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中的担当 · 吴慈生

口述者：吴慈生

整理者：苏安娜、章岚

时间：2016年4月6日

地点：海曙区净水器设备厂

　　吴慈生 1950年出生，1969年支边到黑龙江集贤县集贤公社插队，1975年返城。当年参加工作，开过船，跑过供销，1986年任宁波市矿泉水设备厂长，宁波市海曙滋生净水设备有限公司经理，至今。1993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任浙江省民进企业家协会理事，曾获市级先进会员。1995年，以《饮水与人体健康》一文，获市级优秀论文奖。

　　一、生活和我开了个玩笑

　　我的兄弟姐妹一共有四个，我排行老三。哥哥残废，姐姐务农，弟弟务工。我的母亲参加过新四军，跟随陈毅将军的部队，是老革命了。我的父亲是省公安厅的一员，身份也很好。但问题是，他和我爷爷一样，都是以国民党的身份进行的地下工作，不能公开。所以，他们明面上还是国民党的人，当地人都说是他们是反革命。

六岁时，我们的家还在杭州。有一天，母亲忽然抱着我去省公安厅。那时的我年纪太小，六岁的人，能知道什么呢？只看到母亲在那儿嚎啕大哭。之后，我们一家就迁居到了宁波的慈城，因为这个地方比较隐蔽。后来，我才知道我的父亲去世了。上头报的是因公病故，连骨灰都没有。

　　每年，省公安厅都会派人来看望我们，上头答应要把我们养到18岁。当省里领导来的时候，他们先去找当地政府，再派特派员通知我们，领着我的母亲去派出所接待。这样一来，实际上仍然是在暗处。旁人照样不知情，他们的眼里，我还是反革命的儿子，是特务的儿子。我至今记得，初中的时候去领补贴，上头给我们三十块一个月，结果有几个同学一直跟在我后头，怎么都赶不走。我走到领补贴的地方，他们还不依不挠地跟在后头，一直跟到邮局，看是哪里汇来的钱。我只能扬起拳头吓唬他们，说再不走我就打人了，他们这才走了。

　　虽然有补贴，但我们的生活还是不太好过。我的母亲在供销社上班，一个月也能拿到三十块。按道理，六十块一个月应该是可以过得不错了。问题是，我的哥哥身体不好，经常发病，生了病就需要住院看病，一来二去把家底都弄光了。

　　1969年4月27日，我插队到黑龙江省集贤县的复兴大队。当时的我只有19岁，仅是初中二年级学生。下乡的原因说起来有点复杂。

　　我的哥哥是残废，一条腿不好，肺也坏了。我的姐姐务农，弟弟年纪又小。如果要去，只能是我去。开始，我想去当兵，身体检查也合格，但招兵负责人直截了当地说我成分不好，家庭历史问题不清。我多么委屈啊！其实，我本来应该是“红五类”子弟，却因为我父亲的身份不能公开，一下子变成了反动派的后代，不能去当兵了。

　　当兵是没希望了，我就没再想过去报名。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有一天，我听到门口敲锣打鼓，一开门，一口大锣正对着我们大门口敲。真奇怪，我就问来的人是什么意思。负责人跟我说，你报名下乡被光荣批准了。他这么一讲我就觉得不对劲，我说我从没报过啊。虽然很疑惑，但那边既然这么说了，就必须去。当时也有赖在家里不走的，可毕竟是少数。大家都知道，如果赖在家里，那这户人家就没好日子过了，负责人会每天来，搞不好还会找我母亲麻烦。于是，我莫名其妙地就变成了下乡的一员。时间紧催得我根本来不及准备行李，何况家里也掏不出钱来让我采买，离开的时候，家里也没啥东西给我。

　　我是宁波知青第二批，这批都是成分不太好的人，成分好的都去了第一批。我去集贤的时候，担任知青队里的排长。当时，我们穿了一件黄棉袄，质量很差，当然了，比老八路穿的质量好一点。当我到生产队已经是晚上，夜很深了，农民们已经睡觉了，只有大队书记在村里等着我们。简单交谈了几句后，我在村庄走了几圈，越走心越凉。那地方比劳改的地方还差，满眼望去，一片荒凉，白雪茫茫。之后，我又了解到自己所在的生产队是全公社最差的一个。生产队的书记年龄跟我差不多，他当时也是为了争取积极才把我们知青接到村里来。实际上，村里乱七八糟，是穷得不得了的地方。有的家庭八九口人，儿子很多，连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可是没办法，来都来了，呆着呗，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好在我担任了生产队的民兵副连长，在知青中是个负责人。

　　二、与集贤有关的日子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10728\wps2.jpg　　我在集贤呆了六年。

　　当时农民没给我们安排房子，我们下乡的知青集体住在民房里。房子分南北炕，北炕住女的，南炕住男的，一个炕可以住四个人，一个屋子住八个人。但刚到那儿很不适应这样的分配，因为我在慈城镇住的是老房子，一人一间，忽然变成了集体住宿，别提有多不方便了。

　　吃的方面，一年口粮是六百斤，还有自留地的粮食，产量有两百斤。不过我们不种自留地，由生产队包种，一共八百斤。再就是去干农活，，我在大队实际上只做了两年就干杂活去了，这其中也是有缘故的。

　　我下乡到集贤，一下子从城市到农村，巨大的落差让我认为今后的前途没了，家里还被说成是反革命，实在是有苦说不出。更糟糕的在后头，没过多久，一个不好的消息传了过来。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检查人员把我母亲关进去了，说要隔离审查，还是成份不清的问题。因为母亲的原因，我担任的民兵副连长和排长的职务一下子都撤了。母亲在审查期间写信过来，说自己很好，现在正在接受检查，就是苦了我的哥哥、姐姐、弟弟，粮食不够吃，有时还得挨饿。收到这个信以后，我的心里头很不是滋味。我想什么职务都不要了，要赚钱。大队当时也没人管我们，以前有十五块钱一个月的生活津贴，后来也没了。没钱买柴火，取暖都是问题。和我住在一起的知青觉得混不下去，纷纷起了打临时工的主意。

　　当时，我找到生产队队长，跟他说我们几个明年不来了，他很高兴。因为我们都不是会做农活的人，平时队里也没人教我们。说完这件事后，我们一口气领了八百斤粮食，直接拿到粮库里去卖掉，一百斤卖二十多块钱，卖完之后拿到现钱一百多块。既然不干农活了，我们就做临时工。修铁路，盖房子，什么都干。附近煤矿当时招工，招的都是井下工，脏啊，苦啊！矿井很低，真的像电影里放的一样。可是没办法，真是太穷了，知青里我最穷。当时就想，我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有钱。

　　我跟农民一起倒腾过买卖。有一次，我骑了两百公里的路去运大蒜。我让农民卖，我负责搞运输，挣了钱以后就往家里寄。母亲收到了钱，以为我在外面挣了大钱，老向我要，可是我哪来那么多钱呢。

　　其中有一件事很好笑。我下乡后第一次回家，刚进门母亲就骂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没脑子，你寄来的两个大鹅怎么不放一点盐？放一点盐就不会坏了。但我根本不敢说半句反驳的话，因为这鹅是我偷来的！我母亲是新四军出身，一心听党话，听党教诲，我哪里敢跟她说真话呢！黑龙江那时正是冬天，冰天雪地，偷来的鹅，毛一拔之后比在冰箱里冻得还硬，我马上偷偷摸摸跑到火车站托运到宁波。因为是慢件，运到家里快一个月了，不就臭了吗。因为这件事，老太太临死以前还骂我，她说你这个人就是没头脑。

　　我们的日子不好过。做饭是自己做，有一顿没一顿。菜也没有，只能去偷了。当地人会挖地窖，把菜都囤在里面。有时候，我们跑到某个村庄里，看看没人就爬进地窖里去瞅瞅有没有菜。当然，上面总会留两三个人，一个个都拿着木头，万一有人冲出来也好吓唬吓唬他们。我记得，有一次去红旗村，我和同行的知青小胖都饿得不行。我就跟他说，你看着外面，我进去看看。于是摸进了这户人家，把人家的门堵上后，发现厨房里什么都没有。一看，只有一缸结了冰的酸菜。怎么办？不能空手回去啊。心里想，酸菜也行，能吃一个冬天了。但东北结冰很厉害，敲缸声音太响，不敲的话，酸菜又拿不出来。后来我想到个主意，把棉袄脱了，包在缸外，又找到一块砖，隔着棉袄敲。这下好了，声音小了，当时力气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缸三两下就被我敲破了，赶紧抱着棉袄里的酸菜撒腿跑回村里，居然也没觉得四肢已被冻得发麻。小胖的腿短，跟在我后面跑得直喘气。赶上我之后，他说你这个人什么都没偷怎么还跑这么快。我很高兴，把棉袄往他面前一拱，说你看看，棉袄里面包的都是酸菜。那时候不知道有多开心。

　　还有个笑话。有一年我赚钱买了个照相机，尼康135相机。这是我一个亲戚便宜卖给我的，要80元，但我没现金，只好拿北京牌手表和他换。135那时候名气响得不得了，我估计他是偷来的，否则怎么这么便宜。相机拿到手，又没钱买胶卷。有一次又没吃的了，我就动脑筋。听人说村里人照相得去城里，很远。我灵机一动，让小胖招揽生意，五个鸡蛋照一次，结果一下子一帮人聚了过来，鸡蛋放了一大筐。当时有个老太太过来，她没有发油，直接拿水一抹，头发亮了，然后上来照相。可惜我没有胶卷，只能空照。过了一个月以后，他们要相片，我说，小胖傻，直接把我的箱盖打开了，照片跑了光，什么都没有了。后来，我和小胖重新碰到，两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说我脑子很好使。

　　因为情况太艰苦，很多人都选择往家里跑。但像我这样的，根本没办法往家跑啊。我跑回家里，工作也找不到，我吃啥呢。因为穷，我在集贤呆了三年以后才第一次回家，买车票的钱还是偷东西赚来的。那时我在队里看地，把苞米一麻袋一麻袋地背回宿舍，拿到市场上去卖掉。到家以后，这钱就被我妈拿去了，等到回去的时候没钱了，又得向姐姐、姐夫借，那时候，咋过来的都不知道。

　　所以啊，知青实在是苦。一直到现在，说起过去的事情都要掉眼泪。没人照顾，自己一个人在北大荒生活，体力上苦，生活上苦，什么都苦。

　　但这些都是物质上的压力，精神上的压力更大。

　　我提到过，那地方很穷。农村里什么都没有，书就更别提了。我们一群知青没人管，基本都是散放。喝酒、赌博、打牌，是知青生活的一部分。我原来在班上是体育委员，篮球打得不错，就想找个地方打篮球。但当时生产队里穷得连篮筐都没有。后来，我和几个知青找到大队长说，小学门口有平地，是不是可以搞个打篮球的地方？他说，你们自己去弄两个木头来。最后，一根木头，一个篮筐，我们自己动手做了一个。做出来之后，他们都很佩服我，说小吴，你的木匠水平行啊。事实是，我连木匠手艺都是自学的，从没有师傅教过。后来我靠着这门自学的手艺打箱柜，五十元一对、六十元一对拿去卖，赚到了钱就往家里寄。

　　印象最深的是我到了生产队一段时间后，有个农民说小吴你这个人很好，怎么来了这儿？你究竟犯了什么错？我说我能犯什么错啊。他为什么会这么问呢？我仔细想想，想到集贤县旁边有个笔架山农场，是个劳改农场。我们去的时候，他们把劳改犯也一起撵到生产队里来了。农民认为，老的过来，是反动分子，小的来，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就冤了！我一听到这句话，心就凉了。我不由得想，我们知青是来支援边疆、保卫边疆的，怎么就成了他们眼里的反动分子？实在是想不通。这让我纠结了很久。

一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那时候我们普遍没什么政治头脑，就认为毛主席让我们去，我们就去了。农村也没有任何宣传设备，没有高音喇叭，没有报纸。所以，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我们知青到农村去是毛主席的意思，是有战略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