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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灵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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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8 09:53: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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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右二为王兴堂,摄于1969年9月。


48年前的今天——

                                                  守  灵

  逝者是我的好友。农场接受“再教育”时一起睡过大通铺, 一起招工参加铁路,一起分到青海铁一局工运处。  
       我的朋友死于高原肺水肿,考虑到他生前和我的关系,当晚工长安排我守灵。
  草原的天气瞬息万变,那天夜却出奇地静,静得让我不敢喘气。远处传来野狼的嗥叫,使我不寒而栗;土坯房屋檐垂下的油毛毡在风中摇曳,像阎王高擎的招魂幡,更添恐怖气氛。一灯、一桌、一椅、一人,我将在此渡过漫长的一夜。
  桌上放着逝者的随身遗物,一本没有巴掌大的71年的小皇历,内夹着一些馍票,扉页端端正正写着“王兴堂”三个字。他静静地躺在床上,离我有一米多远,全身蒙着白布,两脚却露在外面,没有穿鞋袜。
  我的朋友死不瞑目,医生试过几回,手松后双眼又慢慢睁开了,目光幽幽的,含着忧怨,含着遗憾,已失去往日的活泼和神采。多亏工长,他反复揉着逝者的上下眼睑,嘴里喃喃念道:“好孩子,听话,闭上眼睛,我对不住你……”一种满含内疚的语气。连说三遍后,朋友的眼睛闭上了。
       时间:1972年春。地点:青海海晏克土。
       朋友的死确实和工长有关。当时正是“文革”时期,为响应上级号召,全段开展大会战,24小时连轴转。我的朋友是刚刚出差返回青海的。因人手紧,工长让他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参加当晚工班的钉联任务。
  是夜,雨雪交加,春寒料峭,钉联工地却热火朝天:龙门吊来回穿梭,运送着钢轨、枕木,空压机声、铆钉枪声与指挥哨声交织一起⋯⋯ 我和王兴堂的任务是摆枕木、定轨距、压撬杠,忙得连点烟的时间都没有。工长更有趣,边站着小解边指挥。照明的灯泡因经受不住雨雪打击,不到半小时就炸,特派的电工就守候在几根电线杆下,轮番上下换灯泡,忙得不亦乐乎。
  凌晨下班,我朋友走在最后,步履艰难。看着神色不对,我返回到他身边,他只说了“全身没劲,难受”后再无语。想不到这竟是我听到的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
  据赶来会诊的当地某驻军的军医说,这种高原病部队也发生过多起,死过几个战士,多为从内地探亲归来即参加训练的战士。二次返高原者的死亡率最高,休息几天就可避免。就这样,我的朋友成了当时时髦口号“活着干,死了算”的实践者。
  朋友去世后的头几年,每到忌日,我总要写点什么,以寄托我的哀思,录其中一首小诗:
       飒飒寒风号草原,堂兄谢世两周年。
       伤心旧事啼不得,一首小诗当纸钱。

  跨世纪后,青藏铁路又上马了,此时的中国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人文关怀和科学施工提上了议事日程,蛮干式的大会战已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去青藏线,必须经过体检,到达工地后又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习服,医疗水平和设备大大提高和改善。十分巧合的是,承担青藏铁路铺架任务的还是当年的队伍——中铁一局新运处。我的朋友如果是在现在,这个悲剧绝对不会发生!

  三十多年过去了,每每拿出那本小皇历,看着那秀丽的字迹,“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的诗句就会涌上喉头;闭上眼睛,眼前依然会出现朋友不瞑的双眼和那忧怨的目光,以及工长内疚的神情⋯⋯

       注:本文初稿于2003年,先后刊于《铁路建设报》、《中国铁路工程》报、《中国建设报》等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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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5-8 09:54:5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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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王兴堂(左)
1972年4月于青海海晏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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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5-8 09:58:53 | 显示全部楼层
   《守灵》赘语


  《守灵》一文刊出后,引起国内不少人的关注。有周围的朋友,有当年的工友,还有素昧平生的年轻人。一位当年的铁道兵,千里之外来电,谈起青海的往事,激动不已。呵,当年他和我竟是球友!感谢他30多年仍能记得我。
  屈指算来,习文已有30余年,文章发表也罢,获奖也罢,“泥牛入海”也罢,酸甜苦辣咸,尝遍人生“五味子”。如今已过“知天命”之年,凡事本应荣辱不惊,可面对热情的读者,兴奋、惊喜、惶恐、遗憾……许多复杂的感情交织在一起,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守灵》一文,始于聊天叙旧,在同事的建议下,一气呵成。因此,读者的强烈反响是我当初始料未及的,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行”。古人所言极是:艺术是“本于人心之感于物也”,也就是说,文学源于生活。
  言归正传。有人疑问:为什么一个人守灵?
  王兴堂生前爱好文学,与我是文友、农友、工友,戏称“岁寒三友”。其亲属当时远在兰州,派我守灵本是情理之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时工班人手很紧,没有闲人,当晚仍是夜班,我与身强体壮无缘,故工长来个顺水人情。后事处理方面,亲属提出应追认烈士,理由是修青藏铁路是与“帝、修、反”抢时间,争速度,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交涉结果是由段上出一口棺材。棺材是用枕木做的,愿朋友在天之灵,高枕无忧。
  有读者问,当时施工真有那么艰苦?回答是肯定的,绝无虚言。不要说吸支烟的工夫,确确实实连点烟的时间都没有。当年机械化程度不高,多数是力气活。拿我来说,枕木一到,立即散枕,接着是定轨距、放垫板、散道钉……此工序未完,拿铆钉枪和抡大锤的已跟在屁股后。我得赶紧将撬杠插入垫板底下,身体坐在撬杠上,“哒哒哒”和“当当当”随即响起,震得我尻子发麻。当轨节升至五六层时,坐在撬杠上就很危险。身子靠脚在枕木头上找个支点,悬在半空,掌握不好平衡或因震动将撬杠震脱,人就会摔下来。
  当年施工求速度,轻质量,更难顾及安全。钉联时,钢轨和枕木就从我们头顶飞来飞去,一旦松了卡子或钢丝绳,后果不堪设想。一位周姓工友,在翻枕时不料枕木“塌方”,小腿当场被砸断,白骨茬茬龇在外,很是瘆人。
  那时,大家都不偷懒,也偷不成懒,分工很明确,一个萝卜一个坑,一道工序出问题,整个作业受阻。加上天气冷,虽有皮衣皮帽,可“罗衾不耐五更寒”,谁偷懒谁受冻。
  当时的文化生活极度单调,棋牌类有“四旧”和赌博之嫌,球类活动靠天公作美。我长得瘦弱,练打乒乓球。文头提及的那位铁道兵球友,就是那时认识的。你来我往打过几场球,真是不打不相识!
       当年能看上一场露天电影已是奢求。看电影时,我眼睛不好,蹲在最前面,银幕兜风凸起,只能见到腿和脚。好在耳朵蛮灵,露天电影权当露天广播。朝鲜影片《卖花姑娘》风靡全国时,段领导在职工的强烈要求下,同意大家到西宁看电影。千余职工半夜上车,为了御寒,不论男女在皮大衣腰部扎上一根草绳或铁丝。天亮到西宁下车,大家面面相觑,忍俊不禁:多像威虎山上下来的!
       “林彪事件”后,早请示晚汇报取消了,天黑后无事大家也不敢外出,害怕遇到狼。工班一位看料的工友,半夜巡视遇狼群,逃避不及,只好爬上高高的龙门吊。嗓子喊哑了,就用防身的大号板手砸钢梁,无奈风雨太大,声音都被风吹雨打去,他只好孤身与狼共舞到天明,狼悻悻离去后,人都快冻僵了。
  顺便提一句,王兴堂去世日是1972年5月8日,正好是入路一周年。28年后,当年同批入路的一位朋友,生前任国内某重点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也在这一天因抑郁症跳楼,这纯属巧合。同年生,同月同日卒,呜呼!

  编者注:《守灵》一文在本报今年6月6日8版《七彩人生》发表后,以其真实感人的情节,生动地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里铁道兵(注:不是铁道兵,是铁路工程单位)的工作和生活,读者反响强烈。这是作者有感而发写的续篇。


          2005-11-07刊登于《中国建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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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4月摄于青海海晏克土。右一为王兴堂。左一为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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