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知青岁月 · 吴仲达

觉民

口述者：吴仲达

整理者：欧阳钰

时间：2016年4月8日

地点：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52225-2

　　吴仲达，宁波人，六六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6月支边去黑龙江省梧桐河农场。先后在四分场、马场、五分场和八分场做过农工、饲养员、教师等。77年考入大学，82年春毕业分配回宁波。曾在宁波技工学校、宁波市劳动局培训中心、宁波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工作，直至退休。其间曾兼任北京经济学院宁波函授站教务长，负责宁波、温州、绍兴、舟山、台州五市学员的日常函授工作。

　　一、狂热与冷静下的无奈：主动去黑龙江支边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9920\wps2.png　　那时，我一家四口人：母亲，在上海工作；妹妹，在一所技术学校读书；哥哥，部队复员不久，在镇明公社工作——当时市里的行政区划不叫区而叫做公社，现在的海曙区就是由当时的海曙公社和镇明公社合并而来的；我自己，在家待业。父亲很早就因病去世了。因母亲在上海工作，所以我们兄妹三人一直由外婆和舅舅们抚养。

　　那时候还很少有“知青”这个称呼。当时称呼年轻人，在读书的就叫学生，还有就是叫社会青年。社会青年的意思就是指走出学校后还没有正式的谋生职业、政府又尚未安排工作的城镇青年。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初中何姓同学，就是68年秋天去的新疆，他是以社会青年的身份去的。现在没有“社会青年”这个叫法了，改叫“待业青年”了。                        

　　我是自己要求到黑龙江去的。因为我读书时身体不是很好，所以在学校的安排里，我不属于下乡的对象，特别是不属于到黑龙江去的支边对象。就算是要下乡，也最多就是到附近农村插队。

　　那时候我已经二十二、三岁了，对学生来说，已是一个大龄青年了。这么大的一个人在家里闲着，让大人养着，心里不是滋味。所以我一心想早点做工作，自食其力。

　　至于为什么选择到黑龙江去，主要是自己身体不好，读书期间得过一些病。如果到农村插队，去农田干活会很苦，怕吃不消。这样不但不能自食其力，还会继续给家里增添麻烦。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69年3月份在珍宝岛发生了中苏间的武装冲突。那时候，每天无所事事，思想上既空虚失落，对前途又失望迷茫。心想，与其在家虚度时日，不如去屯垦戍边，保卫边疆。若苏联打过来，我们就和它打嘛。这是我当时去支边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再一个原因就是，从当时的政策来看，每家都要有一个人支农支边，如果我不去的话，很有可能妹妹就要去，所以我就干脆支边去了，这样我妹妹就不用去了。

　　我不愿意到附近农村插队，所以我就报名去东北黑龙江。我把报名表填写好后给班主任看。表格中有一栏是身体情况。我如实写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情况。班主任老师看了报名表后说：这不行，这样的身体情况不可能到黑龙江去。后来我把原来所填写的身体情况一栏内容用白纸统统覆盖住，再重新简单的填写。这样，上面在审核的时候觉得我还可以，就批准我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了。

　　我的班主任曾劝告我不要去支边，劝我不要太冲动，说那里很苦。可我听不进去。我说我在家里长期呆着也不是办法，那就干脆走远一点。就这样，我从报名填表到登上列车出发，只有十五天时间。

　　一个知青支边，被分到哪里和当时的政策有很大关系，不过我没有去考证过。据说第一批去萝北插队的，要政治条件好的知青才能去——因为萝北距中苏边境很近。按照当时的说法是家庭出身好，如工农子弟，品行没有什么污点的，社会关系比较清白的人才可以去萝北。到集贤的，一般情况下都是所谓家庭或社会关系或多或少有些“问题”的，要么家长有“问题”，要么有海外关系，要么社会关系有“问题”。这些所谓的“问题”，今天看来，根本不是问题。到兵团的相对要求要高些，到农场也是一样。我当时想，插队嘛太苦了，恐怕承受不住；到兵团呢，又太紧张太严格了；所以我决定报名去农场。当时刚好又有去农场的名额。你问我，都是上山下乡，农场和插队有什么不同？其实不同的地方还是很多的。其中一点，去农场有固定工资，而插队是没有工资的，只有工分。

　　有很多描述当年知青下乡场景的文章和视频。这些描述一点都不夸张，都很生动、真实。我还记得我支边时的场景：火车站人山人海，月台上也挤满了人。一边是欢送的敲锣打鼓声，一边是依依不舍的呼叫哭喊声。可能是因为我是自愿去的，没有人强迫我，所以我思想上好像没有太痛苦难过的感受，只是感觉有点茫然。当时，我的亲友都来送我了，同学们也都来送我了。我的一些要好的同学，在车厢里陪着我一直到慈城。到了慈城后他们才下车回宁波市区。可能就是因为这些个原因，我好像没有太依恋不舍，太难过的感觉。那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既然去了，那就“壮士一去兮”，没想过还要再回来。

　　我那时想：既然上学读书不可能了，想工作又没有单位（那时候，工厂大多生产不正常，有的甚至停工了，更别说什么分配工作了），在家呢又只能做闲人游民，那就干脆离家远远的去支边算了。所以我当时的情绪还是比较平和的。但我有一个同学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父亲是港务局的，听说他真的是被工宣队用绳子捆着到居委会去的。因为那个同学不愿去支边，工宣队对他日夜轮番宣传无果。但最后，他还是被迫去了黑龙江兵团。那个时候你想不去广阔天地是很难很难的。我们班52名同学，其中支农31名，支边14名。

　　说到家人对我支边的看法，一句话，他们都是反对的，都不支持我去，特别是我外婆。因为我是我外婆带大的。我们家房子上面有阁楼，我当时就住在阁楼上。当外婆知道我要去黑龙江后，她每天夜里总坐在阁楼的梯子旁，一坐几个小时。临出发的前几天，我突然发现外婆在夜深人静时，坐在梯子旁悄悄地流泪。这个情景，几十年来，一直是我心中无法解脱的痛。后来我母亲从上海赶回宁波，来决定我去黑龙江之事。因为当时上海动员上山下乡很厉害，我母亲按当时上海的那个情势，觉得宁波也一样，不去是不行了，就同意我去了。其他的长辈看我母亲同意了，虽然心里反对，但也就不多说什么了。就这样，我开始了支边的人生历程。

觉民

　　二、平凡而难忘的知青生活：农场八年之点滴
　　到农场后，对我来说，在生活方面的冲突不是很大。我小学毕业后，就有过半年多的集体生活。高中就在学校住读。农场也是集体生活，大家一起生活，一起做事，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习惯。与宁波差别较大的有二个方面：一是饮食方面与宁波不同。北方有细粮和粗粮之分，而且细粮多为面而且很少。还有就是休息天只吃二顿饭。二是住的很不习惯。一个大屋子分南北二个大火炕，中间是一堵大火墙和一个烧煤的炉子。一个火炕睡十几二十来个人。而且北方人和南方人的个人卫生习惯差异很大。女生条件稍微好一些，一个寝室住的人会少一点。
　　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是三十二块钱（农工一级），伙食费大概十多块钱就够了，剩下的就买些什么生活用品之类的东西。农场每年有探亲假，插队的就没有了。所以有些插队的知青有坐火车逃票之类的经历，而兵团、农场较少有这个情况，因为我们有探亲假，可以报销路费。
　　我去的梧桐河农场前身是黑龙江省第一劳改支队（即劳改农场）。头几年，进出梧桐河农场还需要边防通行证。集贤的笔架山农场前身是黑龙江省第七劳改支队。听说在我们知青到来前，农场已经把大批劳改犯迁走了。剩下的大多是刑满释放留场人员。所以刚到农场那会儿，我们就跟他们在一起生活、劳动。我们不用自己做饭，有食堂。这里也没有所谓的贫下中农，农场主要是这么几种人：一是部队转业干部及其家属。转业干部大多是管理人员。二是服刑人员和刑满释放留场人员及其家属。这些人多数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被俘的国民党军官。据说解放军打下四平后，被俘的团及以下的军官就送到我们农场里来了。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改后，感到农场这边的生活条件比老家那边要好，就留下来了，而且很多家属也被带到农场。三是六四年鹤岗市的下乡知识青年。据说鹤岗市在农场的知青有一百多人。这些知青在农场的工作大都是开汽车，开拖拉机，做医生，做老师，或者是商店里的服务员。还有就是我们这些新来的知青了。新来的知青有杭州的、宁波的、温州的，叫做支边青年；来自哈尔滨的、佳木斯的、牡丹江的和农场周围县城的知青，叫做下乡青年。
　　到农场后，我和一百左右的宁波知青被分到小山亮。这是一个采石场，紧靠着梧桐河。北大荒黑土地肥得流油，但是石头很少。小山亮就是一个不多见的石山。我们在山下爆破采石，供农场盖房子修路用。
　　大概是当年的九月份，梧桐河秋季发大水。我们居住的工地生活区，被大水包围。总场命令我们撤离小山亮。当时我们是坐小船离开工地的。此后再也没有去过小山亮。原小山亮的宁波知青分别被安排到四分场、五分场、八分场等。（农场担心宁波知青再这么集中会再闹事。）我和其他九个知青被安排到东林子马场。开始了放马、养马的工作了。
　　71年秋，我得了流行性出血热，差点没命。当时我印象很深，有两个护士白天黑夜地陪了我两天，总算熬过来了。也就是在那时我知道了医院还有所谓的特护——特别护理。给我治病的医生姓韦。听医院的人说，韦大夫是医院唯一能有效治疗出血热的医生。他是留学德国的眼科博士。因牵涉杀害李兆麟将军一案，被判死刑。后因他医术高明，救治了很多革命者和高层人物，逐级减刑，释放后成为农场医院的医生。前些年我在网上看到，他是黑龙江省政协委员。
　　72年春，我到五分场学校当老师。过了两年，被派到八分场学校当老师。76年春节后，我又被安排到了五分校。
　　那时候，我们当老师叫做“以工代干”。75年底76年初的时候，农场对“以工代干”的教师进行转干工作。76年春节过后，我探亲结束回五分场学校，才知道我没有被转干。据说那次知青老师转干全农场只有一、二个人，被转干的大多是农场干部的子女。对此我想不通，我就找到总场组织科要说法，问他们我为什么不能转干？（此前我曾被评为农场的先进工作者，农场的民兵先进个人等。）组织科科长说：中央有文件规定，家里有海外关系的，不能转干，不能提干，不能入党，不能参军。（当时刘科长说是中央军委72年1号文件。我一直想看到这个文件，但至今还没有看到。）而我所谓的海外关系就是有一个舅舅在海外打工谋生。      
　　这件事对自己思想上的冲击是很大的。它改变了我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对当初“扎根农场，放眼世界”、“广阔天地炼红心”的口号也开始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不能转正这件事，让我很生气，也很失望。于是，我提出不回学校当老师了，就做一个农工。分场领导是一个66届高中的佳木斯下乡知青，他十分同情和理解我的做法。为了照顾我，他让我去看场院。
　　场院离场部有二里多地，只有一间小破土坯屋。虽然我一个人住，但几乎是每天晚上都有人来。或聊天，或打牌，或煮食，因而我并不感到孤单和落寞。后来，我就一边看场院，一边在分场的“五七”大学（干校）做教学工作。
　　当时的这种政策和政治氛围你们可能理解不了。我再说一件事。我们农场的党委书记是15级，他的妻子是14级，是一个地区的领导。因为解放初期书记的妻子曾到苏联去学习过，所以他们的女儿被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时候，他们的女儿很想上外语学院，但组织上就是不批准，说是有海外关系的不能学外语。最后他们的女儿上了医学院。现在看来这有多荒唐啊。
　　农场八年，有很多的人和事是难以忘记的。
　　70年春季的一天傍晚。马场的西面、北面突然有野火烧了过来。说是宝泉岭那边烧荒跑的火，火焰有二人来高，烧得很厉害。我们马场就是一个孤零零的小山包，那火很快就把东林子小山包包围了。我们只有尽快打出防火道，把火扑灭，才能保障我们的生命安全和国家与个人的财产。我们在指导员和连长的指挥下，同心协力，奋勇扑火，快速地打出了防火道，保护了马场的职工和知青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我那时的感受就是不管平时是什么好人坏人、男人女人，在大火面前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私心杂念，只是一心灭火救人。当时，用于灭火、打防火道的工具不够，知青们就拿来毛衣毛裤等衣物当做灭火工具。有的知青（还有女的）几次穿越跑荒的火焰，快速打出防火道。灭火结束后，只有个别人有点轻微伤。
　　给马喂草料，要把草料铡成一寸多长。马场有一台铡草机，先后有二个宁波知青被铡草机铡去了手指。一个是右手，五个手指被铡成十六节。当时我把这些断指一节一节地从草堆中找出来，送到总场医院，可惜那时无法再植。后来他病退回了宁波。另一个是左手，也只留下了大拇指的一截。这个知青一直到在农场办理了提前退休后，才回到宁波。现在，他的生活比较困难。
　　我们到农场才半个月，就闹过一次罢工。事情是这样的：星期六那天，我们吃完晚饭，坐拖拉机去总场看电影。路过五分场的时候，一个佳木斯知青在说我们宁波知青怎么怎么不好，并将拖拉机拦住，不让走，结果双方就争执起来，最后打了起来。那天晚上打的比较厉害，我也挨了打。但我是为了保护另外一个宁波知青。明明不是他打的人，却有个小孩就说是他打了人。我为了帮他就把他拉到我的后面。谁知这个小孩突然又说打人的是我，于是那些人就冲着我来了，就打我。我一看他们那么多人，就拼命地往荒地里跑。一直跑到周围都是草甸子了才停了下来。看后面没人追了，就往回走。这时他们已经不打了。但在场部的灯光下一看，我的衣服上都是血迹。我也不知道这血是哪来的，因为我自己身上好像没有流血。紧接着总场来的保卫科的人说，我手上有匕首的血印子，把我关到一个办公室。挨了打还要被关，我愤怒了，又吼叫又踹门。后来还是同来的知青对我说，不要这样，事情总会弄清楚的。这样，我被关了一个晚上。后来听说，那个夜里他们拍电报问我的学校，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学校说我在校的表现很好。于是第二天他们就把我放了，然后什么事情也没有了。其实我也奇怪，这些血，是哪来的？后来我发现自己的鼻梁歪了，可能是被打歪的。
　　五分场事件后的第二天，以许姓为首的鹤岗知青约六七个人，开了几辆大卡车来到小山亮。他们下了车，不由分说，看到不顺眼的宁波知青就打。一个宁波知青的两个眼睛被打肿。他们的目的大概是想做做宁波知青的规矩。这下宁波知青被激怒了。我们要求严惩打人凶手。当晚，经过商议决定，第二天宣布罢工、绝食。同时派人渡过梧桐河到外面给宁波发电报，说我们被欺负，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要求宁波市革委会和知青家长给予声援。这次罢工大概持续了三天。最后，农场处分了那几个打人者。
　　那时，我们到农场才半个月多些，家里带来的零食都还有很多。所以我们不去食堂吃饭，而吃自己的零食。所谓绝食，其实没有真正的饿肚子。现在想起来感到特别有意思。
　　那时候也有知青谈恋爱的，但最后在农场结婚的并不多。很多情侣谈着谈着，因情况发生了变化——或返城、或上学、或参军、或升迁，谈到后来很多都分开了。但也有忠于爱情、不离不弃的。在大返城潮流袭来时，有几个老高中的宁波知青把在农场的北方女友带回宁波成家。当时有规定，已结婚的知青不能返城顶替。有一个宁波知青为了返城顶替，就在农场办理了离婚手续，然后两人一起回来。女的先暂时在杭州住下。等他在宁波把所有的顶替手续办完以后，女的再到宁波，再复婚。

觉民

　　三、跌跌撞撞的求学之路：磕磕碰碰的小故事
　　文革后期，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有幸两次被分场推荐。然而，第一次被推荐后，名单上报到总场，我就被涮掉了。第二次是1973年。我参加了招生的文化考查，自觉考的还可以。但是最后又被合江农管局拿掉了。当时是三个人竞争一个上学名额。后来知道这个名额给了三人中一个颇有当官背景的佳木斯知青了。刚刚点燃的一丝希望之火被浇灭了。
　　77年秋天，我从广播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那时我在宁波。当通过报纸确认这个消息后，我既激动又紧张。上大学读书，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我隐隐约约的觉得这是老天给我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也是脱离目前无聊、无奈、落寞、无望的日子的唯一途径。我当即决定马上返回农场去参加高考。
　　可万万没想到在高考报名时就遇到了一个坎。当时黑龙江省规定知青报考的年龄必须不得超过三十岁，而我却刚超过，因此不予报名。为了能报上名，我想了很多途径，求助了很多人，但都行不通。就在我情绪极度低落、失望，要认命放弃报名时，分场的领导（佳木斯知青，后任总场场长）对我说：你把现在的出生日期按农历算，然后再把它换算成阳历，这样你就不会超龄了。于是我就按他的办法做，总算报上名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我报上名后没多久，省教育厅来了通知：对老三届知青高考报名不受年龄限制。
　　我带的高考复习资料本来就不多，加上报名时的折腾，所以就没有好好的复习准备。
　　77年高考分初试和复试两次。那年11月，我到总场参加初试。在考语文的时候，试卷上有一道作文题——《当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体裁记叙文。我写了几句开头就写不下去了。当时我就想，记叙文不是要写真人实事，不能虚构吗？能不能参加复试还不知道，哪来的录取通知书啊?再说录取通知书是什么样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往下写啊？这时我又想起了以前为上大学所遇到过的磕磕碰碰，一下子火就上来了。“不考了”我一边在心里忿忿地说，一边随手把试卷撕成两半揣到口袋走出了考场。监考老师见此情况也紧跟着出来了。她说考场有规定，试卷不能带离考场，我得收回去，你不能使我为难。你有意见可以保留。我说，这算什么作文考试题啊，谁出的这样的题啊？我不考了，拿份试卷做个纪念，说明我参加过高考了，总可以吧？但最后我还是把试卷交给了监考老师了。
　　回到分场后，我以为考大学的事就此结束了，就不再复习了。没想到过了半个多月，我却得到了通知，可以参加复试了。12月下旬，我参加了复试。
　　考试结束不久，我又回到了宁波。在宁波的一天夜里，我终于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我一直不想当老师。但填报志愿时，招生工作的同志说，象我们这样年龄偏大的知青考生一定要填几个师范类学校，否则难以被录取。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年龄偏大的知青考生的录取分数线要比年龄小的考生高一百分左右才能录取，且多被录取在师范院校。所以不愿当老师的我，大学毕业后却一直在教育、培训岗位上，直至退休。

　　四、情留塞外，人归故里：一帆风顺回宁波
　　知青返城的浪潮在全国掀起的时候，我已经在学校里读书了。听到大返城的消息，我从心里为他们感到欣慰，而自己也没什么太多的想法。虽然我们学校也有一些北京、上海等地的同学中断学业而返城。我当时一心只想完成学业，回宁波的事以后再说。就算大学毕业后不能回宁波，我也要把书念完。因为上大学读书是我多年的宿愿，所以我没有纠结过是返城还是读书这样的问题。
大学毕业后的返城过程很顺利，没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在农场时动过脑筋想回宁波，但最后没成功。大学毕业时我已经结婚，根据政策，可以回到配偶所在地。这样我就回宁波来了。回宁波后，一开始被分配到一所普通中学，但没有去报到。因为那时宁波市劳动局刚好要重新组建一个宁波技工学校，结果我就到技校去了。后来因为市劳动局又要重新组建宁波市劳动局培训中心，我就到培训中心工作了。此后一直在市劳动系统工作，直至退休。
　　我在一篇习作中写过“北大荒，在心间，话旧事，泪满面，苦中笑，难说甜。”这篇习作是我在微信上看到有一个描写知青生活的三字经后改写的。现在回想起在北大荒的日日夜夜，心中有一种难舍难忘的感触。这是一种爱恨交错、难以叙说的复杂情感。我怀念当年给予我关爱、帮助、友情的北大荒人。我宽恕当年在极左思想笼罩下做过错事的人。我惋惜和悼念在北大荒致死、致残的知青。我同情因在北大荒遭遇不幸而后半生身心痛苦的知青。
　　我没有参加过知青的集体回访活动。对自己的知青岁月已经不想多说，毕竟很多东西都已经过去了。但我去过几次黑龙江，看望过当年的知青朋友。岁数大了的人，喜欢回忆过去。我怀念北大荒那个时期的生活，那段青春。还是会时不时想起在北大荒的三千个日日夜夜，不管是跟青春有关，还是和人有关、和事有关、和自然有关。人毕竟是有复杂感情的动物，在那里生活了那么久，怎么会没有感情。

觉民

　　五、当代人不做当代史：对“知青”的思考
　知青，1968——1978的上山下乡运动，是我国在特殊年代、特殊政治经济背景下出现的事物。对这一在历史进程中曽经出现的一页如何评价，那是后人的事。我们只能尽可能地正确、准确、明确的记录那曾经的事实，供后人研究之用。
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复杂的事物，知青作为一个群体，对上山下乡的这段经历是有悔还是无悔，不会有一致的认识。每个人都会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得出不同的认识。一般说来，说无悔者，大都后来混得还可以。说有悔者，大多是混得不如意的。   
　　现在有人在回忆、总结知青和上山下乡运动时，提出了“知青精神”，并宣传歌颂知青的先进事迹。对此，我认为有几个问题需要弄明白。
　　1、国家已经用事实否定了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那么对知青群体的十年经历是否也应该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主体是否是知青群体？如果不是，那么这个主体是谁？如果是，那么整个运动已被否定，作为运动的主体又怎么能被肯定？举个不太合适的例子：日本侵华是一个罪恶的行为，遭到了全人类的否定。东条英机等是侵华战犯，理应否定，但他们却被某些人作为民族英雄供奉在靖国神社而被肯定。这说明日本右翼分子并没有真正承认侵华的罪行，否定罪恶的侵华战争。在赞美知青精神、歌颂知青事迹时，是不是客观上起到了肯定上山下乡运动的作用？因为没有上山下乡运动就不会产生知青精神，就不会有知青的先进事迹。
　　2、这场运动的对象是谁？也就是说运动的对立面在哪里？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合作化运动、四清运动等等，这些运动的对象是明确的，也就是说其对立面是清楚的。那么，上山下乡运动的对象是什么？是天和地（改天换地）？是知青群体自身？还是别的什么？
　　3、这场运动及知青为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做出了什么贡献？跟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不同，一千几百万城镇知青迁徙到农村、边疆只是在前人已开垦的土地上作为普通的农业劳动力参加农村劳动。真正为农村、边疆开山垦荒造田的有多少？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科学文化建设等方面，到底为社会作出了多少贡献？是“得”多还是“失”多？有人说，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的又一闹剧。这些知青是可悲、可惜、可叹的一代，是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十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国家政策的规定下进行的。对这场运动及其知青群体作如何评论，是一个既敏感又复杂的问题。能否借鉴对“文革”的评估的方法来评论？我们寄希望于后人来做好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