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杨鹤年 整理者:方慧玲 时间:2017年3月25日 地点:杨鹤年先生家中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7764\wps1.png 杨鹤年,1949年出生于宁波。1966年11月支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支边期间,先后任司务长、警卫班班长、农三师四十七团新园农场场长、党委书记等职务。1981年调回宁波粮食局,任宁波面条厂卷尺厂厂长、书记。后在中瑞太丰食品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党总支书记、工会主席。在这期间,在各大书刊发表过文章,自己也将支边期间的经历整理成文。 一、自愿报名赴新疆 我是1966年自愿报名去新疆支边,当时我们初中毕业考已经考完。那时候我们国家正是困难的时候,科技水平低,遇上三年自然灾害,人们吃饭都吃不饱。当时上海有很多人到新疆兵团,后来人数招不够就来宁波招,刚好碰到我们这些人。学校负责动员,我们认为是去当兵,因为当时说是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连发来的杯子都有这样一个标语。当时我们家里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上面的哥哥参军了,我姐姐的学校也解散了,在家里没有工作。我妹妹还小,不应该离家。不过过了两年,她还是到黑龙江虎林的兵团去了,我们家就这样两个离家去了兵团。 我们是宁波第一批到新疆的,去新疆有三个条件,要本人同意、家长同意、政治上成份好。去的那个地方,是原来王震将军跟着彭德怀解放新疆的这个部队驻扎的地方,叫做昆仑农场,也叫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四十七团。 当时我们认为自己是是去当兵,没有知青的概念,因为那时应该还没有“上山下乡”的说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是后来才有的。我们很多人是受电影《军垦战士之歌》的影响,看了那个电影感到很震撼,“人人都说新疆好”现在还会唱。还有个军垦战歌鼓舞人心,大家就十分向往新疆。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是没有领章帽徽的军垦战士,直到六八年在报纸上刊登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的号召,才知道“知青”这个词儿,后来回访的时候,才以知青身份定位自己。 我们是十一月六日从庄桥火车站出发的,我们都是学生,才十六岁。但也有部分社会青年,有的是在街道里参加工作的。上车的那天刚好下雨,去送的人哭得没办法,我们学生在一列火车上面却是高高兴兴。因为交通不方便,火车就坐了四天三夜,然后坐军用卡车在路上大概走了九天,十一月二十日才终于到达昆仑农场。算起来的话,路上一共花了十五天,路程有一万五千多公里。过河西走廊,看见那里一片荒凉,好多人的思想就变了,知道要吃上好多苦了。一路上车厢门不让我们打开,打开后很多人就来了,讨饭的小孩很多,突然便感觉那边真的又苦又荒凉。 新疆有三个站,一个是客运站,一个是我们兵团的兵站,一个是部队的援救兵站。停一个地方就是兵站,就在那边吃饭,吃的没什么东西,都是些窝窝头。我们四十七团所在的地方当时是农三师,现在发展了改成农十四师四十七团,师部在和田。我们几个团里都是学生连,清一色初中毕业的学生,包括一中、九中、四中、华光中学等几个学校的学生。我们这些人分到四个团里:四十二团、四十三团、四十五团、四十七团,我们是四十七团,在墨玉县。
二、生活工作话新疆 到了新疆之后,与想象中差距很大,刚去的时候在团部住了一个晚上,最好的菜是粉条炒肉,后来去连队了,就没什么好吃的了。我们住的类似于土坯房子,用芦苇棒扎起来,再用泥糊上就是墙了,一个房间,通铺,十二个人一起睡在上面。我们那里也有地窝子,但对我们学生连,老同志还是挺照顾的。老同志就是指那些部队的转业人员,大部分是解放新疆就留在那个地方的。我们没有领章帽徽,很多老兵都想不通,因为毛主席“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号召,领章帽徽就拿掉了。不过,当时每个团都有五种连队,比如特务连、值班连、农业连等等。几年以后,从北京派下来的团长和副团长都是带领章帽徽的,我们还是一样,没有领章帽徽。我们是半军事化管理,每天早晨起来跑步,训练,跟当兵一样。每天还要早请示晚汇报,就是每天早上对着毛主席的照片大声背诵毛主席语录,晚上报告今天有什么工作,有没有做什么错事。毛主席语录早就已经背得滚瓜烂熟。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7764\wps2.jpg 在新疆吃的都是窝窝头,一顿领两个,胡萝卜和大白菜是主要蔬菜。我当过炊事班长,洗菜、切菜、煮饭、拉风箱等等,几乎什么都干过。当时吃得不好,吃得也不饱,没有任何油水。那些生肝炎的同志,有专门的病号饭,面条就算是最好的。有时用柳叶熬汤,据说治肝炎。生病的人面条吃不下,我劳动回来看还有半碗,我全部都给吃掉,他们觉我肯定会得肝炎,但也没怎么样。 当时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个月三十几斤粮食根本不够,而且都是不抵饱的玉米,晚上饿的没办法,半夜爬起来,去玉米地把青玉米掰下来,生起火来烤,嫩玉米烤起来很香。那时候肚子太饿,真是没办法,只能这么烤玉米吃,但如果被查到了,就要受处分。 后来我们发现有鱼,并且发现维族人不吃鱼,我们直接用大头针弄弯做鱼钩就去钓鱼,很快就能钓上来,这样就有鱼吃了。我们每个月是有工资的,然后就会去巴扎买东西,我们叫“赶巴扎”。鸡蛋是论个卖的,新疆水果很多,还可以,有时候我们去老乡家里买杏子,给一毛钱,然后用脚蹬一下树,蹬下来多少就是多少。有时候摊上卖杏子是数核的,他给你一个桶,吃了把核丢进去,但新疆是沙漠地,有时候核掉进沙里不见了,有些人明着吃了一毛钱杏子,其实已经吃了一肚子。八九月份哈蜜瓜成熟,五分钱一公斤,苹果也很好吃。 当时我们每个月工资28块7毛5,平时吃饭要八块,还要自己去买生活用品,像牙膏牙刷等。有时候还可以买花生。连队里面有一个小卖部。平时需要什么可以到里面买,但是大部分都是去巴扎买东西。我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把28块全部寄回家,只把七毛五留给自己买牙膏牙刷等生活必需品。那时候寄信到新疆要一个月才能收到,每次邮递员来的时候,大家都围上去看看有没有自己的信。 我们那里没有水库,冬天喝的水是涝坝里的水,涝坝类似于一个挖开的土池子,里面的水是山上的雪水沿着昆仑渠放下来的,冬天喝水很困难。有一年过年我们晚上一起喝酒,喝完迷迷糊糊就睡觉去,但有人喝多了,半夜就很口渴,想要找水喝,无奈之下只能把之前的洗脚水拿来给他解渴。 冬天开荒推沙包,把地弄平,改良田,种的是新疆很有名的长绒棉,冬天女同志就是摘棉花,摘棉花的时候,雪还在棉花上,手都冻肿了。我们是学生,在那里一年后就把我们分散到各个岗位上,有的开拖拉机,有的当干部,在大地上干活大概就三四年时间。除了我们这些知青,后来从其他地方还调来了很多知青,有来自绍兴的,有来自温州的。 在连队工作是有上下班时间的,但有时候轮到浇水时,可能三天三夜都要在地里。庄稼没有水不行,所以有时一干就是三天,累的时候,穿着棉衣直接往沙包上一躺。那里的土地是用沙包开垦出来的,有时候水一冲把用来引水的渠道冲开了一个口子,大家又得下水去堵起来。 在新疆的时候,文化生活还是有的,比如说那边也有组织宣传队、文艺队、篮球队,业余时间敲敲锣鼓,打打篮球,但是很少,以劳动为主,五六十年代就是这样。我记得也有露天电影,团部有电影队,下到连队给我们放电影,但是有时候一个月也没有一次。当时我们跟师部联系是用发报机的,脚踩发电。我是六七年当警卫班长,电话架线是我们架的,其实就是拉一根细铁丝,配两只大电池和一部手摇电话机。 我们三年一次探亲,三年不到就有人想走,一部分原因是家里发电报说有家人病危,心里着急,但回宁波之后又回去了,因为回家以后又被宁波这边动员去新疆。也有人也在探亲三个月结束之后不归队,在宁波住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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