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 · 陈佩君

口述者：陈佩君

整理者：方慧玲

时间：2017年3月25日

地点：陈佩君女士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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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佩君，1951年出生于宁波，1966年11月支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67年在农三师四十七团银行营业所从事出纳、会计工作。1977年8月调到新疆于田县支行，任营业部主任。1981年调宁波人民银行，任江东办事处副主任，后任工商银行宁波江东支行副行长。

　　一、到新疆去

　　宁波最早的支边知青是50年代去宁夏农村的那一批，后来大批到新疆支边的是我们这一批，有一千零八十多个人，去的是生产建设兵团。当时我是自愿报名去的，因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没有领章帽徽的生产部队，很有吸引力。从小我们对解放军非常敬佩，宁波解放的时候，老人都说他们睡在外面，不进老百姓的房子，口碑特别好。一听说可以到生产部队当兵，一动员我就去报名了。

　　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是1968年年底的时候发出来的，我们走的时候是1966年。那年毕业考试完了，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我那时在杭州，学校发出通知，说是要到新疆去支边，问我们是回来搞文化大革命还是选择支边，我们一听说可以参军，马上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不是马上开始，班里要先讨论的。我是宁波九中的初中毕业生，当时我们有五个毕业班，对于是搞文化大革命还是到新疆支边，我们还一起讨论过。如果五个班有三个班不同意去，那我们就不能去，如果一个班有一半以上不能去，那就只能搞文化大革命，不能去支边。我们学校讨论的结果，五个毕业班有一个班（302班）说要搞文化大革命，不愿意去新疆，那我们四个班就去报名了。我当时是主动去报名的，通知发下来很高兴。我们还发了军服，但是没有领章帽徽。我妈妈在居委会当干部，居委会主任对我妈妈说，你女儿已经批准去支边了，让你女儿把军服穿上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社区就可以完成任务了。我是家里的老大，有两个妹妹。我二妹本来要去内蒙古兵团的，因身体不好，就去读卫校，后来直接在卫生所里面工作。小妹顶替母亲进入塑料厂当了工人。

　　我们有九十二个学生去了新疆的昆仑农场。开始说让我们去喀什农三师前进一场，出发的时候，我们行李上也是写着“喀什农三师前进一场”，他们说我们走得最近了，是一千零八十多个人里离宁波最近的。后来上火车以后，又把我们转到昆仑农场去了。我们那时候开心地想，这昆仑农场应该在昆仑山下，但实际上我们的农场离昆仑山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路，是和田市农三师最远的一个农场。我们九十多个人就这样去了，火车一直没有停，一下火车到的是大河沿，四周都是戈壁荒漠，很荒凉。然后很快又坐上军用大卡车，车上座位也没有，就只能用自己带去的被子放在下面当座位。车上的人排成三行，我们坐在中间那一行。大卡车上发面包，这样吃一路，直到目的地。

　　二、历尽艰苦

　　我们在新疆，生活比较艰苦，“洪湖水浪打浪”就是形容清水煮菜叶，那个菜叶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菜帮子，过了很多年以后有人就说我们这些城市小青年真是不简单，他们的菜帮子是用来喂猪的。我们是新连队，拿着菜帮子就是煮清水，没有油水，大家就这样吃。我听说连队里得肝炎的很多，病毒传来传去。六七年，我才十七岁，被团部调去学习了，参加会计和统计的会训班。在莎车学习时，也得了肝炎，但是当时我自己不知道是肝炎。我就是发烧，整个人迷迷糊糊，军医看了之后也不知道是肝炎，又觉得我一个礼拜高烧不退很奇怪。第七天的时候，军医说我的脸很黄，让我直接去医院看病，告诉我可能是得肝炎了。后来他把我送到莎车地方医院，地方上的一个同志在医院看见我，就说我看着很可怜，人很小也没有吃的。后来医院食堂里有一个上海人，礼拜天有时会请我到他家里坐坐，改善伙食。我太小，也不知道什么有营养，砂糖是最好的营养，我们在一起学习的同班同学给我买了一斤砂糖，算是很有营养的东西了。在医院大概住了半个多月时间，也不知道自己黄疸退了没有，医生让我出院我就出院了，出院后又去学习了。生病的事也没有跟家里说，怕家人担心，直到三年后有一次机会回宁波才跟家里说这件事。

　　生活这么艰苦，有些人就想回宁波闹革命。那好像是第二年或者第三年了，早上我们是要出早操的，大家在一个寝室里睡觉，结果早上起床一看人没了。那时候年纪轻，白天劳动很累，晚上都睡死了，一个寝室的人都不知道他们早就已经打着红旗，背着背包，带着干粮走了。我们睡的是通铺木板床，中间有个小炉子。打算要走的人，提前几天多买几个窝窝头，然后切成一片一片，放到炉子上烤好。但是他们实在是走不出新疆，没有交通工具，走到公社就走不动了，团长派车在后面跟着，把他们又带回来了。我们九十二个都是学生，不像其他地方有社会青年，社会青年中年龄最大的是四五或四六年生的。这些社会青年在宁波工作，一个月工资大概只有十三块。但是到了新疆工资就有二十八块多，将近翻了一倍。但谁知道新疆那么苦。

　　昆仑农场是个老农场，有些人一点文化也没有，一个字也不认识的。我们是初中生，只有一点点文化，但是在他们眼里我们是有文化的，有段时间晚上还要拿着手电去给他们上课。这件事应该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后来回访的时候，王团长的儿子说，因为你们来了，把我们的思路都打开了，我们才开始发奋学习，才知道外面这个世界。虽然他爸爸是团长，但他就生在那个农场，很闭塞，交通也不方便，对外面不了解。我们给他们上课，没有电灯，每个班就给我们配一个马灯。后来我们大家用墨水瓶做灯，自己穿一条线，每天早上起来，两个鼻孔都是黑的。一个班十二个人通铺睡觉，一个床铺一个箱子，一排这样过去。

　　我在七连的时候，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有一个人在沙漠里迷路了。七连跟团部之间是没有路的，都是一座座小沙丘。一脚下去就会陷得很深，大家都是靠脚印认路。据说他一个人到团部买花生，在回来的时候风一吹把去时候的脚印吹没有了，也就找不着回来的路了。他到了晚上还没有回，连长知道了就派全员去找，他们在沙丘上点火，到处呼喊他的名字。那天，老职工、新职工、小孩等等都去寻找，但是根本就找不到，大家也都急死了。后来，天黑了，也没有灯，方向也不知道，那个迷路的人随便走到了一个老乡家里去，第二天才回来。

　　我在学习了半年以后回来，去了农场的储蓄所工作。后来农三师支行领导调我去四十五团，帮助刚刚成立的银行工作。我记得那里有一个女同志，是个党员，当时她任会计，我任出纳。在那里，每天早上跳忠字舞。我跳得很好，还被安排站在第一排。四十五团喝的水是碱水，又咸又苦，那个水咸得我每天都拉肚子。以至于每天早上跳忠字舞的时候都要去上厕所。他们都奇怪地说怎么回事，怎么会每天早上老上厕所，竟然还站在第一排。后来我就跟行长说自己实在适应不了，不习惯那里的生活，就又回到了四十七团储蓄所。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10188\wps2.jpg　　新疆很苦，所以有些家里知道情况都发电报过来假称家人病危，然后叫子女回去。连长听到“病危”也只能放人回来，即使没有到探亲假也得同意事假。宁波有些知道新疆真实情况的家长在市里也闹过，觉得新疆太苦，要把他们叫回来，觉得是国家把子女骗到新疆去了。后来宁波再也没有去新疆支边的青年可能跟这个有一点关系，后来“上山下乡”运动，大多数人都是选择下到黑龙江去，去新疆的只有我们这批人了。

　　三、恋爱成家

　　我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我先生杨鹤年是警卫班班长。我们的主任是广东人，大家有所接触后，他给我们牵了线。当时新疆交通不方便，送信送钱都靠骑马。银行当时有个库房，现在说来也不算是真正的库房，就是一个很大的保险柜，我就住在那。我们拿钱出库的话，都是从墨玉县支行提款，每次都是杨鹤年骑着马，拿着枪，用麻袋装钱给我们押运到县里，所以经常有接触。我觉得这个人能吃苦，因为在连队里开荒、挖水渠等等都是要打擂台赛的，杨鹤年是立擂的，非常能干。当年立擂的时候他可以吃十个窝窝头。我在团部的时候，白天在银行工作，晚上我们共青团还要养蚕。经常是早上很早起来采桑叶，晚上起来喂蚕宝宝，有一次不知道怎么回事，把保险柜钥匙丢了，那时候年纪轻，我着急得不得了，后来召集全机关的团员一起找，他也来帮助一起找，后来终于在蚕房里找到了。

　　我们结婚后，我先生在新园农场，我在墨玉县四十七团储蓄所，两地差了上百公里，隔着好几个县。后来我怀孕，挺个大肚子调到了我先生所在农场旁边的于田县支行工作。新园农场属和田农垦局地方国营农场，他们其实是兵团抽一部分人去整顿农场，我先生很能干，既是劳动积极分子又是学习积极分子，所以被派来派去，那里有缺陷就去哪。

　　在新疆结婚的人不是很多，因为生活艰苦，特别是女青年，家里拼命叫她们去好的地方，那时候女同志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人们笑称女的为“飞鸽牌”，男的为“永久牌”，因为男的找不到对象，为解决这个问题，师部专门从其他团场派来了一支女排，来平衡男女比例，解决个人问题。我们九十二人，很多女同志嫁人后跟丈夫去了别的地方，有的到广西柳州，我们分散到全国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