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汤德海 整理者:章 岚 时间:2016年10月23日下午13:00 地点: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52225教室
汤德海,1949年出生,1969年4月从宁波东恩中学到黑龙江萝北县太平沟公社插队。1971年3月推荐到黑龙江佳木斯师范学校工农兵学员。1972年7月毕业回萝北团结公社中学工作。1977年7月因照顾夫妻关系调回浙江慈溪市卫前中学。1980年调到浒山,同年考入宁波教师进修学院,带薪进修二年。毕业后回慈溪职业高级中学任教,直到退休。
一、 无法回避的下乡 我有五个兄弟姐妹,下乡三个,我是老大。首批出身好的“红五类”子女去边疆建设兵团或农场;出身不好的“黑六类”家庭的子女或家庭有严重问题的去黑龙江集贤县插队;出身或社会关系多少有点问题及“文革”中受到冲击尚未定性的子女,可以去边境萝北县插队,我就属于最后一种。这种分配原则基本上是公开的,也不是什么保密的事,也保不了密,谁家出身怎么样都知道的。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了,老子打倒了那儿子就是反动了对不对?所以我这样的家庭,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没办法的,没有第二条路。在这种情况下我第一批就报名去边疆,1969年4月21号出发了。就宁波市来说,第一批支边的是到萝北县边境地区去插队,当时去萝北的有七百多个人。离开家的心情,怎么说呢?有种侥幸心态。为什么侥幸呢,这就要提到家庭出身的问题了。我说侥幸就侥幸在我能去边境插队,说明我父亲的问题还没有定性,还不属于“阶级敌人”,将来有可能解放。如果定性了就要给你搞到集贤去了。所以我倒荣幸的,当时家庭出身能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前程,跟现在不一样。但是后来到70年72年下乡时,家庭出身不那么重要了,因为生产队农民饱和,不要你了,一般都到农场,兵团,特别是林场,这个时候去就不管成分了,成分好不好都要去。最厉害的两招是把你父母工作停掉,孩子不下乡就不能工作;第二个就是比我们小的小学生敲锣打鼓到你家门口,一天两次三次,一直到你下乡为止,结果他们自己长大了以后也给人家送到下乡去。当时的口号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嘛,都要下去,除了个别特殊的情况,身体有病的或者独生子女,当时独生子女很少,所以有适当的照顾。一般是三个兄弟下去两个给你留着一个,也是当时的政策,这是宁波比较人性化的地方。 我没去之前对东北还是有所了解的,看资料片,北大荒嘛,但没有什么深刻的体会,我了解的也只是书面的。有老师对我说的,黑龙江来动员的人对我说的,都是挑好的讲。我们当时年纪小,听天由命嘛,不过当时情况也是,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离开宁波时的场景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记忆犹新。宁波,4月21号早晨,下面送的人在哭,亲戚朋友在哭,车上车下车内车外哭声一片,一点也不夸张。出发的时候,一上车,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拉着个孩子到我跟前来:你是大哥哥又是副排长,你无论如何要照顾照顾我的儿子,他才十六岁。想想看,我照顾他谁来照顾我?到这个地步,大家精神都麻木了。 当时我们下去24个人,肯定要有领队的同学,为什么能挑中我当副排长呢,有三个原因吧。第一,虽然我父亲当时打倒了,但毕竟老虎死了老虎皮还在;第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也是红卫兵,与造反派一起闯天下的,所以在学校有点知名度;第三,当时去的人里面我还是属于比较稳重理性的,年龄比他们大点,所以我是当然的人选。但我这个家庭出身当正的是不行的,只能当个副的,呵呵。
二、黑土地上日常生活 我插队两年,69年到71年初。 住的是比较好的,东北人把大车店撤了给我们住,房子在太平沟来说当时是质量最好的。房子的格局是东边是食堂,中间是餐厅,南边是住宿,中间用木板一隔,两边分别住男的和女的。我们大队二十四人,二十个男的,四个女的。不隔音,我们说话她们能听到,她们说话我们也能听到。不过我们大队男女同学比较团结,根本没有搞对象什么的非分之想,最小的十六、七岁,我最大也才二十一岁,再说在当时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也不可能去考虑这些。 粮食从哪里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反正一年粮食要吃你去领好了。我们生产队比较好,但没有也没办法。像油,他们也是供应的,一个人一个月多少就是多少,分完了就没了。粮食有的话你自己去领他不计较的,饭反正能吃饱,粮食钱在工分里扣。我们吃饭食堂也是不花钱,年终的时候扣回来。插队的时候吃的是苞米面,做成的大饼子,锅中间烧菜旁边贴饼,说实话饼子不好咽,每天都是这个。菜是什么呢,每天都是土豆、萝卜,一年四季至少有八九个月就是吃这个,没有第三种菜,因为我们不种菜,当时也没有自由市场,他们就种点土豆、萝卜放在地窖里,要吃你自己去拿,大白菜很少种。 我们有四个女同学,十六、十七岁,一天天下地干农活,确实累瘫了,她们跟着大队人马到地里去种谷子,割豆子,一回来就叫苦不断。男的还行,因为搞的是副业,活还是比较轻松的。看她们累成那样子,总想找机会帮助她们。我们下乡的时候食堂有两个东北小姑娘给我们做饭,就想办法把她们支走,让我们自己的女同学做饭,减轻她们的体力劳动。我们就一起商量办法。只有抢夺食堂经营权,东北姑娘烧的饭菜,今天我们说这个太咸了,那个太淡了,明天就说这个糊了,那个不好吃了,几天以后她们也受不了也哭了,后来生产队就让我们两个女同学换了她们。还有两个女同学因为体力比较好,没办法换,就这样一直坚持到解散以后。 我们大队的知识青年,第一年不行,随心所欲的多。我们第一年收入比较少,第一年是145块/工。一个工是10分,男的一天有时是15个工分、13个工分,那当时了不得了,一天两块多啊,当时两块多一天,60多块一个月,简直是天价啊。我们大队插队有个姓张的,有一年他回家探亲,你说他分了多少?他已经回家了,大队直接把钱给他邮过去,四张汇单,因为当时有规定一张邮单最多只能汇三百块,三张回单三百块,还有一张一百多,一千多块啊,这个时候一千块,可以讨两个老婆了,我们都这样说笑他。那个时候讨老婆用不了五百块,他也高兴坏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能不拼命干吗?我们生产队副业多,经济条件稍微好点,所以都不愿意休息,一天两块钱谁舍得休息。那一年收入很高,以后也差不多一块多钱一天。我们干活也不算太累,因为地很少,不种地,都是搞副业:抓鱼、打猎、养蜜蜂、种人参,种地的也有,但还不够自己吃,所以我们吃饭每年都是国家拨的“返销粮”,这样一来收入就高了。外面的知青早上五点就起来了,到晚上八点还在铲地,十里路一个垄,女青年都要铲哭的,我们因为没有地,没有受到这种累。有时想想分到一个最边远的地方反而是幸运的。 那个年代讲阶级斗争。当时我们大队有个姓刘的地主,这个人七老八十了,身上穿得一塌糊涂,大队也不给他分配干活,就是冬天刨粪坑,夏天往地里送,没人理他的。有时候接受批判的时候他会陪绑站着。我们大队的革委会主任姓泮,念了两年书小学没毕业,一天到晚说阶级斗争新动向,时间长了我们也烦。我们大队还有个反革命,判了十五年,我们去的时候已经关了两年,就因为写了一首诗,诗写得也不是对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时什么稀里糊涂的事情都有,结果他两年以后押回来了,到大队就地改造,不给工分只给口粮。他特别喜欢跟我们打交道,把我们当做同类,因为我们也是再教育。他后来平反了,推荐当了队长对我们知青也比较照顾。这个我印象比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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