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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路伸向远方 · 杨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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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20 12:55: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口述者:杨鹤年
整理者:方慧玲
间:2017年3月25日
点:杨鹤年先生家中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7764\wps1.png  杨鹤年,1949年出生于宁波。1966年11月支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支边期间,先后任司务长、警卫班班长、农三师四十七团新园农场场长、党委书记等职务。1981年调回宁波粮食局,任宁波面条厂卷尺厂厂长、书记。后在中瑞太丰食品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党总支书记、工会主席。在这期间,在各大书刊发表过文章,自己也将支边期间的经历整理成文。
  一、自愿报名赴新疆
  我是1966年自愿报名去新疆支边,当时我们初中毕业考已经考完。那时候我们国家正是困难的时候,科技水平低,遇上三年自然灾害,人们吃饭都吃不饱。当时上海有很多人到新疆兵团,后来人数招不够就来宁波招,刚好碰到我们这些人。学校负责动员,我们认为是去当兵,因为当时说是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连发来的杯子都有这样一个标语。当时我们家里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上面的哥哥参军了,我姐姐的学校也解散了,在家里没有工作。我妹妹还小,不应该离家。不过过了两年,她还是到黑龙江虎林的兵团去了,我们家就这样两个离家去了兵团。
  我们是宁波第一批到新疆的,去新疆有三个条件,要本人同意、家长同意、政治上成份好。去的那个地方,是原来王震将军跟着彭德怀解放新疆的这个部队驻扎的地方,叫做昆仑农场,也叫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四十七团。
  当时我们认为自己是是去当兵,没有知青的概念,因为那时应该还没有“上山下乡”的说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是后来才有的。我们很多人是受电影《军垦战士之歌》的影响,看了那个电影感到很震撼,“人人都说新疆好”现在还会唱。还有个军垦战歌鼓舞人心,大家就十分向往新疆。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是没有领章帽徽的军垦战士,直到六八年在报纸上刊登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的号召,才知道“知青”这个词儿,后来回访的时候,才以知青身份定位自己。
  我们是十一月六日从庄桥火车站出发的,我们都是学生,才十六岁。但也有部分社会青年,有的是在街道里参加工作的。上车的那天刚好下雨,去送的人哭得没办法,我们学生在一列火车上面却是高高兴兴。因为交通不方便,火车就坐了四天三夜,然后坐军用卡车在路上大概走了九天,十一月二十日才终于到达昆仑农场。算起来的话,路上一共花了十五天,路程有一万五千多公里。过河西走廊,看见那里一片荒凉,好多人的思想就变了,知道要吃上好多苦了。一路上车厢门不让我们打开,打开后很多人就来了,讨饭的小孩很多,突然便感觉那边真的又苦又荒凉。
  新疆有三个站,一个是客运站,一个是我们兵团的兵站,一个是部队的援救兵站。停一个地方就是兵站,就在那边吃饭,吃的没什么东西,都是些窝窝头。我们四十七团所在的地方当时是农三师,现在发展了改成农十四师四十七团,师部在和田。我们几个团里都是学生连,清一色初中毕业的学生,包括一中、九中、四中、华光中学等几个学校的学生。我们这些人分到四个团里:四十二团、四十三团、四十五团、四十七团,我们是四十七团,在墨玉县。

  二、生活工作话新疆
  到了新疆之后,与想象中差距很大,刚去的时候在团部住了一个晚上,最好的菜是粉条炒肉,后来去连队了,就没什么好吃的了。我们住的类似于土坯房子,用芦苇棒扎起来,再用泥糊上就是墙了,一个房间,通铺,十二个人一起睡在上面。我们那里也有地窝子,但对我们学生连,老同志还是挺照顾的。老同志就是指那些部队的转业人员,大部分是解放新疆就留在那个地方的。我们没有领章帽徽,很多老兵都想不通,因为毛主席“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号召,领章帽徽就拿掉了。不过,当时每个团都有五种连队,比如特务连、值班连、农业连等等。几年以后,从北京派下来的团长和副团长都是带领章帽徽的,我们还是一样,没有领章帽徽。我们是半军事化管理,每天早晨起来跑步,训练,跟当兵一样。每天还要早请示晚汇报,就是每天早上对着毛主席的照片大声背诵毛主席语录,晚上报告今天有什么工作,有没有做什么错事。毛主席语录早就已经背得滚瓜烂熟。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7764\wps2.jpg  在新疆吃的都是窝窝头,一顿领两个,胡萝卜和大白菜是主要蔬菜。我当过炊事班长,洗菜、切菜、煮饭、拉风箱等等,几乎什么都干过。当时吃得不好,吃得也不饱,没有任何油水。那些生肝炎的同志,有专门的病号饭,面条就算是最好的。有时用柳叶熬汤,据说治肝炎。生病的人面条吃不下,我劳动回来看还有半碗,我全部都给吃掉,他们觉我肯定会得肝炎,但也没怎么样。
当时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个月三十几斤粮食根本不够,而且都是不抵饱的玉米,晚上饿的没办法,半夜爬起来,去玉米地把青玉米掰下来,生起火来烤,嫩玉米烤起来很香。那时候肚子太饿,真是没办法,只能这么烤玉米吃,但如果被查到了,就要受处分。
  后来我们发现有鱼,并且发现维族人不吃鱼,我们直接用大头针弄弯做鱼钩就去钓鱼,很快就能钓上来,这样就有鱼吃了。我们每个月是有工资的,然后就会去巴扎买东西,我们叫“赶巴扎”。鸡蛋是论个卖的,新疆水果很多,还可以,有时候我们去老乡家里买杏子,给一毛钱,然后用脚蹬一下树,蹬下来多少就是多少。有时候摊上卖杏子是数核的,他给你一个桶,吃了把核丢进去,但新疆是沙漠地,有时候核掉进沙里不见了,有些人明着吃了一毛钱杏子,其实已经吃了一肚子。八九月份哈蜜瓜成熟,五分钱一公斤,苹果也很好吃。
  当时我们每个月工资28块7毛5,平时吃饭要八块,还要自己去买生活用品,像牙膏牙刷等。有时候还可以买花生。连队里面有一个小卖部。平时需要什么可以到里面买,但是大部分都是去巴扎买东西。我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把28块全部寄回家,只把七毛五留给自己买牙膏牙刷等生活必需品。那时候寄信到新疆要一个月才能收到,每次邮递员来的时候,大家都围上去看看有没有自己的信。
  我们那里没有水库,冬天喝的水是涝坝里的水,涝坝类似于一个挖开的土池子,里面的水是山上的雪水沿着昆仑渠放下来的,冬天喝水很困难。有一年过年我们晚上一起喝酒,喝完迷迷糊糊就睡觉去,但有人喝多了,半夜就很口渴,想要找水喝,无奈之下只能把之前的洗脚水拿来给他解渴。
  冬天开荒推沙包,把地弄平,改良田,种的是新疆很有名的长绒棉,冬天女同志就是摘棉花,摘棉花的时候,雪还在棉花上,手都冻肿了。我们是学生,在那里一年后就把我们分散到各个岗位上,有的开拖拉机,有的当干部,在大地上干活大概就三四年时间。除了我们这些知青,后来从其他地方还调来了很多知青,有来自绍兴的,有来自温州的。
  在连队工作是有上下班时间的,但有时候轮到浇水时,可能三天三夜都要在地里。庄稼没有水不行,所以有时一干就是三天,累的时候,穿着棉衣直接往沙包上一躺。那里的土地是用沙包开垦出来的,有时候水一冲把用来引水的渠道冲开了一个口子,大家又得下水去堵起来。        
  在新疆的时候,文化生活还是有的,比如说那边也有组织宣传队、文艺队、篮球队,业余时间敲敲锣鼓,打打篮球,但是很少,以劳动为主,五六十年代就是这样。我记得也有露天电影,团部有电影队,下到连队给我们放电影,但是有时候一个月也没有一次。当时我们跟师部联系是用发报机的,脚踩发电。我是六七年当警卫班长,电话架线是我们架的,其实就是拉一根细铁丝,配两只大电池和一部手摇电话机。
  我们三年一次探亲,三年不到就有人想走,一部分原因是家里发电报说有家人病危,心里着急,但回宁波之后又回去了,因为回家以后又被宁波这边动员去新疆。也有人也在探亲三个月结束之后不归队,在宁波住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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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觉民 于 2020-11-20 13:01 编辑

  三、文革之乱说新疆
  新疆的交通不便,消息不通,没有电话,写信也要好几天。那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但是我们兵团不参加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所以很难知道消息。但是再闭塞消息终究也传来了,我们就分为两派,一派是就地闹革命,另一派想要回老家闹革命,离开新疆。有些想要打回老家闹革命的就偷着跑了,他们半夜就离开了,我们早上起来他们已经没人了。他们二十几个人走路想走出去,团长也不拦着,但是新疆走是走不出来的,他们前面步行,团长就派车在后面跟着,直到他们走不动了又把他们带回来了。后来我们支边的有去当兵的,我们叫做“兵当兵”,现在那些人也都在宁波。
  我爱人陈佩君当年在银行工作,我在警卫班里当班长。我们拿工资、取钱都要去墨玉县,那时候交通不便也没有车,只能骑马去。有一次派我和她们银行主任一起去,那时候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地方上有两派。那次,我把钱用麻袋装好,因为人民币面额比较小,装了有整整一麻袋,就这样要上路。我之前一直是在这条路上送信的,对这条路很熟悉,但银行主任不熟悉。我一看前面就感觉不太对劲,就说不要往前走了,但是沙漠路只有一条,主任就劝我说没关系,因为我们没有参加地方革命,别管他们两派的斗争。往前走时发现过不去了,我是骑马骑惯了而且年轻,但是银行主任不行,骑了一天臀部都起泡了,没办法一下子冲过去,只能慢慢骑过去,结果前面的人用耙拦住了我们,直接把我们弄到地上,五六个人过来把我们围住,还要抢我们的枪,那时盒子枪已换成“五·四”式手枪,但是我拒绝了。后来一个人“啪”一下把我马上的麻袋弄到了地上,麻袋口一开钱马上掉出来,大家争着要去动,我马上大喊:“谁动谁就是反革命。”那时就没人敢动。当时他们拿出土枪和手榴弹对着我们,把我们围在中间,我一看也拿出枪,想要动手冲出去。结果一个人从背后把我扑倒,把我的枪抢走了,主任跟我反复说别管他。我看他拿走我的枪,我就要求他们写个借条,他们真的给我写了个借条,枪被抢走了,我把麻袋一扎,借条拿好,一下子骑上马,我连主任都不管了,带着这些马上就跑,回来直接跑到四十七团报告。我们参谋长一听我的枪被抢走了,就批评我说:“你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上去动手?……”不过幸好钱还在,但还是得关禁闭,毕竟枪是被抢走了。当时关在里面没办法,学会了抽那种卷烟。后来,一个政委认为我没错,至少欠条打来了,钱也没丢,任务也算是完成的。主任也来说明了情况,给我关了一天后,第二天就把我放出来了。
后来才知道,当时地方文化大革命,有搞武斗的,那些人很需要枪。我们的枪是过了很久才拿回来的。当时也把我们派出去,说是我们四十七团枪法准,打你眼睛就不会打你鼻子,让我们保护和田八十万人民。当时我们每个人床铺下面都放了花圈,我们就问一个姓陈的参谋长,我们如果死了算不算烈士,他回答不出来,我们就吵着要回来。回来后才知道,和田那里两派一直在搞武斗,之所以让我们去是因为军区发来一封信让我们去,但结果这封信是伪造的,信上敲的公章是用萝卜刻出来的,他们骗我们去和田参加武斗,保卫和田80万人民。回到四十七团后,过了两天,中央派人来调查这个事件,但是我们都已经平安回来了,虽然查出来是假的,但也只能不了了之了。现在看来,新疆当时也是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当地也乱,兵团对地方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建设新疆,保卫新疆,如果没有兵团,新疆是发展不来的,地方发生问题,都是兵团去解决。现在很多地方的兵团都变成了农场,但新疆兵团到现在还存在,因为它有独特的作用。

  四、谈情说爱在新疆
  支边到新疆四十七团的92名宁波知青,是清一色刚迈出校门十六十七岁的学生,有宁波一中、三中、四中、七中、九中青年中学,华光中学七所学校初中毕业生组成,男48名,女44名,基本配对成双。
  当时这群少男少女,天真烂漫,年幼无知,不知道是不理解领导意图。在知青连期间,大家亲如兄弟姐妹,男帮女劈柴挑水,女帮男洗补衣裤,嘻嘻哈哈赶巴扎,甜甜蜜蜜吃哈密瓜……现在想想宁波人有句老话叫:“三六十八,老婆及格”。真是谈情说爱的好时光,恋爱季节,可惜我们还不懂恋爱。女娃娃情窦初开得早,傻小子还不知味道。女排长和付连长成亲时还窃窃私语,不可理解。那时候结婚非常简单,就是到团部登记领一张结婚证书,两人把属于自己的三块铺板拼在一起,买些饮具,睡在一起,吃在一块就算成家。晚上连队举行婚礼,弄点糖、花生、沙枣分给大伙吃吃就好。革命的伴侣,纯洁的爱情,当然不能抹死当时的爱情萌芽促成了不少恩爱夫妻。
  随着时光流逝,年龄增大,逐渐懂得了男婚女嫁、生命延属的道理,开始了大规模的谈情说爱,但已成了“迟到的爱情”。随着知青连分散,职业更换,地位变化,谈恋爱的难度自然增大。再由于繁重劳动和艰难生活,逼得女的成了“飞鸽牌”,飞往东南西北温暖窝,男的只能成为“永久牌”,这两个自行车名牌也成了知青恋爱的代名词,但男人总得讨老婆,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就到外团寻找宁波老乡,没法的寻找老军垦的女儿。
  据说老军垦当年比我们还惨,进疆部队肯定会是男兵,离团长、政委都找不到妻子,逼得从山东、安徽招收一大批女兵进疆。那时的婚姻是“组织分配”,拿张照片,对号入座,锁在一间地窖子里,没问题就算成了。听说还闹出过拿错照片也只能将错就错的笑话。
  七二年,我在师军事教导大队集训,杜师长问过我找对象之事,我就把“飞鸽牌”,“永久牌”如实汇报了,师长说:“永久牌好,小伙子别着急,组织上会帮你们想办法的。”我总以为这只不过是开玩笑,师部值班连好多男兵照样找不到老婆。安安知青心罢了。四个月集训结束回团,我告诉了还没有对象的知青,时隔不久真的调来了23人的女排,有温州知青、有上海知青、绍兴知青,安排到值班连,就是宁波知青的七连,这可能就是杜师长所说的组织安排吧!随着我也被调到值班连任军事教官,不少宁波单身男知青也被调到值班连。
  我在警通班王参谋给我介绍过对象,我没有回音,政委爱人也给我介绍过,我说等等再说,其实我已有了心上人,她在团部银行工作,新疆天冷,进疆一年又逢冰天雪地,摘棉花,她双手发冻疮,肿得像宁波“赵大有”馍头,由此得了一个“一量四分”绰号,在知青连时,她不显目,接触不多,只记得她默默地好几次给我补过袜子,只觉得她心细爱清洁,有点内向,不吭气,年龄最小,支边还是她硬争取来的,我就把她当小阿妹相待,六七年就去师部财会班培训,到师银行,四十五团银行工作过,又调回四十七团银行,那时我就在团部警通班,正常在一起吃饭聊天,近距离就给谈情说爱创造了有利条件。不过地位变了她是银行干部,我是当兵的,怕攀不上。但毕竟是一起支边的宁波知青,我在知青心目中也有点“小名气”,年年先进,看“春苗”电影不少人还说我很像达式常演员,“一表人才”的优势。记得有一次,她把银行金库的钥匙掉了,急得哭鼻子,警通班全体出动,拿着筛子沿路帮她筛找,还有押运十万大洋,枪被借,跟她也有点联系,可能由此相互产生了好感其实就是爱情不像现在非要说我爱你罢了,我饭量大,正常不到月底票就没了,她就会红着脸把饭票塞到我的手里,我在“支左”时期给我寄粮票写情书。她是一位有修养,关心人,重感情的好女人,不管是谁先看上了谁,有情人总能眷属。
  当时我们俩正在热恋中,调到值班连可苦了我们,日夜思念,一个礼拜来回,要跑4.5小时沙漠路才能相见一面吃顿饭。幸亏靠自己架起来的电话,每星期还能一二次通通话,次数多怕受批评,又怕总机监控不敢讲亲热话,经常不接触怕淡化,又怕被别人“抢走”,最好碰上团部开会又星期天,就可住上几天,算是一次不用批条的探亲假。她就住银行营业厅用土坯隔起来的小半间房,大约六平方米。在房后我们自己动手,用玉米杆搭了一间柴火院,垒起灶能炒菜煮饭,她把平时分配的肉,菜和家里寄来的海鲜留着等我回去一块享受,用饭票到食堂换几斤面粉,自己动手包饺子,擀面条,挺有情调,看完两人到大渠边、林子里谈情说爱,不能住在一起,到夜深人静的时光激动了偶然拥抱亲亲嘴,迟到了的恋爱还真让人难忘。
  值班连那边可热闹了,自从调来女排之后,各路小伙子,宁波知青,上海、绍兴知青还有退伍军人,“不远万里”、“马不停蹄”地奔往来相亲,当然已不像老军垦年代的“组织分配”,实行的是自由恋爱,算是找对象的一大进步,传统式的恋爱没有现在浪漫,根本不讲究什么“老三件”“新三件”,脸像演员、个像运动员条件,最多托人介绍介绍,大部分都是自己看中意的。从认识到成功也不需要多长时间,恋爱几年很少,一见钟情倒是有,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男女都到了“男婚女嫁”的年龄,寻找对象的难度又大,不像城里挑选余地大,这个不行选那个。这是一次“过了这站没有那店”的好机会,为此双方的条件都不高,当时也没有什么条件可谈,只要性格合得来,容貌个子相配就好。逐渐一到傍晚结对成双的情伴就出现在林子里、渠道边亲亲热热,窃窃私语,相互关爱,互相体谅。星期天赶巴扎买点好吃的俩人美餐一顿,送些毛主席像章,日记本算是定亲礼物,闹矛盾时托人解解和,最多偷偷摸摸的拥抱亲亲嘴,免不了也有先怀孕后结婚的,但知青的婚姻难题总算从缓解了许多,至今没有一个打光棍的。
  我们这代人真算可怜,“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繁重劳动。吃饱肚子的艰难生活不要提,连婚姻大事都遭遇过难题,现在的年轻人怎能知道,肯定是无法相较,难以理解,但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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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1-20 13:03:0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觉民 于 2020-11-20 13:04 编辑

  五、抛弃一切离新疆
  我在新疆什么活都干过,去的时候当班长,后来是警卫员,负责骑马送信。在连队,养过猪,养过羊,放过牛,也做过老师,后来再当排长,几乎什么都做过。从职务上说,我先在警卫班当过班长,后来又叫我去炊事班做炊事班长,做了炊事班长之后就做司务长,就算是干部了,负责管理后勤方面事务,后来又当了一个学期的老师,但是因为我普通话不好,我也就不想做了。再后来就到值班连当排长,又到农三师青年干部培训班里接受培训,回来之后当八连连长。我又到地方农场里工作,最后一站是是七六年到新园农场当场长,当时也就二十五六岁。
  我们在新疆呆了十六年,八一年底才调回宁波。我们本来是调不回来的,兵团归地方之后,我被调到更远的于田那边的农场当场长。我爱人已经到于田支行当主任了,很快就会是副行长,而我所在的新园农场离她的工作地点差了16公里,我只有一个礼拜去我爱人那里一次。那时候很多人都走了,我们走不了,因为他们说我们已经有国家正式工作了,是干部了,不能再分配。如果要调也只能是组织部来调,我们只能扎根在新疆。
  我们农三师有个副师长,到和田当副专员。我以前因为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优秀战士等等经常到农三师师部去,所以他跟我关系很好。他跟我说:“小杨,人家好多人都走了,你怎么不想办法走?”我告诉他我是走不了,后来他就给我帮了一些忙,他给和田组织部和宁波组织部发函,说让我回去。后来宁波组织部回复我,也接受了我,但是职务不能解决。那时我在农场是场长,在兵团相当于团长的职务了,为了回宁波,我放弃了那边的职务,什么都扔掉了。
  我有两个女儿,第一个女儿生在新疆,第二个女儿是来宁波生的,我爱人是挺着大肚子回来的。八一年底回来,住的房子也没有,我们就住在丈母娘家里,一个六平方的小房间。后来又转移到我妈妈那边。我们九十二个人没有回来的还有九个人,在那边当团长或者政委之类的,也有的是因为当时住的地方也没有,连放一张床铺的房间也没有,所以没回来。
  我在新疆当农场场长,回到宁波先是到粮食局政治处工作,从零开始,我经常笑着说自己当过领导也当过兵。那时在粮食局工作,每天早早就得上班,冲水,擦桌子,专研业务。回来的时候我还是初中文凭,大家都在学习,我后来就到安徽粮校读了大专,我爱人是读了中专又读大专。干了三年之后,又把我调到红旗面条厂当厂长书记。宁波的波纹面就是我从广州引进来的,那时广州是从日本引进来的。后来面条厂搬迁,重新改好厂房后又把我调到粮食局,搞企业整顿之类的工作,这样干了三年。那时候太丰面粉厂新厂房盖起来,没人管理,领导又让我去太丰面粉厂,在那里一直做到退休。我这个国家干部最后算是企业退休的,工资比公务员要少很多。

  六、几十年后谈新疆
  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影响很大,都说那时候工人不上班,农民不种地,学生不读书,我们国家的经济退化到崩溃的边缘地带,十几年的发展机遇都浪费掉了。那时候,城市各方面都没法安排工作,我们支边支农只能说是顺着时代的潮流行动。当时正值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刚经历三年饥荒,如果当时我没去新疆,那我肯定后来也得去黑龙江,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这代人其实可怜又可敬,什么都碰上了,长身体的时候遇到自然灾害,长知识的时候遇到支边支农,工作的时候遇到十年浩劫,快到退休养老的时候又遇到买断工龄,下岗待业。多灾多难,坎坎坷坷一辈子,我们确确实实是奉献的一代人。
  这些年,我和我爱人同当年的战友们保持一年一次的聚会,也有过一次大型的回访新疆活动。当年去的九十二个人留在新疆九个,其中有五个人退休以后也回来了,只有四个人还留在那边。两个人在原四十七团,一个人承包了一块地,我们开玩笑叫他“地主”,另一个当老师了。
  去到新疆,发现新疆发展很快,变化很大,内心感受很深。当年我们开渠道都要挖土,现在新疆有滴灌技术,建成了大水库,农场职工灌溉很方便。另一个变化就是道路的改变,原来是搓板路,现在都修了宽宽的公路,从和田到乌鲁木齐24小时就能到。那边的老职工跟我们感情非常深,回访的时候也是舍不得我们走。
  我们经历过那个艰苦年代,所以更不能忘记过去。历史不能忘记,也要不忘初心,虽然现在条件好了,但也要积极奋斗,勤俭节约。我个人是提倡消费,但反对浪费,在饭店吃饭不会点太多,吃不完的我都是打包回来。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过去的艰苦日子不能忘。
  我认为我们当年的支边是有意义的,从大的方面说,支边支农是为国家减轻经济上的压力,据统计全国支边支农的人大概有一千多万。从个人的角度说,我们在那边学到了很多东西,艰苦的日子也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增加了才能,塑造了好的性格。同时,我们作为知识青年去支边也给新疆带去了很多好处,比如说我们带去了知识,创造了财富,或多或少改变了他们的观念,新疆当时的领导也很感谢我们,说新疆之所以能发展起来,我们这些人也是功不可没的。虽然在新疆的日子非常苦,但是我始终认为支边无悔,情无边,磨难育人,青春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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