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岁一枯荣
昨晚，我突然梦见了在浙知网上相识的他。是不他有什么要托梦给我，可我们一行五人，曾在今年的1月22日还特意专程寻找到安葬在萧山南阳镇龙虎村公墓（B区38排）他，上了香，烧了钱，供了品，怎么又会梦见的呢？一想，怎么的也得做个帖子，让大家一起再来怀念这位老知青吧！
老顾是个孝子，他把1939年在抗日战争中就牺牲的父亲顾梦飞（母亲张素贞）也移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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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前言】 人生的际遇莫不和所处的时代背景所息息相关，在顾岁荣一生当中发生了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朝鲜战争，新中国成立，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7年反右斗争，1966年文化革命，1978年改革开放几件大事。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神州大地波涛汹涌，几度浮沉，经历了前所未有过的政治洗礼。 生逢其时。1934年3月29日，顾岁荣就在这革命铺陈的历史舞台上出生，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到时代洪流的漩涡里，在革命与反革命两个你死我话的阶级斗争中游走和切换。 顾岁荣不是什么伟人，没有写传记的本钱。在这大变革时代的演艺圈内，顾岁荣充当一个只有几句台词的配角，唯一可用以自娱的是，把这跑龙套的角色演得很认真，自诩为有声有色。 顾岁荣从娘胎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时，就开始优虑：五岁失去父亲，靠母亲在丝厂做工度日；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懂事，勤奋读书，努力工作，把自己的青春献给党和祖国。可历史往往嘲弄人，党和人民—度把顾岁荣当成敌人来对待。顾岁荣喜爱马克思的逻辑思维和穷于探索，也仰慕早期共产党人狂热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崇高理想。在这个世界上，顾岁荣怀着赤子之心的、天真的、稚气的，有时却又是执着的演出，成了—个年青的优秀中国共产党党员。 顾岁荣一生所犯的错误，举不胜举，错误远多于正确。顾岁荣一生中最难忘的两个场景是：儿时在家乡西湖的白堤上，依偎在母亲怀里，观赏落日余晖，那红遍了半个天的晚霞，永远是他心中最美的图画；还有就是1958年5月16日在逮捕证上签字。 有人说：“二十岁的年青人不相信共产主义是缺乏热情，六十岁以上的人仍然相信共产主义是缺乏智慧。”顾岁荣要藉此自我调侃一下：“我是一个既有热情，又有智慧的人。”当然，在芸芸众生之中，顾岁荣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员，但愿仍然可以在这里观察到一个大时代的投影。 他的磨难，他的思想，他的言行，特别是他对人生的解读与对生活的向往，这都是我们这一代人与当今的年轻人所值得一读的一本人生教科书。 我们与他相识是在浙江知青网的几次活动上，当年的知青如今都慢慢地步入老年，不少人家庭生活并不怎么理想，特别是有儿子的当年知青，哪来钱购买如此高价的房子结婚，这成了不少做父母的伤心事。可当有人站出来想创建低价的“知青（养老）乐园”时，他率先出力并跟随一起采点看地，更愿意拿出自己的一点退休金作为前期的一份开发资金。当我们第一次相聚在闲林埠，想不到他竟是一位比我们还要长10来岁，而且是一个饱受人世沧桑，但至今仍有一股子让人觉得像当年那样有闯劲，有思想，根本看不出是一位上了古稀之年的长者。
磨 难 是 财 富顾岁荣/口述 邬佩孚/执笔 诸勇/整理
苦难的童年与参加革命队伍 1934年2月，我出身在杭州原陆军监狱对面的—所矮小的平房内。在我五岁时身为国军空军装配士的父亲战死在抗日战场上（重庆历史档案馆内，时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顾毓秀主编的《非常时期专门人员名录》中，记载了1939年10月3日空军第二大队第九中队中尉飞行员韩金榜烈士在敌机袭川，奉命驾机疏散，因天晚迷航，迫降江津境内金刚沱江中，殉职。三等二级装配士顾梦飞也随机殉职）。父亲顾梦飞那年才二十七岁，江苏昆山籍。 据母亲回忆，杭州沦陷前夕，父亲从笕桥机场开车来接她和三岁的我，但母亲放不下年迈的外婆，没有随军撤退，谁知这一别竟成了与父亲的一场人间悲剧，生死离别。那是两年后，噩耗从重庆传来，父亲壮烈牺牲。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发放抚恤金，父亲的“战友”竟丧尽天良地骗去了有关证件和母亲的私章，一去不复返。我们孤儿寡母还眼巴巴地等着这点抚恤金到重庆去安葬父亲的灵柩哩。从那时，我那饱受殖民地奴役的幼小心灵又经受了一次沉重的创伤。 1940年，我在杭州石板巷蒙馆(私塾)就读，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 1943年，我转祖庙巷怀幼小学，初小毕业后考入石板巷机神庙观成二小，因成绩优秀跳班读六年级。 1947年，我考进了当时在西湖区金沙江茅家埠曲院风荷处（后并入杭州高级中学）的市立中学。 1948年，我又转学于君毅中学（杭六中）和清华中学（杭八中）。在君毅中学，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抗议国民党杀害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大游行。同年秋天，因家庭困难，初中未毕业，14岁的我就去了庆春路文泰祥文具店当学徒。 1949年5月杭州解放；8月，我离开杭州去海宁长安镇联合粮站当店员，不久加入工会，那年我才15岁。 1951年3月，我隐瞒17岁年龄报考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懂得了人生的价值，革命的真谛。4月，我与被录取的其他杭州考生一起，在杭州女子中学集中。600余人背着包裹、提着行李从“铜元路”徒步到城站火车站，乘车前往苏州阊门外北兵营报到，接受了100天的革命洗礼。 同年6月，我从学校参军去了在湖北孝感空军预科总队，在济南第五航空学校经过了18个月的速成学习，提前毕业到抗美援朝最前线的志愿空军二七三八部队。当时工作十分艰苦，半夜两点多起来到机场检查飞机状况，零下30几度的气温，金属铝飞机，钨锰铁钢炮一不小地手碰着就要粘伤。我至今还记得，广西籍的军械兵和上海籍的电气仪表员因为被飞机冻坏了手指而不得不截指的情景。我经历了战争的洗礼，成了一名从战斗中成长起来的空军地勤军械员，并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向领导交心的结果与打抱不平的下场 1954年12月，我因身体原因从部队转业到了广东佛山机械厂，被分配做技术设计工作。这对于只读过七年书的我来讲无疑是个重大的挑战，于是就拜工人为师，向内行人学习。 1957年，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我实际工作能力已达到四级技术员的水平。但我仍深感基础知识不足。为了能更好地工作，我萌发出读大学的想法，并按组织原则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厂党总支书记作了思想汇报。不料这位书记不但不鼓励，反而在大会上公开点名指出我想上大学是名利思想，是个人主义，这也成了日后定右派的罪名之一。 同年，我忍受着关节炎的痛苦，积极响应党发出支援春耕的号召，放弃了报考大学的念头，是全厂第一个报名参加支援春耕的人。在出发前一天，我写了一份书面意见托当时的工资股长转交给党总支书记，信中向书记提了三点意见：一、主观主义；二、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疾苦；三、没有做好人的政治工作，并指出这样下去会变成一个脱离群众，在沙漠里大喊大叫的“光杆司令”；同时也以此表明和驳斥加在自己头上的所谓“个人主义”。 当支援春耕结束回厂时，有同事悄悄地告诉我：你那封信市委书记看了，很恼火，想把你“从农村拉回厂斗争”。这成了我被定右派的罪证之二——反对党的领导。 1958年反右转入整风阶段，我听到宿舍隔壁有男人的哭声，同事说是徒工叶某因在厂里偷窃价值60元的铜材料判刑半年回厂后被开除一事。我联想自己受压，心情十分的激动，彻夜末眠，连夜赶写大字报“不能让他绝望！！！”在第二天贴出。大字报中指出厂领导违反“治病救人”的方针，是“—棍子”打死的错误政策。此后我受到了近半年的围攻并成为定右派的罪证之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我为了证明自己，把参加革命以来写的三本日记交给市委审查，同时向省委反映，可杳无音讯。当时我感到极度的失望，加上厂领导组织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我的批斗，使我萌生了自动离职并准备向中央申诉的念头。 1958年5月，我准备好自动退职回杭州原籍，在自己睡的床板上写下“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八个大字。当晚，我就被揪到厂食堂边的草棚房内批斗，逼迫我承认是右派，可我竭力申辨死不承认。 16日晚上，厂书记以我要“逃跑”为由，打电话请示，并叫来公安局人员给我戴上手铐。同年9月，我被定为极右份子，同时开除公职和党籍，送广东三水农场劳动教养三年零八个月。 1960年，我在广东三水县宝月墟劳教农场“劳教”，主要是繁重的农业生产劳作（种稻、种甘蔗、有时到场外河浜湖滩采割茜草喂猪当青饲料）。 那年，蒋介石大肆叫嚷着要“反攻大陆”，我场突然宣布一批劳教人员要到粤北昭关深山老林去砍伐毛竹。由于我自1958年被错划右派两年来一直没有把真情告诉千里之外在杭州福华丝织厂打工的母亲，她托人写了封信给党中央，此信七转八转转到了三水劳教农场，我于是被加上“不服教养”的危险分子，送往广东省的“西伯利亚”粤北山区。当时我还是个能吃上“营养品”——米糠——的浮肿病号哩！现在的年轻人能相信吗？喂鸡鸭，喂猪狗的米糠成了“营养品”？ 现在到山区、农村去“漂流”当作休闲养生，我们那时的漂流是怎样一个恶劣环境？恐怕到过大兴安岭的伐木知青都能知道此项工作的艰难和险恶。我们伐竹的上游和下游落差很大，垂直距离上百米，如山溪的长度愈短则角度愈大，放竹排人的生命危险也越大。他要先在上游用大姆指粗的树藤把用毛竹扎得紧紧实实的竹排筏放到溪中，然后一个人站在竹排筏上顺急流而下，急流中的高低不平山石阻挡快速前进的竹筏，如果放筏人不眼明手快避开水中的山石，就会筏翻人仰，小则皮肉之苦，大则筏散架人骨折。3月的粤北山区还是很冷的，气温接近零度，当时我上身穿抗美援朝时在部队发的棉军衣，下身就穿一条运动短裤，而双脚因为浮肿病连新买的套鞋都穿不进，因此只好赤脚放筏。谁知就在那天这双套鞋也不翼而飞，让比我更穷的山民“借”去了。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咬牙坚持了一天又一天…… 但人的体力毕竟是有限的，超过了极限就会病倒。我终于生病高烧不退，并在左大腿内侧长出了一串水泡，茶饭不思，奄奄一息。好在有一位劳教右派医生，竭力让一位好心的管教队长派四名身强力壮的教养员，把我连夜抬到相隔60里的县城用60万单位的青霉素（当时市场很紧缺）挂瓶了好儿天，才从鬼门关拉回了人世间，但至今左腿内侧还留下120x40mm伤疤没有植皮，新生肌肉高低不平。我当时没有打麻醉针就让医生动手术，护士看了都害怕。我想起三国关云长刀括毒箭伤的故事，就把着医生手中的手术刀，自己动手一刀刀的“修理”了起来，两旁的病友和护理人员都闭上了眼睛。我只有一个心愿——不能死，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绝不能死啊！
下乡杭州萧山钱江农场 1962年1月，我解教回到了原籍杭州，即向中央申诉，不久回答说申诉材料已转回佛山市监委。同年4月，我赴佛山市查询，结果是不了了之。当时我母亲病休在杭，可是杭州当地政府就是不准我落实户口。2月26日那天，我同长庆街道的社会青年—起到钱江农场宁围畜牧场饲料队务农。 1964年初，钱江农场组建基建连，我当时任三排长准备调往外地，是第一批填写“自愿申请表”的人，并于6月去三门凤凰山农场。但到三门后—经政审即被退回原地。 这年的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天，我帮食堂用钢丝车到三四里外的红卫闸拉盈丰船运来的大米。从红卫闸到四区食堂本来只有45分钟的路程，但那天路上积雪有两三尺深，道路又泥泞，空手行走都很吃力，更别说拉着200市斤重的大米赶路了。车轮子拉不动就用手扳，一步一个脚印，直到下午一点才走到，前后整整花了五个小时。这时才发现内衣已被汗水湿透，冰冷冰冷的。 1966年5月，一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动乱开始了。我首当其冲地被挂牌、游街、批斗，苦头吃足自不用说。但我一直都是不死心的！8月，我贴出大字报《在生死斗争面前》。9月，我又贴出《造反的艺术倡议书》，当晚8点30分就被农场红卫兵抄家。 因为抗拒红卫兵抄家，我又被诬为“反对红卫兵革命行动的现行反革命”，开始了数个月的“专政”，除了批斗、游街，还被扒去上衣用竹扫帚狠扫背脊，鲜血淋淋。有一次游街，他们强迫我喊自己是“反革命”，但我却高呼“毛主席万岁！”结果被一帮打手捂住嘴巴，吊在篮球架上。但由于我与群众关系较好，所以还是有人敢于站出来说：“好了，好了，难道你们要他的命不成”！ 9月4日贴出《致党委的公开信》。 9月6日贴出《杂感集》。 10月18日贴出《申辩之歌》。 11月11日贴出《我的公开信》。 11月13日再次遭农场红卫兵批斗，并被抓落头发。 一天晚上八时半，农场四区红卫兵来到宁围，闯进我的寝室检查书报、杂志、诗词、相片的时候，全场各区各队的红卫兵都陆续赶到宁围。他们强迫我跪在广场的石板上，剥光我的上衣用扫把狠扫，直至我的全身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伤痕。 1967年1月11日，我去北京上访国务院信访站，21日我手持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站介绍信离京，回佛山市公安局军管会无产阶级专政小组反映，要求复查甄别处理，经我局初步调查，认为原对我的处理是错误的，应重新作结论。 原佛山水泵厂技术厂长的意见：顾岁荣同志和我—起都在水泵厂工作，当时顾在设计股任技术员，由于工作关系，我和顾接触较多，我觉得顾在政治上有进步的要求，能不断进行自我改造，克服缺点，提高觉悟，工作上也能积极负责，生活上也较俭朴，斗争性也较强，敢于向领导提出批评与建议，在我们的接触中，顾也和其它同志一样，在思想、工作、生话上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从没有发现过对党不满的右派言论，更没有发现过任何破坏生产的行为，完全没有理由把顾岁荣打成右派。
当年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证明原文： 证 明 顾岁荣同志于今年一月，由中央文革接待站介绍来我市后，于三月向军管会无产阶级专政小组反应：他在一九五八年被佛山市水泵厂领导打击报复划为右派分子送劳动教养。要求复查。经我局初步调查，认为原对顾的处理是错误的，应重新结论。 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 1967年5月24日