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五篇 作者：海门（椒江）知青 甘光鲜
苦战严寒破禁区 满腔热血洒边陲 ——我们的青春在大兴安岭 1970年11月25日，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风华正茂的我们响应祖国的号召，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奔赴千里迢迢、人迹罕至的高寒禁区——大兴安岭。在那一望无际、覆盖着皑皑白雪的林海和山峦中，经历了10年左右时间开发、建设和保卫祖国边疆的艰苦历程。回首往事，那些曾经的艰辛和拼搏已随着时光的流逝恍如隔世，但细细追忆起来，又仿佛发生在昨天...... 踏上征程 奔赴边关 启程当天的凌晨，天还蒙蒙亮，我的父母、哥哥、嫂子和两位姐姐泣不成声的把我送到了海门灯光球场（现为“街心公园”），那里是海门134位赴大兴安岭知青的集合地。客车开动时，告别声、叮嘱声、哭泣声响成一片，加上天上下着小雨，当时的场面目不忍睹，至今回想起来仍使人感到心酸。我们到达宁波后改乘火车，这是铁路系统临时安排的“知青专列”，清一色的硬板座，是列“特慢”的绿皮车。专列满载着台州知青823人向着北方驶去，其中原黄岩县721人（包括海门134人），临海102人。加上一个月前启程的玉环知青157人，台州支边大兴安岭的知青共980人。“知青专列”历时五天半，行程四千多公里，终于在11月30日深夜抵达了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区盘古火车站。 下了火车，我们看到的是一片雪白的天地，山山岭岭被洁白的雪花包裹着，真冷啊！几辆解放牌敞篷汽车（当地人称之为“大板车”）已经在火车站旁边的公路上等着，准备送我们到连队去。因为大家在下火车前怕冻着，把能穿的衣服都穿上了，个个都显得很臃肿，再加上随身携带的行李，爬上大板车也非易事。我们用戴着棉手套的双手抓住汽车护栏，一只脚先踏在汽车后轮胎上，另一只脚使劲往上蹬才能爬到大板车上，有些女孩根本爬不上，大伙主动帮助，连拉带拽把她们弄到车上。站立在汽车前排的人双手紧紧抓住靠近驾驶室的前护栏，后面的人用手搭在前面人的肩膀上，人拉着人，人挤着人，生怕汽车转弯时被摔下车。汽车开动后，迎面而来的风更大了，“呼呼呼”的风声在耳边响起，使我真正体验了什么叫“寒风刺骨”。此时此刻的气温在摄氏零下四五十度，大家都冻得瑟瑟发抖，上下两排牙齿七上八下的打架。我早已戴上了大口罩，这是我临出门时母亲一针一线缝制加大加厚的口罩，能捂住大半张脸，为了能够透气，她老人家还别出心裁的在口罩当中剪了一个洞，洞口缝上保护鼻子的几层布。我的眉毛、口罩四周、绵帽子的前沿很快地凝聚了雪白的霜花，此时我明白了什么叫“呵气成霜”。再过一会儿，厚厚的霜花挡住了我的视线，看不清眼前的东西了，这才知道口罩不适用于寒冷的大兴安岭。车上有些女孩开始哭泣了，我也如鲠在喉，茫然不知所措，只盼望着早点到达营地。大板车经过嫩林线96公里处转弯进入盘中公路，把我们送到盘中公路12.5公里处的盘古人民公社五连（后改为“盘古林场五工段”）。五连这个驻地实际上是老工人们在原始森林中开辟出一块场地，场地上坑洼不平，地面上还留下不少30公分左右高的树墩子，有一座木刻楞食堂，有五六顶帐篷和一间简易仓库，还有一口井台上结着厚冰带着轱辘有几十米深的水井，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我们住进了帐篷，每顶帐篷住三十多人，两边是用小树杆或木条子搭起来有一米高的通铺，每边通铺睡十五六人，一个紧挨着一个，每人的位置不足一米宽。帐篷两头挂着用毡布做的门帘，中间留有一米多宽的通道，通道上放着两只用大油桶做的炉子，火烧得很旺，每只炉子都安装了一支铁皮烟囱管直通到帐篷外面，通道上还放着几段可以坐人的树墩，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因为没有空余的地方可放置这些“奢侈品”。没有电，只点着几支蜡烛（后来我们改用空罐头瓶做的多灯头煤油灯）。没有洗漱的条件，我们找到通铺上各自的“床位”，爬上去，倒头就睡，夜里要小便，穿着内衣裤，披件棉大衣，到帐篷门口旁边的雪地上就地解决，完事后抖抖瑟瑟的赶紧跑回帐篷，走远了实在太冷，谁也受不了。 第二天一早醒来，我走出帐篷来到空地上，极目远眺，四周荒无人烟、银装素裹，除了冰就是雪，茫无涯际的原始森林也成了雪海。全新的知青生活开始了……那时我刚满20岁。 战天斗地 勇闯“三关” 大兴安岭建设开发初期气候极其寒冷，生产条件极其艰苦，生活环境极其恶劣。我们知青要在这里生存，每个人都必须过三关：一是气候关，二是劳动关，三是生活关。 1.气候关。大兴安岭是“高寒禁区”，是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在浩瀚无边的林海里只有鄂伦春人打猎的足迹。1964年，遵照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三、六、九师八万官兵进军会战大兴安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修路大会战，为开发林区、建设边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铁道兵为此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有300多名官兵长眠于此。 在大兴安岭开发建设急需用人之际，1969——1971年，来自浙江、上海等地的五万余名知识青年支边到了这里，融进了林区开发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中。另外，数量不多的部队复员军人、老工人和屈指可数的林业学校毕业分配的大学生也到了这里，我们所在的盘古人民公社基本上由以上三类人组成，以知青为主体。我们的到来使得宁静的原始森林中响起了斧声、锯声、喊山声，大兴安岭开始出现了勃勃生机。 大兴安岭的冬季特别漫长，气候寒冷，全年无霜期只有90来天，寒冬季节白天气温摄氏零下40来度，晚间气温摄氏零下50度左右，气象记载最低气温在摄氏零下52.3度。“冰天雪地、寒风凛冽、呵气成霜、滴水成冰、吐痰成钉”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对于我们这些刚从南方来的知青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上山干活时可真是爬冰卧雪啊，外衣、鞋子里结了冰，脸上挂着霜。在野外我们都不敢笑，因为大伙的脸部都冻僵了，笑起来也是皮笑肉不笑的，如果有一个人开笑，保准会引发哄堂大笑，因为大家笑起来的样子都是怪怪的，很滑稽，一看就忍俊不禁。我们的鼻子、耳朵有时也会被冻伤，冻伤部位的皮肤会变成白的颜色，老工人已教会了我们，冻伤后在野外立刻要用雪来反复的揉，直到把冻伤部位的皮肤揉成稍红的颜色后才行，否则如直接跑进温暖的帐篷或用热水敷，那么受伤的鼻子或耳朵非烂掉不可。老工人也告诫我们，野外千万不要用舌头舔金属物质，否则舌头表面的唾液迅速结冰，舌头立马会被金属物质粘住而缩不回去，酿成祸事。我们住宿的帐篷全靠烧木头取暖，有时烧炉工没有烧好炉子，在半夜睡梦中被冻醒是家常便饭。记得1973年的冬天最冷，曾有一次因火车的刹车机油被冻住，铁轨被冻裂，而迫使火车停开的记录。 2.劳动关。严寒的冬天是木材生产的黄金季节，江河上的冰冻层达1米多厚，沼泽地连底都冻住了，拖拉机以及满载木头的运材汽车在冰冻层上可以畅行无阻的行驶，因而冬季的木材生产任务特别重，经常搞“大会战”，白天黑夜“连轴转”早就习以为常了。我们在野外作业常常变成“雪人”，面对严酷的高寒，踏进齐膝深的雪地，深一脚，浅一脚，迎着呼呼的寒风，与天斗，与地斗，与严寒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伐木运材，为祖国建设献木材。 我们刚到大兴安岭时，伐木靠人力，主要工具是弯把锯（后来用上了“油锯”），按照操作规范，伐木时前后两道锯口要求离地面在25公分以下（还要视树的根部大小节作适当调整），所以只能弯着腰，或蹲着，甚至趴在地上锯，伐倒一棵树着实要费九牛二虎之力。采伐时每逢树杆即将倒下之刻，为了提醒附近作业的工人都要“喊山”。根据树木生长的态势，确定树倒方向，发出“顺山倒”、“上山倒”、“下山倒”或“横山倒”的呼唤。 山上放倒的树木由50拖拉机拉到连队的楞场，分别锯成每段8米，或6米，或4米的原木，靠人拉肩扛来装车（后来逐步改用“绞盘机”装原条）。 抬木头一般为6人一组，不仅是个累活，而且对团队协作的要求极高。“抬木头号子”响起，“哈拉腰的挂吧——嘿嘿，前后搂钩——嘿嘿，搂钩就挂上吧——嘿嘿，挺起个腰来——嘿嘿……”领号人一声吼，六个人呼应着齐刷刷挺直了腰，在“抬木头号子”声中，大家步调一致，迈着有节奏的步伐往前走，经过两块倾斜的木头跳板，把原木装上了运材车。“抬木头号子”是统一劳动步调，鼓动情绪和倾吐内心感情的号子，它的词都是根据实际劳动过程中遇到的情景即兴编创的，是林区工人创造的劳动歌声，它带着林区工人的豪情，让栋梁之才走出了大山。抬木头是林区工作中最重的体力劳动，一天到晚抬着沉重的大木头，不是一般人能吃得消的，如6米长樟子松原木的小头端直径42公分是1立方米，近1吨重，落叶松就更重了。抬木头时思想要高度集中，稍不留神就会出事故，如果其中有一个人的步子不协调，就会影响到自己搭档的步伐，进而危及抬木头的全体人员，轻则闪腰，重则伤人。我曾抬过木头，扭伤过腰，旧伤至今仍有时会发作。装好车后，汽车连的运材车把木材拉到盘古贮木场归楞（盘古贮木场也有过辉煌的历史，曾经是全国最大的贮木场），然后由贮木场工人把木材装上火车皮运往全国各地。 夏季的活也不好干，大兴安岭森林里的蚊子、牛虻、小咬多得不得了，特别被小咬叮咬上后，这个小家伙一边啃着人的皮肉一边往里钻，直到吃饱喝足撑死在人的皮肤里面，被咬人的皮肤会肿起一个大包块，奇痒难耐。 春秋两季最苦的是扑打山火了，由于人为因素和自然条件的影响，大兴安岭森林火灾年年发生。那个年代，扑火全靠人力，自带干粮——饼干和咸菜疙瘩，跋山涉水，披荆斩棘，风餐露宿，火头烧到哪里，跟到哪里，打到哪里，非常危险，一直要等到下一场大雨，打火才告结束，弄得每个人精疲力竭，饥肠辘辘，人消瘦了一大圈。 3.生活关。到了大兴安岭，除了南北方生活习惯的差异，主要是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我们吃的是集体食堂，主食窝窝头、高粱米饭，冬季只能吃冻土豆、冻白菜，喝海带汤。伐木工作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每人每月粮食定量45斤，其中：大米1斤，面粉9斤，其余的都是粗粮。由于缺乏油水，加上体力透支，许多男同胞的粮食定量根本不够吃（一个月粮食定量中的1斤大米饭只够吃一顿），全靠连队里的女同胞接济。住的是帐篷睡通铺，没有电只能用自制的煤油灯照明。冬季缺水，只好将冰块放进大锅里用火烧，等冰块化开后再用，这些冰块都是跑到远处的盘古河畔用镐子刨，铁钎撬，好不容易挖出来再用麻袋背回连队的。 在那个年代，由于食品供应极度匮乏，即使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我们平时很难吃到猪肉，只有逢年过节时才能供应那么一点肉，生猛海鲜那就想都不用想了，是不可能有的。有一次听说盘古商店有冷冻猪肉卖，这对我们来说，可是一个千载难逢“解馋”的好机会，我赶紧跑去抢购，发现冷冻猪肉的色泽有些发绿，仔细一看，猪肉背上明显的打着“1957”的字样，原来这是外地冷库已经存放了十六七年之久的冷冻肉，尽管如此，这批冷冻猪肉还是即刻被抢购一空。 随着对大兴安岭开发建设步伐的加快以及时代的发展，我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也逐步得到了改善。 奉献青春 磨砺人生 我们中间绝大多数人在大兴安岭工作生活了10年左右的时间，10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对每位知青的艰辛人生却是一个漫长的岁月。我们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怀着报效祖国的伟大理想，带着满腔热情，无怨无悔，在原始密林深处，战严寒，斗冰雪，洒热血，流热汗，不怕苦，不怕累，终于在“高寒禁区”上站住了脚。我们用勇敢和智慧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用青春和激情点燃了沉睡千年的莽莽林海，用勤劳和汗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绩。在大兴安岭这片土地上，有我们洒下的滴滴汗水，有我们踏出的行行足迹，有我们直面苍穹的悲壮呼号，更有我们美好的青春年华。 大兴安岭艰苦的工作生活条件磨练了我们知青这支队伍，使之很快的成为了林区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我们和林区职工群众朝夕相处，共同劳动，互相学习，相互影响，产生了真挚的感情。 “感天动地边友情，患难与共情相连”，我们大兴安岭这批老知青朝夕相处，曾经共住一顶帐篷，共睡一排通铺，一起啃着窝窝头，喝着一锅冻菜汤，共艰苦，同命运。泪的经历，血的情感，也使得我们这批老知青之间建立了深深的友谊。 大兴安岭艰苦的工作生活条件也磨砺了我们的人生，给予了我们坚韧、忍耐、向上、奉献的精神和干练、担当、爽直、勤奋的个性。正是这种精神和个性，给了我们自己人生每一步注入了百折不挠、不畏艰险的勇气和力量。 10年的知青经历使我们通透了对艰辛人生的领悟，从而使得我们更加热爱生活，珍惜生活，成为最为忧国忘家、最具奉献精神、最有“折腾”能力、最能吃苦耐劳和胸襟开阔的一代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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