现场只要一干活,只要哈腰挂,立马就能判定谁的选择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只有两个往返,我们先后就把棉大衣,绒线衣等脱掉了,再干一会儿,棉毛衫也渐渐的汗湿了,实践教育了我们,上工去是不能穿棉大衣和绒线衫的,只需要一件小棉袄内加一件棉毛衫就足矣。
       从此,我们也像老工人一样,仅一件小棉祆内加一件内衣,棉袄用绳子一扎,然后快步!一定要快步走到楞场,赶快干活。不然就会冻得浑身发冷。随着号子的呼声,身体就会渐渐暖和起来,慢慢地开始岀汗。这时候手不能偷懒,否则就会感到寒冷刺骨,已经湿透的内衣变凉而刺激皮肤。那可是零下 40-50 度的气候呀!只有尽快把活干完了,并且快步地回到帐篷里,擦身,换衣,你才会避免感冒生病。汗湿的内衣用水一洗,挂在火炉边,一个小时不到就干了,不影响下午出工时再穿。
       我们一副肩,从一开始每天只能完成三、四车的归楞任务,每每累得腰酸背痛,肩膀红肿;每次碰到直径超过 40 厘米的原木都不敢抬。一般未检查,直径 30 厘米左右的上愣。两个月下来工作量可达五、六车了,肩膀红肿消失了,直径超过 40 厘米的原木也能上楞了。
       一天,六个老工人把一根长 4 米,直径 52 厘米的原木,抬到我们帐篷前,并把我们叫到跟前,向我们发起挑战,叫我们照量照量。扬言:只要我们能抬起来走三步就算赢。彩头为两斤上海奶糖。此时的我们哥六个:郑焦成、韩伟铭、刘万和、徐永强、严永兴、季洪根。也觉得有能力接受这一挑战或考验。
       一声哈腰挂呀(领呼),嗨呦(众和),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哈腰撂呀(领呼)嗨呦(众和)。我们前进了六步,掌声响起,欢呼声响起。此时,起哄打赌的老工人,却偷偷的躲进了帐篷,赖掉了两斤上海奶糖。
       我们赢了,赢得了考验,赢得了老工人的肯定!后来听说,4 米长直径 52 厘米的原木,重量大概在八九百公斤,人均承担300 斤。从此我们也成了贮木场的主力。
                        郑焦成(原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区碧水林场四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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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5-30 00:27:56 | 显示全部楼层
                      大兴安岭轶事之心血来潮
       “哥俩好呀”,“你喝酒呀”。当年的我们这帮老爷们,有事没事凑在一起喝点小酒,驱驱寒、解解闷可说是常态。此可谓:九年历练酒精中,不思量,自难忘!
       记得那时秀山林场场部办公排屋左边第一间是书记宫喜鹏的办公室,紧挨着的是场工会办公室。忝为工会主席的我,单身小伙一个,便自作主张将床搭在自己办公室的里头,书记的家当时还没搬上山,也把床搭在办公室内,倒也图个方便、自在。
       宫书记好酒,我也爱喝几口,有时工作至晚上,两人中有一位睡前想喝点,就轻轻敲几下墙壁,便心有灵犀,小酌几口,安然入睡。长此以往,作为上下级的他和我便自然而然的成了酒友,称之为“老铁”那可是一点都不为过。
       那是 1978 年的夏季,林场正开展“比学赶帮超”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时称大会战)各个工段你追我赶、好人好事层出不穷、生产简报不日更新、整个林场热火朝天,一时“风景这边独好”!
       8 月某日的晚上八点半左右,我正躺在床上看书,忽听到墙面传来几声轻微的敲打声,我心领神会的来到宫书记办公室,只见桌上摊着一叠会战简报,书记手上拿着一份,看到我进来,他说:“最近二段进度有点慢,究竟怎么了?”我说:“是的,我也感觉到了。”听我这么说,他就说:“整点酒来。”我当即走了出去,来到商店,敲开了经理陆关琪(上海知青,原筑路一处五连连长)宿舍的门,买了一斤 60 度“老白干”,猪蹄、凤尾鱼罐头各一个,回到了书记办公室,开喝了起来。边喝边聊,话题还是二段的木材生产拖林场后腿的事。
       二段是秀山林场新建后,前年由筑路一处二连如同部队调防那样基本整建制的调过来的,我因为在二连呆过,十分熟悉。指导员刘成喜(军转干部),大老粗一个,能力一般;副段长杨某(杭州知青),为人厚道,经验不足。喝着聊着,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了,书记酒意渐浓,嚷嚷道:“这样下去可不行,区里下达的木材任务恐难如期完成。”我回应道:“照二段目前进度,完成任务是有一定难度。”书记拿起酒杯喝了一大口,似乎下了决心说道:“把他俩先撤了。”我猛的一怔,仔细端详着他,他当机立断说:“我俩下去,我兼指导员,你兼段长,干他一个月,我不信,生产会上不去。”年轻气盛的我拿起酒杯一饮而尽,“好!就这么搞。”
       那时的工作作风,真的叫雷厉风行,说干就干。一看手表,已是晚上十点,书记马上叫司机准备好车(解放牌卡车),我俩简单的拿了点洗漱用品和几件换洗衣服,就坐上驾驶室,司机立马发动汽车,开足马力,向二段驻地驶去。
       十点半左右,车子已来到二段,我俩下车后,便去敲段部的门,指导员刘成喜被叫醒后开了门,看到宫书记站在门外,顿时一脸蒙圈,说道:“宫书记,你怎么来了?”书记说:“马上发电,开全段职工大会。”(当时基本都是发电机发电照明,工段一般晚间八点半关机熄灯)刘一时茫然。
       职工们被发电机的“突突”声所惊醒,听说开紧急会议,全都纳闷不解,穿上衣服,来到了会议室。书记让我先将近阶段各工段生产进度作了通报,说了开此紧急会议的必要性和完成夏季木材生产任务的重要性。然后书记喝了口茶,慢慢的开口说道:“由于前阶段二段木材生产拖了全场的后腿,使秀山林场已落后于区里的其他几个林场,再不猛击一掌,难以改变现状。”接着宣布道:刘、杨二人即日起就地免职,跟班劳动,由他和我分别兼任指导员和段长,时间一个月,明天准时起床上班。说完后,会议结束。
       第二天一早,吃了早饭后,书记和我就带着工友们上山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看到林场“一把手”都下基层上山干起活来,职工们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劲头十足的干了起来。拖拉机的轰鸣声,拉大锯的撕拉声,抬木头的叫号声,此起彼伏,好一部“劳动的交响乐”。
       很快,一个星期过去了,看到报表上的木材数量节节上升,被先前耽误的产量已追了回来,“大拉”(罗马尼亚进口的大货车)时不时的拉着圆木驶下山去,我们的心里说不出有多开心。随着二段各项工作已恢复正常,此时,场部来电话说有几件事等着书记拍板,正好区里也来通知让他去开会,宫书记便先行撤离了。“官大一级压死人”,我当然不能跟着一走了事,继续呆在二段和职工们同住同劳动,整整坚持了一个月。我们离开后,刘、杨二人也自然而然的恢复了职务。
       看官们肯定在想:一般我们都是讲同吃同住同劳动,你怎么只有同住同劳动,没同吃一说?容我细细道来:
当时二段的食堂管理员王小杭是杭州知青,一九七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来大兴安岭的火车上,行程五天五夜,安排硬卧轮流睡觉是两人一个铺位,我正巧和他分在一起,时间一长便成了“铁哥们”。我来到二段兼职蹲点,此老兄也是真够哥们的了!每晚都给我“开小灶”,好酒、硬菜的伺候着,饺子是纯肉大个的,味道好极了!由杭州知青孙招娣专门包煮。熄灯后,我偷偷溜到食堂单独享用。当时的情景,我和王小杭至今谈起还莞尔一笑。所以说,那年的一个月是我九年支边生涯中肠胃最为舒坦的日子。
                           张建华(原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区筑路一处二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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